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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文化思想经历了由“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转折。在这种历史氛围下，一批西式的绅士淑女应运而生，在中国文化思想舞台上独领风骚：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陈衡哲、徐志摩、林徽音、冰心、林语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的现代西化精英，与他们的前辈严复、辜鸿铭、王国维已经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从他们在国外如鱼得水的姿态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尤其是胡适，自留学起就活跃于美国的主流社会，热衷于演讲、旅游、组织学生会，积极参与美国的总统大选，俨然就是美国人的一员，他在给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信中不无得意地称自己比欧美的思想家更加“西方”，胡适这样说：“要是我发现自己假装有什么真知灼见带给西方世界，我觉得那是可耻的。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不思量自难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丁文江在英国整整住了七年，从生活方式到思想，都彻底地欧化，被傅斯年称为“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菁华”(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陈衡哲也觉得跟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一起，比跟中国人在一起更加自在。留东学子虽然身在东瀛，但心在西洋，西化的劲头，比起留学欧美的人毫不逊色，甚至更有过之，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日本，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
       与此相对应，一批前所未有的、洋味十足的“新中国人”在文学作品中闪亮登场：郭沫若笔下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半人半神、古希腊式的抒情巨人，郁达夫的《沉沦》中那位终日沉浸于英国浪漫派诗人的世界，颇以尼采的超人查拉图是特拉自比的中国学子，鲁迅《头发的故事》中那个西服革履、挥动棍子驱逐愚民的N先生，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中那个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崇洋之情、几乎与美丽的“康桥”溶为一体的抒情主人公，冰心的《给小读者》里那位与美国文化风土似乎有天然亲和力的中国女子……其中，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这篇小说从人物、背景到叙述方式，都彻底西化了，假如隐去作者的姓名，俨然是一篇地道的外国小说。然而，此作却是取材于中国留美学子的一段三角精神恋爱的插曲(夏志清认为，小说中的洛绮思和瓦德，原型就是陈衡哲和胡适，胡适这样说自己与陈衡哲的关系：“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舞。”胡适是小说初稿的最先阅读者之一，读后提了许多意见，经若干删改，成了后来的样子。参见夏志清：《小论陈衡哲》，《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9年版)。出于某种顾虑，作者隐去了主人公的中国人身份，将其换成美国大学教授“瓦德”和“洛绮思”。东方学子的生活与情感，就这样不露痕迹地消化在西方文化的密码程序中。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中国人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和立场不能不发生重大变化，尽管此时，守旧势力仍然十分顽强，并且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节节胜利表现出更大的不安与焦虑，保守派领军人物林纾对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妖魔化，乞求“伟丈夫”平定乾坤的无奈想象，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文言小说《荆生》里，林纾虚构了汉中伟丈夫荆生以雷霆万钧之怒，教训了三个以“禽兽之言”乱其“清听”的海归少年，使他们狼狈鼠窜的故事。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莫钬，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分别影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陈独秀和钱玄同。然而，这除了证明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还能说明什么呢?总之，到了激进的海归知识精英领导历史潮流的时代，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和思路发生了根本逆转：既然“全盘西化”被视为惟一的救国之道，令人担忧的当然就不再是“以夷变夏”，而是能不能真正的“以夷变夏”；如果说此前对“假洋鬼子”的抨击是取“大中华”立场的话，那么如今对“假洋鬼子”的批判，就是站在“世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的立场，以“真洋鬼子”为标准，揭露其假冒伪劣的本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五四精英全力以赴引进西方文化、抨击假冒伪劣的时候，他们却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民众眼中的异类。于是，一个彼此错位的三岔口形成：中国民众眼中的“假洋鬼子”，是那些洋装短发、里通外国的汉奸；封建保守派眼中的“假洋鬼子”，是那批“以夷变夏”的士林败类；而西化精英眼中的“假洋鬼子”，则是那些不学无术、趋炎赴势、蝇营狗苟的文化泡沫。在这个错位的结构中，民众与封建保守势力结成同盟，使西化精英们陷于孤立的境地。
       “假洋鬼子”一词首出鲁迅的自叙传小说《头发的故事》(1920年)，记述一位名叫N的前辈先生在双十节那天对“我”发的牢骚，其中谈到清朝末年的剪辫之祸——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
       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
       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已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倒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地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站在西化知识精英的立场，描写民众与所谓“假洋鬼子”冲突的小说，揭示了中国第一代西化知识精英与民众的悲剧性对立关系，抨击了民众的愚昧，与此前同类题材的小说形成了鲜明对比。鲁迅后来发表的《孤独者》(1925年)，进一步发展了《头发的故事》，读了令人悚然。留学海归的魏连殳，因思想的异端、行为的特立独行而不容于s城，甚至连本家的人，都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一个“吃洋教”的异类，魏连殳在封建保守势力的压
       迫打击下，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最后只有以灵魂的麻痹，进而肉体的死亡求得彻底的解脱。孤独，是这位先觉者内心世界的最好写照。
       然而，鲁迅的思考并没有停留于此，一年以后，发表了《阿Q正传》(1921年)，其中又出现了“假洋鬼子”。然而此番登场的，不是N那样的海归文化精英，而是纨绔子弟钱大少爷。这次，鲁迅在批判愚昧麻木的阿Q的同时，锋芒指向投机革命的钱大少爷。
       《阿Q正传》中，钱大少爷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革命风暴逼近未庄之前，阿Q与他在路上撞见。从阿Q眼里的假洋鬼子身上，也仍不难感受到作者对钱大少爷嘲讽的态度。鲁迅的高明在于，通过阿Q的眼光，既揭示了中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心态和对现代文明的蒙昧，又画出了钱洋鬼子的外部特征，可谓一石二鸟。
       第二次，革命风声刮到未庄，赵秀才闻风而动，主动与钱大少爷联手革命。这次是直接描写，不动声色的文字里包含巨大的杀伤力，让人看到了辛亥革命过程中触目惊心的另一幕：乡村的土豪劣绅与“新党”勾结，随心所欲地糟蹋革命。这里鲁迅只用一个细节：砸毁龙牌，抢走宣德炉，揭露了钱赵联手的这场“革命”的本质。
       第三次，钱大少爷控制了未庄的局面，成了革命首领，而阿Q想要革命却无门路，无奈中，只好去找钱洋鬼子“商量”——
       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Q便怯怯的进去。他一到里面，很吃了一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阿Q轻轻的走近了，站在赵白眼的背后，心里想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党也不妥，或者就应该叫洋先生了罢。
       洋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地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这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图，令人喷饭!时髦的假洋鬼子，露出了江湖术士的真
       面目，这场“革命”的闹剧性，由此得到清楚的揭示。
       有人仅凭表面的某些相似，依据鲁迅的自传体小说《头发的故事》，断定钱大少爷是鲁迅的同类，鲁迅对钱大少爷是“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还认为是毛泽东“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权威性论述，误导了人们对“假洋鬼子”的认识。如史建国《鲁迅与“假洋鬼子”》一文(载《书屋》2004年7期)认为，受毛泽东一言九鼎的论断与周作人的旁证的影响，《阿Q正传》中本来应当肯定的“假洋鬼子”，成了批判的对象。文章论证鲁迅与“假洋鬼子”的“同党”关系，主要证据是鲁迅自叙传色彩较浓的《头发的故事》与《阿Q正传》中涉及钱大公子的一些描写，从同样的留日、剪辫、被安上“假洋鬼子”的骂名、拄洋手杖，得出《头发的故事》中的N就是《阿Q正传》中的钱大少爷。基于此，作者大胆发挥：“鲁迅对于这位钱大公子是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的。不管怎么说，这位钱大公子在当时即使算不上时代的精英，至少也应该是一位受到过现代思想浸染的新人，真心也好，投机也好，和阿Q们相比，他更能理解革命的真谛，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因此，他“理应进入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描写的画廊”。这种看法完全无视文本自身的叙述，对鲁迅的思想也缺乏整体的把握。文学创作中，作家调动自己人生经历中的某个细节，化入对自己厌恶的人物的描写，本属正常，根本不能作为对号入座的依据，更何况《阿Q正传》是一部严格意义的虚构小说，而《头发的故事》却是自叙传；而最重要的是，《阿Q正传》中的钱大少爷与《头发的故事》中的N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如果说前者是投机革命的文化泡沫，那后者就是中西合璧的精英，时代的先觉者，两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在鲁迅笔下，讽刺此类“假洋鬼子”的描写时有可见，比如：不学无术的高老夫子模仿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名字，将自己姓名改成“高尔础”(《高老夫子》)；穷得养不活妻儿，连张安静的书桌都不具备的文学青年，煞有介事地虚构西方式的“幸福的家庭”，享受铺有雪白台布的豪华午餐，而点的美味，却是中国的“龙虎斗”(《幸福的家庭》)；“流氓加才子”的叶灵凤的生吞比亚滋莱、活剥路谷虹儿(《上海文艺一瞥》)；留美博士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博士论文(《致台静农》)；还有道学家四铭购买高级洋皂背后的龌龊心理(《肥皂》)……在《杂论管闲事》一文里，鲁迅这样写道：“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对留学生回国后的充大，鲁迅更是反感，吴稚晖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留学生好比是面筋到西洋那大油锅里去一泡，马上就蓬蓬勃勃胀得其大无比，在《不是信》一文里，鲁迅也使用过“到国外去炸大”这一“今典”，讽刺那些不成才的留学生。
       然而，鲁迅对这类“假洋鬼子”的抨击，又有自己独特的背景和角度。应当说，对一般青年幼稚的崇洋行为，他是持宽容的态度，而对那些骨子里腐朽反动的赶时髦者，如高老夫子、钱大少爷之流，鲁迅才表现出真正的厌恶，特殊的人生经验和童年记忆，使他对中国文化的黑暗面有着特殊的敏感，对“全盘西化”的现象保持着悲观冷竣的眼光，他对这类“假洋鬼子”的抨击，基本上锁定在这个批判视野中。
       西方的好东西，一到中国就走样，变得恶俗不堪，这对一贯主张“拿来主义”的鲁迅是莫大的反讽。鲁迅对钱大少爷这种令人扫兴的文化怪物特别厌恶，原因不外乎此。其实，在鲁迅的眼中，钱大少爷与阿Q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说阿Q身上积淀了中国人固有的劣根性的话，那么钱大少爷身上除了中国人固有的劣根性，还加上西方文化的垃圾或者渣滓。出于人道主义情怀与民粹主义的时代氛围，鲁迅对被侮辱被损害的阿Q表现出更多的怜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对钱大少爷这种挟洋自利、作威作福的投机分子，则毫无同情可言。显然，鲁迅是以西化精英的孤傲姿态，对中国人的不可救药的“国民性”作绝望的批判的，而中西共有的文化垃圾，正是这种“国民性”的另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