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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从文学史和文化史角度切入中国游民及其文化的研究，已近二十年了。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增修版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为建立“游民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理论框架。
       学泰声明，“本书不会介入现实中的具体问题”，这是他学者的本色和自律。然而，作为读者如我，却不能不从切身的经历和所处的现实，来体会(如果不说是印证)他的一些论述。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先后参加过甘肃的土改和河南的“四清”。在发动群众中，总是少数“贫而不农”的人，比真正的贫农、雇农更早、更“勇敢”地站出来，习惯叫作勇敢分子；在斗争过程中，经常不受政策约束，为泄私愤或谋私利做出过火行为的，也往往是这些“勇敢分子”。
       这使人想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那些“革命先锋”的表现，恰恰是阿Q在土谷祠中的梦想。毛泽东奔走革命，当时未必读过鲁迅笔下的这个人物，鲁迅在1918年也不可能预见到八九年后的湘江风云，两段文字，互相对照，却暗合如此。当时曾想，阿Q如有缘适逢其会，该也会扬眉吐气，不再是只想弄个“柿油党”徽章戴戴的小角色了。
       但这想法不敢公开。因为那些“革命先锋”与成千上万的农民一起，打着“农民运动”的革命大旗，据说“站在他们对面”反对他们的人，把他们叫“痞子”，从而说农民运动“糟得很”，便都赢得“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之名，我们岂不也只得跟着赞道“好得很”，以示与反革命派划清界限吗?
       鲁迅并没给阿Q作结论，但鲁迅在其他的地方说过流氓，说过青皮、无赖，我们自己也在城镇上见识过“泼皮”、“混混”式的人物，不禁由此想到《水浒》中人，想到历史上冠以“农民”字样的革命、起义、暴动，想到那队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构成，但思路也就到此中断，因为不能不想到这是被主流史学认作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把这些古往今来的革命主力同阿Q的形象联系起来，岂不是亵渎神圣吗。
       不但对涉及群众性的“运动”者，就是对单独的个人，我们也不大好径称某个形象、某个人为“流氓无产者”了，因为这虽也是列入“经典”的成分，但“无产者”毕竟是正面形象啊!
       “文革”以后，逐渐打破了一些禁区，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开始听到了不同的议论。我也思路渐开，一眼看看古时，一眼看看现在，不免从“流氓无产者”想到“流氓有产者”，从“劫富济贫”想到“劫贫济富”，等等。几年前，读到学泰这本书的初版，他梳理了中国流民、游士、游侠的传统，厘清了游民、江湖等概念，对于宋代以后过剩农民和过剩士人形成的隐性社会，游民意识的传播和影响，以及游民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游民化，都做到了有论有证。读来，有豁然开朗而心明眼亮之感，一些从前零碎的印象、感受，仿佛得到了索解的钥匙。
       记得前几年有人初访香港，曾问导游：“黑社会在哪里?”他以为像红灯区一样有迹可循。我想，这位老实的游客如果听得王学泰有“江湖”之说，也许会问：“这一片江湖在哪儿?”似乎可以用一句“江湖”上的俗语回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从学泰揭开的帷幕一角，我们可以看到，有游民处有江湖。游民是这样一个庞杂的存在，就每一个体来说，主要是从农民和其他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失地农民，各种“无恒产”者，流落于城乡之间，甚至游走天南地北，从事手工业，卖苦力等杂活，卖艺，“车船店脚牙”以至医卜星相，还有一些不正当职业；他们中，有自古所说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老实干活的，也有古代游士羞与为伍的“鸡鸣狗盗之徒”，压根不事生产，专擅坑蒙拐骗的。就这一群体来说，没有可称“家业”的稳定的经济生活来源，生计维艰，他们游离在体制之外，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他们渴望改变现状，抱有学泰所说的发迹变泰的“美丽的梦想”，然而只能寄希望于某种缥缈的机缘，所谓“莫道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那往往是指社会危机的时刻，出身于游民层的枭雄人物，振臂一呼，煽起非理性的情绪，形成一股冲击社会秩序和现行统治的破坏性力量。
       这样的社会存在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就是游民意识吧。在游民层中，不一定每个人都一样，在平常时期和非常时期更会各有不同，然而，大体上可以说，他们一身之外无长物，在社会上别无可以仗恃的，于是崇尚暴力，所谓“朴刀杆棒”是他们“保卫自己、争取生存和反抗社会的武器”，不惜以死相拼，生死相去咫尺，不像“有恒产者”那样珍惜生命。他们更不珍惜别人的生命。他们对社会的反抗，会轻易流于不择手段，杀人放火，弄到玉石俱焚。
       个体的游民自知势单力孤，世世代代传袭的说法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因此除了崇尚暴力外，他们还自发地趋向组织化——秘密会党，帮会，会道门(这都属于那时的黑社会)，从黄巾军到白莲教，以至太平军、义和团，都夹杂了神道设教，装神弄鬼；其目的无非号召众人，破釜沉舟，跟着造反，人多势众，无权而有势，进而可以暴力夺权。造反意在夺权，比剪径夺财更高一筹，用现代话说，是从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身在元权无势无财也无知识可言的底层，眼睛向上看去，向往的不可能是什么健全的社会制度，崇高的革命理想，保护并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归根到底是一句千古名言：“彼可取而代也!”这说出了千古造反队伍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纲领。李逵也说过，“打到东京，夺了鸟位”云云，无非要把梁山泊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挪到东京汴梁城去罢了。有人说，造反就是革命，这就是游民的“革命”观。
       到得这时，就不是一般的团伙了。大大小小的游民群体，在某种时势和气候下，产生了自己的政治代表，这是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或是会党的掌门，或是武装的头目。他们以“三国”、“水浒”一类评话传说中的人物为榜样，以其中的哲学和策略为先例，打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等旗号，其实多半是自行其道，劫富而不济贫，有时还对平民百姓一板斧齐头砍去。组织起来的游民(不管组织程度怎样)，再也不像分散的个体的游民，他们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其势如暴风骤雨”，其领袖人物甚至周旋宫府。一介乞丐的薛平贵，“光棍一条”，为找生活出路，走了投军一途，得了“功名”，跻入主流社会。群体的薛平贵，拉起自己的队伍，其中的首领便有了讨价还价接受“招安”的本钱，实现从底层向上层的流动。从造反起家到招安归顺，从反体制的英雄到朝廷的鹰犬，其间充斥着朝秦暮楚、过河拆桥、有奶便是娘等诸多投机、叛卖的勾当，“忠”、“义”也者，只是旨在“勿令天下人负我”的说教，要求下对上、人对己的律条。梁山“好汉”的聚义堂上，分金银何尝平等；洪秀全在太平军严令禁欲，他自己没人天京就有了多少“后宫佳丽”!
       到了实现从非主流到主流的转换，那些流氓出身的枭雄，从弱势转为强势，从隐性社会走上前台，对“内”对“外”，如旧皇朝一样施用硬暴力和软暴力，而除少数既得利益者外的一般游民，才发现他们做了为新皇朝奠基的石料夯土。这就是中国两三千年不断改朝换代，而社会生产和人文制度长期停滞不前的秘密。
       学泰书中还说到“游士”，是科举时代“过剩”的读书人。我倒想起一个近年来在历史题材的说部和影视中颇为走红的人物，就是杨度，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上“过剩”的士大夫、读书人。不同于俄罗斯十九世纪末的“多余的人”，他原是有志做“帝王师”的，“帝王师”做不成，一日无君则惶惶然，于是曾列名向袁世凯劝进的筹安会六君子，早年就以此知名。他的思想应该是主张皇权专制的主流体系，但他忽而投靠杜月笙门下，忽而秘密加入共产党，竟与战国时的纵横家游说列国异曲同工。他曾有诗云：“市井几人识国士，江湖容汝做诗人。”孤立地看，句是好句。但这位杨先生却没回到李义山所谓“永忆江湖归白发”的那个“江湖”，而是闯到另一个——首先是杜月笙的“江湖”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这个深受主流文化儒家传统熏陶的读书人，归到中国游民文化里去的缘故。
       游民这个阶层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拥有巨大的潜力，并且曾被利用，组织起来，其惊人的力量远超过隐性社会，而改变过显性社会的版图和颜色。正是因此，游民意识形态，游民的思想作风，不可能不播散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不仅在乡里草根，市井平民中，而且渗透到知识界以至上层建筑的代表人物中去。就如官场中的团伙习气，称兄道弟，不是至今当局三令五申，也难杜绝吗?有一位高级领导，长期从事地下斗争，四十多年前当他预感到变生不测时，曾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恳切地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他的“朋友”、“同志”都不能救他于“反党集团”的灭顶之灾了。至于今天发生的同僚相残，副职雇凶杀正职，正职雇凶杀副职，不一而足，是不是属于游民文化问题的残余影响，我已经说不清了。
       我不是做学问的，读后有感，拉拉杂杂，就此打住。而“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篇文章，无疑应该继续做下去——理由用不着多说了——这是我要在这里向学术界表达的殷切的期望。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王学泰著，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版，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