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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2006～2020年)中专门考虑到要在高校中培养科学传播人才，近几年科学传播的话题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问题都有讨论。“科学传播”是科学、技术、医学、农学、工程等传播的简称，我们称“科学传播”，并非有意排斥技术传播等等，确实只是为了叫起来方便。
       有人讲，“科技传播”的叫法比较全面，“科技传播”比“科学传播”好。其实未必，如上所述，科技传播也不够全面。正如“中国科学院”也研究技术但没必要改名“中国科学技术院”一样，在“科学传播”标题下也可以做“技术传播”。
       科学传播大致分两类：科学共同体内传播和大众传播。相应地，科学传播有四个典型的模型，第一个是针对科学共同体的，后三个是针对普通公众的。
       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传播适用于“同行评议”模型，相当于传播学中讲的“把门人”模型，只不过在这里是科学家同行自己做主，一般不涉及新闻检查。“同行评议”制度指的主要是关于某一领域的科学问题，只有相关的同行专家说了算，研究论文是否应当发表，要同行评议后才能决定。同行评议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虽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目前还看不出有比它更好的替代办法。依据科学的“保守性原则”(牛顿就曾表述过类似的原则)，当无法提出更好的替代理论、办法之前，原来的理论、办法依然有效。这个模型只直接涉及科学家及相关科研管理部门，广大公众与此无直接关系。下面我们不再讨论这一模型。
       一、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
       最近几年，我们曾提出并完善了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的三阶段说。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有反思的(reflective)科学传播。
       传统科普，通常称为“科普”，它建基于小科学之上，塑造和传播的是科学神圣的形象，科学家个个都是“圣僧”：公正无偏见、追求绝对的真理、不计个人得失。它设定了科学在上、公众在下的认知与价值的双重鸿沟。公众不但在认知层面不如科学家，在道德操守和社会贡献方面也远不如科学家。
       科学究竟是什么，它应当是一种什么形象?可以从不同的层次、角度去阐释，如科学家的科学实践、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政治学等等，各有长处也各有盲点。
       “公众理解科学”(PUS)相对于传统的科普，当然是莫大的进步，中国迄今没有走完这一步，估计至少还需要30年。但是，这个被看好的“公众理解科学”本身也有问题。首先这一概念有许多模糊之处，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中文翻译就颇令人犯愁，中国科学传播界不断有人将它理解成“让公众理解科学”，“让”字不知从何而来。当然，所涉及的问题决不只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在英语国家，对这个词组及它代表的“运动”也有许多问题未曾深入讨论。科学技术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后，“科学共同体”就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纯学术上特别是纯认知意义上的思想者共同体，虽然科学本身确实比较特殊，它对认知的强调超出了所有其他事物。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当然有自己的职业利益考虑，这与科学本身是否客观、是否绝对特殊、是否有力量等无关。
       什么是有反思的科学传播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界定：
       (1)科学及对科学技术的传播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并非一切称作科技的东西都要传播以及都能传播。
       (2)既要关注科学传播的手段也要关注科学传播的内容。“传播什么”与“怎么传播”是科学传播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决不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科学传播不但要传播传统科学知识，还要积极努力传播新科学的观念，同时要处理好普遍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关系；科学传播要努力沟通两种文化、倡导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反思的，也是反省的，科学传播对科学和自身都要有批判精神。科学传播要提醒民众“当心假先知”。
       科学传播有双重任务，而且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张力。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要有破有立。一方面要解构长期建构起来的科学的神圣性、绝对客观性、绝对正确性的画皮、神话，另一方面要在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框架下弘扬真正的科学精神，勇于追求真理，尽可能全面地传播科学技术的知识、历史、思想、技能、方法和社会影响(包括科技的不确定性、有限性、风险、负面影响)等。
       三个阶段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先后，但主要还是一种不完全的逻辑分类，也可以称它们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某种“理想类型”。
       二、科学共同体立场的不足之处
       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学界对后两种立场不加区分，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根本差异。于是，有的人讲科学传播的发展过程时，只提两个阶段：传统科普阶段和公众理解科学阶段。而我们则从一开始就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局限性，不把后来的发展放在“公众理解科学(PUS)”这一题下讨论。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出台《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并不仅仅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为整个英国或者整个世界提出如何做好科学技术普及的建议。实际上它是在民主社会中科学界对日益增强的外在压力的一种响应，它是科学共同体中有识之士思索之后主动出击、试图做好公关的一种努力。当然，客观上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报告所提出的理念相比以前有了进步。此报告的许多提法，也迅速得到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和认可。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与其说是为了应对潜在的认知危机，不如说是为了应对已有所显现的科技活动所引发的社会危机。
       “科学共同体”在传播科学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动机、视角以至立场。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把复杂的科学活动的某些“喜闻乐见的”侧面展示给公众，这与商业公司推销产品本质上是相似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家与资助商之间的利益关联也使得以科学家为主导的科学传播有时背离真相。科学共同体呼吁社会各界对科学知识、科学过程作更多深入细致的了解，抬出来的面上的理由无非是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如1985年的报告就反复提及大英的国家竞争力)，但事实上首先是科学家自己的利益。科学共同体通常不敢坦然地宣称自己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独立的额外的特殊利益追求。公开考虑利益、研究利益并不丑陋，这比暗渡陈仓、偷梁换柱要光明。在科学传播大系统中，处于与科学共同体同层次的主体还有军火商、医药公司、跨国集团、财团、各种社会组织等，相应地它们也均有自己的独特立场。立场不是一切，但否认立场或者掩盖立场一定是别有用心或有难言之隐。
       科学共同体的立场属于中层，其上有国家或超国家多国集团，其下则有个体公民。科学共同体处于“夹板儿”之中，但板的上层对其约束较大。在我国，板的下层几乎对科学共同体没有任何约束力，这也是社会呼吁科学家做科普效果甚微的原因之一。在我国，科学家不面向公众做科学传播，也不会受到来自公众的任何压力，丝毫不影响他们获得下一轮资金资助。
       科学共同体的立场与公民的立场或人文的视角在许多场合是一致的，但也经常有冲突的时候。这一方面需要强势的科学共同体不断作出解释(即做好各种意义上
       的科普)，另一方面双方要通过协商解决矛盾，不能以某一方不懂科学技术为理由而拒绝协商。正如环评问题中“愚昧的”公众有权参与环评工作、出席听证会一样，在科学传播系统中“愚昧的”百姓也有权不断提出自己的疑问，不知道科学、误解科学不只是或者根本就不是百姓的错。
       从立场上来分析科学传播，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科学传播的政治学维度，毕竟科学传播不仅仅是有关认知的，也涉及社会正义、平等、民主等观念。“政治正确”、“科学代表真理”之类宣传所起的舆论导向作用是有限的。但我们也要时刻牢记社会学大师韦伯的提醒：正派的教师不应在讲台上只灌输某个立场，选择权要留给听众自己做出。
       三、公众参与科学
       2007年伊始，国家环保总局、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十一五”时期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强环境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监督权”；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积极引导、规范环保志愿者、环保民间组织有序开展环境宣传教育、环境维权、参与环保行动”。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活动，也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实际上环境问题本身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科学技术、技术评估、风险评估。
       科学传播的国家利益归根结底要通过具体满足人民群众的近期与长远利益而实现。离开民众的利益谈科学传播，就脱离了实际，置科学传播于无源之水的境地。民众既有接受科学的权利也有不接受科学的权利，事实上也如此，科学传播做得不好，民众可能宁愿选择鬼神迷信。虽说科学的时代地位决定了它有一定的“势能”，好比一个钢球举到一定高度松手后它会自动砸下来，但是对于中国社会，这个势能实在太有限。仅仅依赖于科学的势能并极力宣扬这种势能的伟大，无异于鼓励懒汉式的科学传播。
       我们早先的科学传播观念是单线条自上而下灌输，上面是有科学技术知识的科学共同体或者科普专家，下面是无知的百姓。这对应的是“欠缺模型”(也译作“缺失模型”)，系统中基本上没有反馈，因为民众的意见是无关紧要的。它的前提假定之一是，公众是无知的，欠缺科学知识，不应当针对自己的需求提出特殊的科学传播要求，更没有资格对科技政策说三道四。但是现在这种模型已经逐步让位于“与境进路”。这既与科学形象的变化有关，也与科学素养的新提法有关，更是民主制度的内在要求。这些变化也可以从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及2000年英国上议院发布的《科学与社会》报告中看出。联合国1999年通过的《科学与利用科学知识宣言》阐述得更为清楚，明确指出科学家必须主动向公众传播科学，并且公众有参与所有科学的权利。
       经常有人抱怨百姓不喜欢科普，科普期刊无人订阅，科普图书发不出去，却很少有人仔细想想我们做了什么努力，如果先假定百姓无知，那么百姓凭什么就一定得重视并喜欢科学?
       科学传播要“降神”。米兰·昆德拉曾写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仿此，可以讲“科学不能承受之重”。因为科学太重要了，我们常常赋予它神性，并以为科学由于其势能就可以自动流下、自动传播。这是错误的，错误地估计了时代的多样性和民众需求的多样性，同时也低估了与科学竞争的其他文化成分。
       科学传播要，告别神话，放下架子，把自己的目标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形成共鸣。当前，一方面可以说公众远离了科学，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科学失去了公众。相对于前者，后者更可怕，说明我们在失职。最终科学是依靠公众“供养”的(纳税人支付了科学事业的全部开支)，新一代科学家也要从公众或者公众的子女中诞生。科学失去了公众，国家利益也就失去了根基。有些舆论习惯于指责公众科学素养低下，不愿理睬科学或者不相信科学，却不设身处地从民众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是一种危险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