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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4月下旬某天，我在Minnesota Daily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秋季选课的消息：“跟沃尔特·蒙代尔学习领导艺术和公共服务”。这是政治和治理研究中心开的课。广告上说，选修本门课的学生将研究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在位时处理的大事情，比如中美关系正常化，依托计算机技术的军队现代化，帮助促成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协议，捍卫人权，处理卫生和能源危机，以及建立现代副总统职位任务等，核心关注的是决策问题。学生可以接触并利用一些以前未公开发表的资料，而且蒙代尔将亲自批改作业，指导研究写作。对决策问题感兴趣促使我选这门课。为了使蒙代尔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指导每个学生，只能有12人注册上课，因此需要申请。我很幸运有机会被选中，能够面聆蒙代尔讲美国政治、领导艺术和公共服务。我做了若干听课札记，这里选几篇，与读者分享。
       决策要靠非正式的会面
       9月12日，周二，9·11五周年后的第一天，我8点半多就到了学校，先到图书馆借了蒙代尔传记并提前二十多分钟赶到教室，录像人员已经准备就绪，学生还没有到几个。今天的嘉宾是国家安全顾问和蒙代尔的顾问大卫·艾伦(David Aaron)先生。
       学生陆续到了，教师的西南角桌子上还有服务人员摆上了点心和咖啡，毕竟是前副总统要来了。蒙代尔已经79岁了，并不显老，一头白发梳理得很好，西装革履，精神矍铄，气度不凡。艾伦先生也是一派绅士风度。
       蒙代尔进入了教室，同学全部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很安静。录像师开始了工作。蒙代尔和大家一一握手，学生则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自己。蒙代尔会随时询问一下兴趣专业之类。和每个学生握手之后，蒙代尔坐在正位，大卫坐在他的左边，右边的位子给本课教授Jacobs留着呢。教授还没有到。
       他开始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班的目的和他可以提供的帮助，然后让大卫开始讲他们共事的经历。在他们三人的谈话中我的笔记记下了这样几点感兴趣的东西。第一个是在总统的内阁里，服务工作人员的官僚体系或者科层结构不是问题，位置的多样性和制度的、政治的利益才重要。第二个是把工作人员整合到一起，作决策要靠非正式的会面，总统的决策很是犹豫不决(indecisive)。决策圈越来越小，是个人性(personal)的。第三个是二战后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四个是蒙代尔在任期内做的三件主要的事情：1．全球战略，2．人权进程，3．中国，也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蒙代尔谈到他1979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上午在北京他见到的铺天盖地的标语，却不是迎接他的，而是“西藏”来宾；而到下午全改成迎接他的了，因为献上了厚重的“礼单”。他把和中国领导人谈的各种问题都列成单子(“礼单”)，哪些可以解决，哪些需要推迟，心中有数。这样马不停蹄地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
       蒙代尔笑起来很和蔼，收敛了笑容时却很令人敬畏。大约11点半左右，要结束课了，下课前，教授强调要在周五把每个人的研究题目问题和初步文献资料发给老师。
       打“中国牌”还是“苏联牌”
       9月19日，周二。这次蒙代尔先生来的较早，9:30就到了。今天的任务是每个人都报告自己研究的题目方向。一个人10分钟的时间。
       大家围椭圆桌而坐，按顺时针顺序轮流介绍自己研究的东西。我坐在蒙代尔的左边第二个位置，第一个发言。我研究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蒙代尔作为副总统做出的贡献。蒙代尔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他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再一次说到刚到北京时得到的礼节性接待，和拿出“礼单”后的厚待。他说，当时的情况，他没有把苏联和中国当作一个营垒，而是区别对待的。对于打“中国牌”还是“苏联牌”，他选择了中国牌，实现了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说，可以找两个人采访、提供资料。一个是上次来的嘉宾David Aaron，另一个是Richard Holbrooke。蒙代尔说，档案管里有很多的资料，包括他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秘密谈话。
       杰克布教授让我的关注集中在蒙代尔先生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候的考虑和决策，以及他的重要角色上。在快下课的时候，汉弗莱管理学院院长J.Brian At-wood来了，他也参与过中美关系正常化，当时处理台湾关系签约就是他。课后留的作业是5页的初步研究发现。
       第一个不是“花瓶”的副总统
       10月10日，阴到多云。又到了周二。
       昨天早上9点前，在家里接了蒙代尔的电话，讨论论文作业。他很喜欢这个题目，对我的论文内容提出几点想法。首先是我在第一页上说他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因为当时的卡特·蒙代尔政府被批评无能，为了取得一项成绩才积极这么做。他强调实际上他从做议员的时候，就主张中美关系正常化。其实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然后，我问他当时到北京时看到受到热烈欢迎的某个贵要，到底是来自哪里。原来课堂上他说是“西藏”来的。他又说可能是泰国来的。这是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他曾多次提到，大概耿耿于怀。
       蒙代尔说他对中国的情感是从小就培养出来了。童年时候，在那些住宿在明尼苏达州艾尔摩家中的牧师中，他最喜欢去过中国的牧师。他说：“我父亲是一位牧师，他极力支持教会的世界使命。他对中国很向往，希望我们都研究了解这个伟大古老的国度。”
       今天的蒙代尔讨论班上，请来的嘉宾是吉姆·约翰逊(Jim Johnson)，蒙代尔副总统的顾问和1984年竞选总统运动的总管，也是2004年民主党人克里竞选总统的总管。这两次总统竞选运动当然都没有成功。吉姆也出生在明尼苏达州，政治家家庭背景，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念书，后来在普林斯顿念博士。他一进来，就和同学们一个个握手问候，笑容可掬。
       今天谈论的主要是蒙代尔和卡特的关系，也就是当时突破了历史传统的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的权责关系问题。蒙代尔是第一个有实际权力，而不只是个“花瓶”、“第五个轮胎”(备用轮胎)的副总统。蒙代尔的政治导师是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所以说他受过最好的思维训练。汉弗莱也是明尼苏达人，林登·约翰逊政府(1965～1969)的副总统。蒙代尔和汉弗莱的门生关系开始于四十年代末。当时19岁正读大学的蒙代尔，成为时任明尼阿波利斯市长的汉弗莱竞选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活动的得力组织人之一。此后汉弗莱便成为蒙代尔政治生活中的导师，蒙代尔当上副总统也得到了汉弗莱的大力支持。吉姆认为蒙代尔坚强和进取，工作努力，推动了文件生产机器的行政官僚的工作。他工作的方式不是层级式的，而是和其他人直接联系的轮轴式方法。比如总统卡特和副总统蒙代尔每周一午饭，两人在一起共度时间，讨论任何问题。蒙代尔提到里根的政策错误和竞选成功，以及小布什当下对99％的问题都视若无睹。但是，这些人的竞选成功因素中有积极乐观、阳光、自信，而卡特在这方面就不够。
       我问了一个关于蒙代尔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吉姆认为蒙代尔做出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工作。当时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卡特一蒙代尔政府非常优先考
       虑解决的事情。
       下周二和蒙代尔在明尼苏达历史中心图书馆会面，每个人有10分钟时间单独和蒙代尔讨论问题。蒙代尔把自己的几箱子资料放在汉弗莱中心125房间，我们可以去查看。
       成功的1979年访华
       这次课在明尼苏达历史中心图书馆上。由于周二图书馆开门时间是12点，所以课安排在10月17日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蒙代尔请大家一起吃了午饭。2点15开始下午的会面访谈。我是第二个，还挺紧张的。讨论之前，别人帮我们合影，把桌子上的文件和书之类都照上。
       10分钟的时间，我准备的第一个问题是对蒙代尔以副总统身份1979年的中国行提问。蒙代尔总括那是一个很愉快且收获丰厚的访问，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蒙代尔找出他和邓小平在北京的秘密谈话，内容很全。我拿出了另一份谈话和一份午餐谈话。他翻着看了看，还注意到我的阅读记号，录像师还对材料来了个特写。蒙代尔对邓小平的改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评价说邓小平brilliant(英明)，是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和原来的共产主义分开了(break)。邓小平的改革得到了他的同辈老同志的支持，邓本人是个commander(指挥员)。
       接着蒙代尔说，他为1979年访华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邓小平也很努力让他的访问愉快。他去广东、香港等地都有好多高层官员陪伴。他对他本人得到的礼遇和访问成果都很满意。这时候，教授插话，是否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或者事情发生。他认为没想到会是这么好的一次访问。
       我接下去的问题是：蒙代尔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谈到，“虽然我们制度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为此，我们将坚定的和你们站在一起。任何企图在世界舞台上孤立和削弱你们的力量也有悖于美国的利益”。那么这句话是否在向前苏联传递一个信号，因为当时苏联在全球搞扩张。如果必要的话，中美之间是否会结成军事联盟，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北极熊(north beer)。或者蒙代尔在向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传递某种信息，使得第二天对国际问题的谈话更容易和富有成果。
       蒙代尔强调好多人都这么理解，他说这句话中国人明白，是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和交流，而没有任何军事的意义，更没有对苏联的威吓(threat)。我又问是否有给邓小平某种信息，铺垫好第二天的国际事务的谈话。他说邓小平力促他的访华成功。
       这时候教授插话，关于台湾问题，不是和邓小平会谈的主要问题，当时是怎么样的。蒙代尔说，台湾问题，毛泽东就说过，统一起来，可以等，200年也可以等。邓小平也是采取这种方法。
       我的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哪些重要点应该包括在我的研究里。他的回答是：当时访华面临的困难及其克服。
       是做政治，还是为了公共物品服务
       10月24日，周二，晴。今天的嘉宾是卡特总统的内政长官斯图亚特·埃森斯塔特(Stuart E.Eizenstat)先生，他还做过克林顿政府的驻欧盟大使等，多年来一直在高层任职，退职后曾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教书九年。今天的嘉宾主要讲的是政府的决策问题。埃森斯塔特说，总统的治理方式是集权式的，像车轮子一样，还是科层式的，在于两种代表治理制度：代表(delegate)还是委托者(trustee)。什么是内阁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取决于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说，看在决策的时候，是利益群体在发挥作用，还是公共支持在发挥作用。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政府：前者是在做政治，后者是为了公共物品(common goods)服务。谈话中也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卡特总统的决策，是在布津热斯基和万斯对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上有分歧的主张之间进行选择。这使得中美关系正常化极为困难。可喜的是最终还是实现了。卡特作决策，不是通过会议做，而是写文件，阅读大量的资料。实际上，蒙代尔和卡特风格很不同。卡特更重细节，举轻若重；而蒙代尔一般抓大放小，是战略决策，举重若轻。不过，在谈到卡特被批评无能、不负责任的问题时，蒙代尔说，卡特是负责任的。看看事实，现任总统小布什陷入伊拉克，比较起来就知道谁不负责任。但是卡特不够自信，表现在说服人的能力和公共媒体上教育、鼓励国民的信心等方面。这是我记得的蒙代尔在这学期里第二次提到这件事情。
       改革中的中国
       在课余时间我还同蒙代尔先生就中国的改革和中美关系等问题作了一些讨论。
       蒙代尔通过对比，对改革的中国取得的成就赞赏有加。他1979年访华对北京的印象是：那时候的北京几乎没有汽车，也没有新的建筑物，灰暗的街道，一棚棚寂静的自行车，所有的宣传牌都是毛语录，广播里播送着毛语录。然而，经验丰富成熟干练的领导人正在破除陈规拨乱反正，迈向现代化。而现在的中国的巨大变化让蒙代尔感到敬畏：中国日益成为一个活跃的技术性社会，大规模的城市新建筑改变了北京、上海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的面貌。中国人现在衣着五颜六色，款式多样，人们面带灿烂的笑容，新一代的公共官员领导，在国际事务上日益成熟。中国，从一个严酷贫穷的国家开始发展，转眼之间，已经在快速迈向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真是令人惊异，太了不起了!但他表示，他依然认为中美两个国家必须格外小心，中国和邻邦之间也要格外小心，确保这一发展进步是以积极正面的无威胁的方式进行的。中美一定不要再次滑到战争的道路上去。
       蒙代尔先生认为自197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上已经取得了进步，但他依然渴望中美进一步加深两国关系，建立更充分的信任。中国现在是一个大的伙伴，她需要变得更符合一个利益相关的参与者(become more of a stakeholder)，换言之，中国要承担当今世界一定的责任同时享受其利益。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她的协助。在谈到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时，他认为一个强大安全现代化的中国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威胁。他说：“确实，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发展。然而在我们这个有着诸多困难的世界上，中国现在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