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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先生的本行是明史研究，但一般读者对其记忆最深的恐怕还得算杂文写作。这不奇怪，和邓拓、廖沫沙合作撰写“三家村札记”，而后同陷一张巨网的吴晗，其杂文在当代史上意外砸下的印记是如此之深，肯定是研究杂文史乃至文学文化史的人都绕不过去的，以致当下一个也许对杂文关注很少的人，如果一旦以“杂文”为话头，也会不假思索地提到吴晗，提到“三家村”。
       吴晗乃至“三家村”杂文的这种影响缘于何处?首先容易想到的应该是文本本身的魅力，因这三位都是学养不薄的人，笔下多雍容博雅之气。但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很难得到行家的认同了。当代著名杂文家刘洪波先生前几年主编《中国百年百篇经典杂文》，“三家村”中仅仅选了廖沫沙一篇，他后来在回应读者因此而发出的质疑时，直言不喜欢“三家村”杂文，而原因呢，刘先生说是感觉他们的笔太“滑”了，文章写来太过容易。作为一个偶尔也写点杂文的人，我理解并非常赞赏刘洪波的这种“感觉”。为什么“三家村”杂文会让人感觉太“滑”，感觉他们写文章太过容易?就因为他们知识广博，政治、理论水平也非泛泛，所以你给任何一个话题，他们都可以摇笔即来，而且总还有那么一点儿文采、一点儿“意思”，却就是让人读来不够痛快。他们仿佛太有学养和涵养，太追求“中正平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这从根本上说是违背杂文的精神的。
       那么这种种种关于吴晗乃至“三家村”杂文的非议真的能够完全成立吗?我的看法是，只能部分成立，或者说，我们在下这种判断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空界定。因为这几位先生的杂文一度并非此种面目。这里只谈吴晗。
       我手里有吴晗的几个杂文集子：《吴晗杂文选》，1979年版，这是“四凶”落网后别人给他编的一个选本，出版说明中说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辑；《投枪集》，1959年版，不过书中所说都是1943-1948年间的作品；《灯下集》，1960年版，收录1959年的文章；《春天集》，收录1959-1961年间的文章；《学习集》，1980年版，收录1961年8月至1962年8月的文章。认真阅读这几个杂文集，读者当会发现，像《吴晗杂文选》编者那样，将吴晗的杂文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时期，实在是很有道理和见地的。
       吴晗前后两个时期的杂文创作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吴晗前期杂文的数量远远少于后期，主要就是那本不到二十万言的《投枪集》，但我要说，这本杂文集，足以奠定作者在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因为它是“鲁迅风”精神的延续。何谓“鲁迅风”?专家自有专家各种莫测高深的看法，我的理解是，所谓“鲁迅风”，其特质无非两点：一日批判的精神，二日思想的火花。所谓“批判”的精神，由于中国的语境常常误解“批判”二字，所以必须强调“批判的精神”实质就是独立的评判，要求作者不受外物所左右，不被私利所诱引，至少主观上应如此；所谓思想的火花，就是写杂文的人可以不是思想家，但必须是思想者，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批判的精神”确保杂文的锋锐，思想的火花确保作者的高度。
       且让我们读读吴晗的《投枪集》。锋芒毕露是这个集子给人最强烈的感觉。但有锋芒不一定就可以靠上“批判的精神”，因为杂文所要求的批判的精神和市民社会对政论家的要求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说错话，但这说错的话必须是你脑子里的真实想法，是你运用理性思考的结果。《投枪集》中是很有一些充满批判的精神的杂文的，尽管写作那些杂文的时候，吴晗已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知名的左倾者，但毕竟还不是职业革命家，从许多文章中，闪耀光芒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理性。《给士兵以“人”的待遇》，这是抗战中的1944年，吴晗的一声呐喊。作者眼见许多本来应该是卫国之干城的士兵饥寒交迫流落街头，不禁对国家之军事开支、兵役制度、军队腐败发出了层层追问，愤怒地要求揭出一切黑暗的非法的情形，尊重兵士的人权，给兵士以“人”的待遇。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不仅有政论家的问题意识，更有知识分子的人道情怀。《论说谎政治》是一篇名文，当时中国的许多状况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作者举出了许多实例，愤怒而痛心地揭出：“世界上，历史上有各个阶级统治的政治，有各样各式的政治，但是，专靠说谎话的政治，无话不谎的政治，自己明知是谎话，而且已被戳破了，却还是非说下去不可的政治，似乎只有我们的国度里才有……漫天都是谎，无往而非谎。”这样沉痛的句子不能不让人想起迅翁对国人“瞒和骗”的概括来，其锋芒所指，已不仅仅是哪一个具体的政府，而是广及国人的劣根性。在吴晗所写的这批文章中，有不少仅仅标题就已经是一篇好杂文了，如抗战中那篇《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翁而战》，何等精警有力!
       《投枪集》中“思想的火花”也是在在可见的。《报纸与舆论》一文表明，尽管作者并非职业报人，也非传播学家，但他对报纸与民主与国家民族之关系有很深的体察，吴晗指出，“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不知道在吴晗之前，关于报纸的功能还有没有比这更明快畅达的论述?作者转而痛批国统区的现状，“所有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出版地点不同，时间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硬化。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当时国共相争，国民党方面抬出了“法统”这面大旗，吴晗于是论“法统”，这篇文章一般都会认为其倾向性过于强烈，但就是这样的文章中，吴晗还是写下了这样一些光芒四射，即使是自命为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学者也驳不倒的句子，“我们得请教国民党诸公，你们之取得政权，蛮干一党专政，是经过什么样方式的选举?是由谁选举?还是曾经和谁，哪一个政党竞选得胜?人民曾经表示过选择吗?各政党都曾经欣然同意吗?假若都没有，我们不能不抱歉地请教诸公，你们合的是什么法?”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吴晗这些充满“批判的精神”和“思想的火花”的杂文，都是在国统区的报刊上发表的，用吴晗1959年在《投枪集》“前言”中的话，有的还是“国民党官方的刊物”，《扫荡报》甚至“还是军统的刊物”，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正是从这种风险中见出了一个杂文作者的坚韧和胆识。吴晗1959年结集这些文章时，保留了当初发表的样子，特别是经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删改过的，吴晗细心地作了标注，说是“留作纪念”。今之杂文爱好者如果经此知道还有那样一个时代，的确要感谢这种“纪念”了。
       回头再看吴晗1949年后的杂文创作。作者的地位、名气当然是更大了，数量当然是更多了，作者作为“杂文家”的声誉更隆了，作者本人在结集这些文字的时候，也几乎无一例外地称之为“杂文集”，可是在笔者看来，这些文字实际上离杂文已越来越远了。
       吴晗1949年后的杂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控诉旧时代型；二是回首旧事
       型；三是文史小品型。前两型基本又可归为一类，即在通过对旧人旧事的追忆中，作者“觉今是而昨非”。一个旧的时代不是不可以控诉，但杂文明显不是适合控诉的文体，因为它要求作者运用理性，仅有一腔愤火是不够的。那么那些文史小品又如何呢?这应该是吴晗1949年后写得最多也最为人所知的文字。以一个甚有根底的历史学家写文史小品，现在看来，吴晗的确是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其中多数篇什也的确写得既有知识性也有趣味性，还对青少年颇有教育意义，如那篇著名的《谈骨气》。但这样能不能算是杂文呢?坦率地说，其中绝大多数是不能算的，当然我这里用的是杂文的高限，即以“鲁迅风”为标杆衡量，这些为吴晗赢得盛名的文史小品终究只是文史小品，而不是杂文，既没有“批判的精神”也没有“思想的火花”，有的只是从从容容的“博雅”。
       曾经是杂文好手的吴晗却写不出杂文来了，从吴晗的身上正折射出杂文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
       杂文这种文体，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点有二，一是紧紧植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二是与政治的联系总是最为紧密。可以说正因为与政治联系太紧，所以命运也最为多舛，多次面临被取消的窘境。据我所知，在整个二十世纪，杂文的危机先后发生过多次。1942年3月，罗烽在丁玲主编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撰文，感慨于鲁迅先生那把“划破黑暗”，“指示一条去路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而坚持说“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但很快就遭到了批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种观点迅即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1956至1957年，文学界提出发展各种文艺形式和风格，也容许甚至有时还提倡对“人民内部”的缺点进行揭露和批评，杂文的写作问题又一次引起关注。这次杂文写作的恢复，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而告结束。后来还有1961、1962年，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为代表的杂文的复兴和随后而来的被批判，以及八十年代“新基调”讨伐“鲁迅风”……
       现在再看这些关于杂文的争论，窃以为，维护杂文的理由也好，取消杂文的宏论也好，对杂文本身而言，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都从根本上在误读杂文。首先，他们都认为，一个杂文作者不可避免地会有自己的立场，不过取消派认为，一旦杂文作者身处光明而硬要批判，那就是错误的立场，而维护派认为，即使他们批判也是为了更好地拥抱光明；其次，他们都对杂文附加了杂文本身不能承受的功能，不过取消派认为，杂文这柄利剑只能去刺伤敌人，而维护派认为，即使刺向自己，也是为了引起疗救的希望。
       如果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杂文这种文体，认同上述我对“鲁迅风”的概括，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从根本上说，一个杂文作者不会有什么先验的立场，他可能既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既非激进也非保守，他只是他自己。在他动笔之前，也并不是早已打定注意要去歌颂什么、抨击什么，只是某人某事某种现象触动他非写一篇充满“批判的精神”和“思想的火花”的文章不可，如果硬要问他秉持什么准则，那只能是自由、民主、正义、良知等这些人类普适的价值。“杂文作家要养成对黑暗的敏感”，徐懋庸1957年的这句话让人赞叹，因为他依据的正是人生而为人的正义感，在这种正义感之下，他是不会去管这“黑暗”来自哪里的。既然杂文作者不应有什么先验的立场，那么杂文就不会有一个具体的物化的“敌人”，杂文的敌人只是自由、民主、正义、良知等这些人类普适的价值的反面。
       一个真正的杂文作者肯定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若以此为据那么连鲁迅也不能入杂文作者之林了，因为他有明显的倾向性，他有那些为苏联唱赞歌而事实证明完全赞错了的文章为证。是的，的确有许多方面的人以占有鲁迅为急务，不同阵营的人都在说“鲁迅是我们的人”，但鲁迅本人什么时候说过他是准的人?鲁迅只是他自己。那些拥苏的文章也不能成为鲁迅盛德之累，因为即使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也无法保证他表达的任何意见都正确，最关键的是看他表达的意见是否缘于他个人真实、独立的思考。
       杂文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是杂文的悲剧，真正的杂文应该是一种独立性很强的文体。可是这种独立性怎么可能是无源之水呢?没有作者的独立，就决不会有杂文的独立。而过去那些维护和取消杂文的人都是不认同这种独立性的，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打击，殊途而同归。这不奇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杂文的衰落乃至被取消就是必然的了，哪怕还有人给它冠以“杂文”的名目。
       吴晗1969年冤死狱中，杂文也是“祸根”之一。据当年和他一起被批斗、享受“喷气舞(弯腰低头)”的廖沫沙回忆，吴晗深感沮丧和悲愤。一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人，这种悲愤中肯定包含了很大的委屈。也许吴晗至死都没有明白，他那些博雅的杂文究竟错在了何处，当然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悲剧究竟在哪里。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
       然而，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对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似都难与其显要的地位相称。正因此，萧公权先生晚年的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萧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末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了解和细密的笔触，既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也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由是，本书就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美]萧公权著，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