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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种消费行为中，“衣贱人也贱”和“低价无好货”都是很适用的。而且就服装而言，它具有更大的说服力量。不论从爱好或适用的角度来看。“低价无好货”的信条总是把代价低的服装用品认为是劣等品。
       服装不仅具有证明支付能力的职能，还能够表明消费者在满足物质享受以外，可能对有价值的物品作进一步的消费。在效果和满足程度上，对物品的明显浪费可以算是适当的金钱成就的证明，也可以算是一定限度社会价值的直接证明。当然，服装的作用还不止这些，还有影响深远的潜在作用。在衣着上，随意消费不仅可以证明拥有者不是一个依靠劳力来赚钱度日的人，还是财力优厚的证明。作为社会价值的证明，衣着的作用也就大大地提高。为了能够有效地适应该目的，我们应当使一切旁观者一看就知道，穿着这样衣服的人是不会从事任何生产劳动的。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在服装制作上的精益求精已经同它的目的充分相适应，而且也注意到上述附属性的证明作用。对于优美的服饰，我们在仔细考察以后就可以看出，设计者的用意在于要引起一种印象，就是穿着这类衣服的人并不习惯于从事任何实用的劳动。如果在服装上显露出从事体力劳动的痕迹，比如有污损，这样的衣服是谈不上优美，也谈不上合适的。一件整洁的外衣之所以悦目，主要是由于它含有一种暗示，就是一种有闲的暗示，能够说明这件外衣的主人不会接触到任何工业操作。因此，一双锃亮的漆皮鞋，二件洁白无瑕的衬衣，一顶精光耀眼的圆柱体的礼帽和一根精致的手杖，可以衬托出一位绅士的派头，并大大提高他原有的威严。高雅的服装之所以能适应高雅的目的，不仅仅是由于其代价高昂，而且还在于它是有闲的标志，能够表明穿它的人有较高级消费的能力。
       作为使用者摒绝生产工作的证明，妇女的衣服比男子的有更进一步的表现。就这一点而言，男子的大礼帽固然妨碍工作，而式样优雅的女帽却更加明显地使参与生产工作完全陷入不可能的境地。尽显风流姿态的高跟鞋、作为妇女服装特色的长裙，以及其他种种宽衣垂饰都可以表观一种强制执行的有闲，表明她很难从事最简单或最必要的体力劳动。我们喜爱那种贴地长裙的真正原因在于它的代价高昂，在于它能使穿的人步履维艰，使她无法从事任何有用的劳动。当然，留长发的原因也在这里。
       在脱离生产方面，女性的服装不但有着比现代男性服装更进一步的表现，而且还有它所专有的特征，尤其是在服装的某类设计上。在这类设计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女用胸衣。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胸衣实在是对身体的毁伤行为，穿着胸衣的目的是在于降低使用者的活力，使她永远地不从事生产工作。诚然，胸衣足以减损人体美，但它能明显地表现出浪费性，表现出一种柔弱风度，从而使穿着者在荣誉方面有所增益。
       在妇女还是男子财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是她们必须执行的任务。那个时候，妇女既非居于自主地位，而由她们执行的明显有闲和明显浪费的荣誉，当然应当归之于她们的主人而不是她们自己。因此，家庭中的妇女越是奢华浪费，其不生产性越是显著，就越能适应提高家庭或其家长的荣誉这个目的，而她们的生活也就越加值得称道。当这一情况愈演愈烈的时候，妇女不仅要提供有闲生活的证明，而且要使自己对一切生产活动都表现得无能。
       明显浪费和明显有闲是有荣誉性的。这一点使男子的服装不能同女子的服装齐头并进，这也是金钱力量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