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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这一天——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几天之内，北京和华北一带都余震不断。就在那一天，我得知唐山大地震后，立刻从太原赶回北京。一来我不放心我的父母和哥哥，想回家看看他们的情况；二来我想借这个机会和中央电视台方面的负责人见面，毕竟我已经毕业，急待分配。当我到家时，才知道哥哥出事儿了。
       我在山西还挺纳闷，我哥哥本来经常给我写信，后来怎么就不来信了?我有时候会给家里打电话，但当时没有私家电话，电话只能打到街道，由街道的同志跑到你家里帮你叫人。我每次问我父母家里的情况时，他们就说都挺好的，他们也怕影响我的毕业分配。
       回家见了父亲和母亲，我就问：“我哥呢?”这时候已经瞒不住了，我父亲才说：“你哥哥被抓起来了。”从我父母的角度而言，他们确实不希望我知道这件事。在我刚回来的时候，我父亲还说“你怎么回来了”。一方面北京地震余波未平，还比较危险；另一方面就是怕我哥哥这件事，影响我的分配和心情。然而事已至此，不影响是不可能的了。在那种情况下，想进中央电视台肯定是不行了。本来我也只是和人家取得了联系，人家虽然对我比较感兴趣，但中间仍然要过很多道关。现在我已经成了“反革命”的家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于是我没再跟父母或任何人提这件事，也没再和中央电视台联系。委托街坊四邻帮我照看父母，我就只身回了山西。从山西回北京的时候还是满怀希望，一团热火，而从北京回山西的时候，却是失落和绝望。
       在我返回山西后的第三天，中央电视台就派了两位工作人员到我们街道作外调。两位都是女的，一位叫哈国英，就是日后意大利甲级联赛转播的导演；另一位叫王宗智，是位老导演，现在已经去世了。两个人到街道一了解，说我已经离京回山西了，她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给我们写信，提出了愿望，我们也觉得他的条件不错，结果到了北京，反而没有和我们联系呢?”这才知道我哥哥的事情。本来哈国英和王宗智是希望看看大家对我家里和个人有什么看法，但我哥哥的事情也让她们感到很意外。她们回去将情况作了汇报，台领导认为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只能放一放，现在想调进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这个时候，我正在山大挣扎，希望能够调回北京，进人中央电视台。本来事情的眉目已经在我毕业前夕越来越清晰，我就没有再像其他同学一样，努力想办法分配在太原。但是突然的变故，让我措手不及。等我回到太原的时候，太原的位置已经被占满。我平时和大家处得都不错，在我有困难的时候，总会有很多萍水相逢的人来帮助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想留在太原已经极其困难了。
       当时帮忙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山西省体委竞赛处的处长，叫郑孟壁。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深交，就是我在大学期间去播音的时候，和他打过不少交道。他因此对我的印象不错，觉得一个来自北京的学生，工作上勤勤恳恳，为人也不错。在我毕业的时候，他也曾经帮我找过他们的领导，希望我能够留在山西省体委。但是由于种种阻力，想跻身到各种关系很复杂的事业单位里谈何容易。
       还有一位，是山西省电视台的美术编辑，叫黄克毅。我们也是在运动会上结识的，他比我大十来岁，但非常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彼此的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他希望我能进山西电视台，成为一名体育播音员。但当时电视台还没有专职的体育播音员和解说员的概念，有人就说：“孙正平说体育行，可播新闻什么的不行。咱们这儿一年也播不了几场球呀。”另外我是外来户，占一个留城名额，没有硬后门、比登天还难。总之，他们不希望我进去。几年之后，我调到了中央电视台，黄克毅又见到省台的人说：“你们大错特错了吧，当时没有要小孙。否则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有体育转播的时候也可以用啊。”结果那些人说：“是啊，正因为我们没要，他才能去中央台呢，要不然他就埋没在这儿了，一辈子说山西话了。”
       这些都是萍水相逢、邂逅相遇的朋友，彼此之间只是靠一种感觉，靠真诚去善待对方。大家都觉得你不错，都愿意给你帮忙，没有任何报酬和目的。不同的时期，我都能遇到这样一些好人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给我最需要的帮助。所以我总觉得自己运气不错。有老人说：“没见你两眼之间有颗痣吗?那叫二龙戏珠，吉人自有天相呀。”但愿它能伴我一生好运。
       当时我想留在太原的梦想早已是空中楼阁了。我的档案从山西大学诃回了运城地区，又回到了稷山县，但县中学教师的名额都满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即使有，我一个毫无关系的北京知青也留不下来。我只能分配到离县城15公里的翟店公社中学去当体育老师。在运城地区等待分配的时候，我心情沮丧，内外交困，加上吃了一些街摊上不干净的东西，突然发烧，浑身无力，连站都站不住了。几位准备各奔东西的同学心急如焚，非常仗义地集体退票留下来送我去医院。一位同学费力地推着自行车，其他同学一左一右扶着我去医院。当天刚下过雨，路过一个水塘，老大哥彭毅背着我蹚过水洼时，轻易不流泪的我感动得不禁热泪盈眶。经医生检查，我得了中毒性痢疾。我的人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可能进中央电视台，直线坠落到稷山县翟店公社，即使我再想得开，也难免有些愁云惨雾。
       在我卧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毛主席逝世了，那一天是1976年9月9日。到了10月，我哥哥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刘毅，和我哥哥一样很喜欢古典诗词。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大妈，您知道么，‘四人帮’被抓起来啦!我是听外国广播说的，你儿子孙正一保证没事儿了，应该很快就会放出来。”果不其然，只过一两天的时间，消息就公布了。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一眨眼的工夫，乾坤倒转，我哥哥不但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还是一位反“四人帮”的战士，是一个英雄人物了。
       我身在翟店公社的中学教书，心却一直在北京。我哥哥已经平反，让我内心又一下燃起了进入中央电视台的希望之火。我又开始提笔给中央电视台写了封信，在信里我写道： “因为家里的变故，让我对于来台里工作这件事一下子绝望了。但是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我哥的事情已经不成为一个阻碍我进中央台的障碍了。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不知道中央台是不是已经有了新的人选，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实现我自幼的夙愿和梦想。”
       信寄走时间不长，人家马上回了信。只是一封很简单的回信，说现在台里的领导层也在更换，我的条件和情况他们都了解了，希望我继续坚持和努力。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会和你联系的。”于是我在翟店公社中学继续教书，心里日夜盼望来自北京的消息。这时我哥哥给
       我写来了一封信，看了我哥哥的信，我在稷山翟店公社中学一边教书，一边暗自等待机会。1977年的8月，中央电视台终于和我取得了联系，问我能不能去一趟北京。他们希望现场观察我一下，虽然我曾经托人带过录音带，但人家要我当面录播，看一看真实水平，以防你弄虚作假。我怀着希望回到北京，现场试录了足球、篮球各半场比赛，排球比赛试录了两局。
       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三场比赛的情况。足球赛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队对澳大利亚队。我坐在中央电视台转播室里，老导演张家诚拍了拍四喇叭录音机说：“成不成这可是关键啊。”我记得很清楚，最后澳大利亚队5比4获胜，球迷大呼过瘾，我也异常兴奋。
       排球赛是在首都体育馆进行的，由中国队对罗马尼亚军队，当时是中央电视台曾经担任过解说员的李浩陪同我一起去的。他人很和善、淳朴，还告诉我怎样练口部体操：据说他在大学期间，曾竞选过校长，有利条件之一是他和贝利握过手。当时的中国男排云集了汪嘉伟、沈富麟等名将，中国队打法先进，被称为“魔鬼快攻”、“B快攻”。中国队最终3比1获胜，我解说了其中两局。
       篮球赛是北京队对香港队，是在北京体育馆，下午进行的比赛。香港队相对较弱，但北京队猛将如云，其中有最佳后卫黄频捷、篮下“魔术师”张卫平(现在是我们NBA篮球的转播顾问)，我也是解说了半场。
       几场比赛的录音，我自己基本满意。至于我的条件是否具备，是否有发展潜力空间，只有由中央电视台的领导层来定夺了。面试和录完音之后，我再次回到山西稷山，一切又恢复了往常，了无声息。
       那时候我每天都在往北京的方向张望。我觉得运气就在身边穿行，不知道何时转机会出现。在现场广播方面，我一直没有停下来。因为在大学几年的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知名度和人际关系，仍然有很多活动和比赛找我去作现场广播工作。每一次出去都须向学校领导请假，还要安排别的老师给我代课，但我总想抓住这种锻炼机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转播解说能力。
       记得有一次，尼泊尔男排到大同与山西队比赛，虽然水平不高，但毕竟是体育文化交流的国际赛事。大同属于晋北地区，我在稷山，属于晋南。但省里面仍然觉得我搞广播这么多年，用我比较放心，就把我从稷山调到大同去作广播。还有一次，北京军区男篮获得了全军第五，到山西来和山西省队比赛。省队的负责人说：“我们的运动员都在外面，需要_二个星期后才回来。”结果没想到，人家就说在山西境内打巡回赛，提出一星期后再到太原与山西省队打比赛。这下省队没有理由拒绝比赛，最后省体委也把我从学校调到太原去现场广播。我记得当时场面火暴，能容纳三千人的体育馆足足坐了四千人，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场地边上也坐了两三排人。篮球在山西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当时北京军区队在全国联赛中刚拿了第五名，队中的年轻球员李玉林后来成为八一队和国家队的主力，他的儿子李克现在也成了八一队中的一员。李玉林在比赛中几次大力扣篮，让观众们大饱眼福，毕竟在当时的比赛中，扣篮实属罕见。最后山西队大败，不过赛后观众很满意，都说看得过瘾。
       一眨眼又是两年过去了。到了1979年，我从稷山翟店中学调到了太原市铁路一中，算是进了铁路系统。对我而言，第一是能够回到太原，进入省城所在市，生活上会有一些变化和保障，铁路系统各方面的福利待遇也相当好，寒暑假回北京探亲可以免票；第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进人中央电视台的希望，从省会调北京，显然会比从公社往北京调更方便一些。得知我回到了省会，家里人都很高兴。
       但在内心深处，我一直不甘心放弃调往中央电视台的愿望。首先我哥哥已经平反，另外中央电视台虽然没有和我再联系，但也没有给我下最后通牒。我一直想，如果人家跟我说“你也别努力了，在那儿安心工作，我们这边已经有新人选了”，那我也就死心了。1979年10月，我再次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信，就是想告诉他们，我已经队稷山调到了太原。工作上虽然有了变化，但我的夙愿和梦想一直没有改变b而且我一直在努力，坚持练声，同时也在坚持参加各种各样赛事的播音活动。我请山西电视台的黄克毅同志将我这封信重抄了一遍，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这封信真的起了作用，两年之后，当我调进了中央电视台填写职工表格韵时候，体育部的一位同事拿着我填的表就去找了张家诚主任说：“你看小孙这字，跟原来写给咱们自荐信上的字不同呀!”这封倩是这样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部领导：
       我叫孙正平，今年28岁，预备党员。1968年12月从北京到山西稷山插队，1973年考入山西大学体育系，1976年毕业后，回原插队所在县工作，现在调到太原铁路一中任体育教师。这次给您们写信，算是毛遂自荐吧。
       我十分喜爱体育实况转播这项工作，对张之老师的实况解说很钦佩，经常收听模仿，特别是在山大体育系上学期间，我曾多次被借调，参加全国省市各种球队比赛的宣传工作。1971年山西省还批准将我从稷山借到太原，参加了尼泊尔排球队访晋的裁判和宣传工作。在领导和一些同志的支持鼓励下，也曾进行过一些现场实况转播的录音，得到同志们的好评，使自己更加热爱这项工作。
       我平时坚持学习有关体育的专业知识，留心体育报刊，收听收看体育节目的转播，同时注意锻炼自己口头语言的表达能力。后来在来太原参加分区赛的教练员运动员推荐下，我也曾经利用寒暑假期到北京中央电视台录音，有关领导和同志对我的实况录音解说基本上是满意的。但因为当时还没有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受极左思潮的干扰，再加上电视台已从大同调了一名青年(现在已经离台去上学)，致使此事未成。但我并未灰心，仍然注意利用各种机会提高自己的实况解说水平。
       最近我们曾到北京观看第四届全运会，并且观看收听了多场实况解说的比赛。我认为自己在音质、口头语言、临场表达、专业知识等方面可以和目前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几名年轻播音员媲美(对目前除了宋世雄以外的几位播音员)，我十分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并且能够比那几位青年在播音方面干得不差，甚至更好。进而我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的想法是，如果领导可以考虑借调我到北京试一试，我愿意接受各方面的考察鉴定。我认为这是符合任人唯贤的原则的，是于国家有利的好事，所以恳请你们做一个伯乐。我决心努力登攀，不辜负领导和观众的期望。
       给您们百忙之中添了麻烦，静候你们的来信。
       孙正平1979年10月
       就在这一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主任叶慧和人事处主任赵群来到了太原铁路部门外调我的情况。我记得，在一个雨天的下午两位主
       任与我见了面。他们用不紧不慢的语气对我说：“现在还没有最后定，也没办最后的关系，在你拿到调令之前一切都不能算数。我们现在只是对你感兴趣，这边对你的反映也不错。我们回去将这些情况向领导汇报，你在这儿还要安心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
       从1979年他们来太原外调，到1981年我正式调进中央电视台，中间又隔了两年。两年里他们要一层一层地报批，而我这里也不能再出现任何偏差和节外生枝的事情。我一没有背景，二没有后门关系，最后两年的苦苦等待，让我度日如年。那时我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调成了，我就实现了一生的夙愿；如果不行，我也摔个跟头买个明白。好歹我还在铁路中学教书，还有两个寒暑假可回北京，而且坐火车不用花钱，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归宿。
       1981年的2月，在我三十而立之年，经过长达五年的执著追求和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调令——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电视体育播音员。那一瞬间我真是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从17岁到30岁，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山西度过，十几年来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酸甜苦辣一起涌上了心头。是啊，我怎能忘记稷山的父老乡亲，怎能忘记太原的老师和同学，还有那些素不相识、萍水相逢，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当我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要收拾行装离开的时候，心中的难舍之情油然而生。学校的领导和同事为我饯行，既有恋恋不舍之情，也有对我的良好祝愿。马校长笑着说：咱们学校出了两位名人，一位是国际象棋大师叶江川，一位就是未来著名体育播音员你了，我们为你们高兴，铁一中为你们骄傲。为我从稷山调往太原起关键作用的太原铁路局工会主席张忠奇风趣地说：“为你调动忙前跑后费了不少劲，可刚调来又要走，不少人埋怨我说你瞎忙活啥?可要是真为国家输送个人才你们怎么骂我都值了。”我的大学同学、室友张宏雷对我说：“正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干，别给咱知青丢脸，我相信你会闯出一番新天地，你一定能成功。”我所教过的体育班学生也为我赠上寄语：“您是我们的骄傲，也是山西的骄傲。当您在北京获得成功时，别忘了还有您教过的山西学生在为您加油喝彩。”
       离别山西的那天，我与三十多位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同事、老师和同学一一握手，相拥而别。我暗暗发誓：放心吧朋友们，我是一个发奋图强，不甘落后的人；我是一个不忘旧情，知恩图报的人。重任在肩，我一定会不懈努力，做一名合格的中国电视体育播音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