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从少年时期就接触上鲁迅著作，是受了表哥刘光(刘光甫)的影响。他是我大舅的三儿子，比我大5岁。1946年我和弟弟去成都考初中，他在上高中。在我和弟弟报考学校期间和周末和假期回家前后，三弟兄在一起无话不谈。
三哥是进步分子，亲友们都猜测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至少也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三哥很有才气，从小酷爱读书、写作。他写的新诗、杂文，不时在成都的报刊上发表，很受亲友们夸奖。他爱读鲁迅的书，记忆力又好，他曾给我讲解《悼柔石》(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诗，最后一句“月光如水照缁衣”，他说“缁衣”是古代犯人穿的黑色囚服。意思是说：自己以一个反动政府的通缉犯的身份，写下这首给柔石的悼诗，是不会有地方发表的。后来看见周振甫、孔繁荣对鲁迅诗歌的注和诠释(周振甫：《鲁迅诗歌注》(修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孔繁荣：《鲁迅诗歌诠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都没有说出这层意思。我服膺三哥的解释。
1949年，内战阴影笼罩四川。下半年，学校已处于瘫痪状态，学生大多不再到校，教师也纷纷回家。几个家住县城的学生时不时去学校张望，其中除我和弟弟外还有两兄弟。知道他俩正在看鲁迅的杂文，我和弟弟就去向他们借，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一直到1950年学校正式恢复上课后，几个月间，我们从《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读到《且介亭杂文末编》，越读越有兴趣，从此与鲁迅著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读着鲁迅的书，自然想更多地了解鲁迅，只要发现出版物中有介绍和评价鲁迅的作品，总要买(借)来看看。
鲁迅是美术爱好者，1931年他应蔡元培先生之请写出《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晚年他花了很多时间提倡新兴木刻。通过鲁迅著作我接触了版画，并成为麦绥莱勒和凯绥·珂勒惠支作品的爱好者。
我读鲁迅著作并逐渐对鲁迅先生产生敬仰之情，完全是从独立的自由阅读中建立起来的。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才发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由于几十年社会的变迁，让现代青年认识真实的鲁迅，认识到他的伟大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得”，只要按照鲁迅先生所昭示的那条管道(即“纸上声”)，从先生的著作中，是能够理出线索、辨清真伪，看到真实的鲁迅先生的。
我谈谈自己阅读鲁迅著作的体会、心得。
一、从《鲁迅书信集》见鲁迅的真情
鲁迅深知中国文字狱的酷烈，凡因言获罪的人总要抄家。凡抄出的当事人写的东西，不管是否曾经公开发表，只要与当局意见不合，一律作为罪证。所以，鲁迅凡发表意见、抨击时弊之作，要么不写，写了就求尽快发表，产生它的社会效应。
许广平先生对此心领神会，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尽快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拾遗》《
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文学史纲要》等整理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去世后，鲁迅纪念委员会即呼吁先生生前友好献出鲁迅手稿及书信。不到一年时间(1937年6月)许广平就编定出版了《鲁迅书简》(影印本)，共收书信69封。此事一直延续下来，1976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上下两卷)共收书信1381封，到1987年版《
鲁迅全集》出版时，已收有书信1445封(《两地书》不计在内)，近年又有增长，而且有很重要的信件补充。
这是研究鲁迅生前人际关系的重要文献。那时民间的通讯手段以信函为主，《鲁迅书信集》让我们后人得以真实地了解到鲁迅与各种各样的人之间的关系。
像任何人一样，鲁迅给不同的人写信，其言词和态度有所不同。他给某些人写信(大半是回信)是“应付”；而给另一些人写信则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胡风、萧军与萧红，曹靖华、王冶秋都是他畅谈的对象。这里选几段鲁迅先生的信函抄在下面：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原书注：指作家协会]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致徐懋庸》，见《
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5页)
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有功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有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致王冶秋》，见《
鲁迅全集》第13卷，第370页)
六月十六日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而所遇事情，无不倭支葛搭[原刊注：江浙方言，纠缠不清之意]，所谓小英雄们[原刊注：指“国防文学”倡导者，其中不少人原先是年轻的左盟盟员]，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今年文坛上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第一场不过半月就医好了，第二场到今天十足两个月，还在发烧，据医生说，月底可以退尽。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发病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致杨之华》，《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扉页)
第一封是他与徐懋庸的绝交信，自然徐懋庸并非一人，他是代表着一个群体的。从那以后，鲁迅和他们再没有书信往来。所以我们也可把发出这封信的日期看作一条分界线。
第二封说明了是哪些人在攻击鲁迅，使鲁迅不得不强支病躯公开予以反击。
第三封信是2003年6月才公开的重要文献。为什么这样晚才公开此信?我想可能是信中所涉及的人都已作古，不会再引起什么麻烦了。收信人杨之华是瞿秋白夫人，瞿秋白牺牲后她被组织送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一直和鲁迅保持着联系。鲁迅写这封信时，离去世只有一个月零两天了。看到信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令我震惊，“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足见新英雄们对鲁迅伤害之深。这封重要信函的后一部分涉及瞿秋白的遗著，将在下文补充。
二、鲁迅推重陈独秀
毛泽东有句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可是世界上的事没那么简单，偏偏有些敌人反对的人和事，我们也起劲地反对。例如陈独秀，他是中共的创始人，在1921到1927年间长期担任中共总书记，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19年6月、1921年10月、1922年8月、1932年10月，陈独秀先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四次[王观泉在《新闻选择的法眼和良心——关于陈独秀第五次被捕》一文的题目中指出，陈独秀有过五次被捕，
然而没有开列具体日期(见《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3页)。我取胡明说，他开具了陈每次被捕的具体日期，虽然我并不完全赞成他对陈独秀的评判。参见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评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最后那次被捕后被判刑，整整关了五年。他成了国共两党共同惩治的对象。我们再看这期间鲁迅对陈独秀的评论：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03．05，见《
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无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忆刘半农君》，见《
鲁迅全集》，第6卷，第71-72页)
前一段里，鲁迅先生公然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贡献归功于陈独秀的催促。后一段里，鲁迅以文学的笔触，将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帅——陈独秀和胡适之，做了风趣而又不乏深刻的对比。在鲁迅笔下，陈独秀是那样心胸坦荡、光明磊落；胡适之则富于睿智、深谙权变。十分明显，他是倾向于陈独秀的。
当鲁迅写这些文字时，陈独秀早已成了共产党的叛逆，国民党的阶下囚。而鲁迅先生对这样大的变故，视若不见，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地坚持自己的交友之道。这就是鲁迅，真正的鲁迅。
三、鲁迅友直瞿秋白
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开始于1931年10月，鲁迅正在为曹靖华译《铁流》一书的出版操劳。大概从茅盾和冯雪峰口里知道了一些瞿秋白的情况，于是鲁迅邀请瞿秋白翻译格·涅拉陀夫为《铁流》写的序言。瞿秋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很得鲁迅欣赏。在曹靖华译《铁流》的《编校后记》中，鲁迅历数搜寻毕斯克列夫木刻的困难之后，笔锋一转，写道：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少一篇好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遗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读者倘将这和附在卷末的《我怎么写(铁流)的》都仔细地研读几回，则不但对于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帮助的。(绥拉菲摩维支著，曹靖华译：《铁流》，鲁迅：《编校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2页)
在此期间，瞿秋白细读了鲁迅翻译的《毁灭》后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这封长信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充分肯定了鲁迅组织并且亲自参与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名著的伟大意义；第二部分与鲁迅探讨翻译之道，这一部分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第三部分里，瞿秋白单刀直入，集中提出鲁迅译文中的九条错误。并且以第八条为例，剖析了错误之所在。然后写道：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地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般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可是，他又紧接着抓住一个例子，把批评更加展开，最后归纳为：
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关于翻译的通信》来信，见《
鲁迅全集》第4卷，第370-379页)
瞿秋白比鲁迅小十八岁，他们之间没有见过面，这是他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率直与真诚。更值得赞叹的是鲁迅对这封信的态度——三周后，他给瞿写了长篇回信。瞿在来信中称他“敬爱的同志”，他在复信中称瞿“敬爱的J．K．同志”，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后，使我非常高兴。”他阐述了自己对于翻译的见解，也对瞿秋白批评做了回答：
临末，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按：后面讲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错误，略)在你未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关于翻译的通信》回信1931．12．28，《
鲁迅全集》第4卷，第379-386页)半年后，鲁迅将这两封信以《关于翻译的通信》为题，收入《二心集》，公诸于世。依我看，正是这两封信奠定了鲁瞿友谊的基础。
虚怀若谷，从善如流，闻过则喜，这就是鲁迅，真正的鲁迅。
1932年春，鲁瞿第一次见面。9月1日鲁迅夫妇第一次访问瞿秋白；14日瞿秋白夫妇回访鲁迅。从1932年11月到离开上海去瑞金前，瞿秋白曾经四次到鲁迅家避难。鲁迅亲笔书一副古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瞿秋白，瞿秋白则为《鲁迅杂感选集》写了序言。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非常看重瞿秋白的论文，“闲谈中有好几次微笑着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对瞿秋白的杂文，鲁迅的评价是：“尖锐，明白，‘真有才华”’，但也指出它“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等等的意见。”(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左联’时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瞿秋白罹难后，《鲁迅书信集》中有十多封提及此事。摘录几段：
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
喻。(《致曹靖华》，见《
鲁迅全集》第13卷，第132页)
《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就是德文译，也比中译好，有些形容辞
之类，我还安排不好，只好略去，不过比两种日文译本却较好，错误也较少。
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致
萧军》，见《
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9页)
从去年冬起，数人集资为它兄印译著，第一本约三十万字(皆论文)，由
我任编校，拟于三月初排完，故也颇忙。此本如发卖顺利，则印第二本，算是
完毕。(《致曹靖华》，见《
鲁迅全集》第13卷，第293页)
从这几封信函中可以看出：事出之后，鲁迅营救不得，忧心忡忡。“人给你杀掉了，但作品是杀不掉的”。鲁迅决定以出版译著的方式表达对杀人者的反击和对烈士的纪念。他熬病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编印出版了这部《海上述林》，“托内山先生寄到日本印成”。鲁迅先生不仅亲编亲校，设计封面、装帧、题签，而且连广告也亲拟。全书670余页，玻璃板插图9幅，佳纸精装，皮脊麻布面，金顶，当时国内的出版界还出不了这样高档的书籍。鲁迅说：“这一本书，中国书没有像这样的讲究的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氏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引自《十年携手共艰危》，第12-13页)
人谁无朋友?谁人能找到鲁迅这样的朋友?瞿秋白能交上鲁迅这样的朋友，何幸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