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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舞与神乐署的功能
       歌舞乐队陈列坛前，乐工62人，乐器有编钟、编磬、琴瑟、搏拊、柷敔、壎、篪、箫、笙、笛、应鼓；歌工12人，协律郎1人。文武舞生各62人，引舞各2人，舞师2人，共130人。文舞生左手执翟右手执籥，武舞生左手执干右手执戚。随指挥舞文德之舞与武功之舞。歌舞乐队共205人。
       所谓乐工就是演奏员，歌工即歌唱员，舞生即舞蹈员。协律郎就是乐队指挥。皇帝在每次跪拜的时候都要歌舞乐齐发。乐曲歌辞基本上是固定的，如没有皇帝要求更改，将使用很长时间。祭天九大程序的核心就是初献、亚献、终献。三献当中都伴有乐舞。其他程序只有乐歌而没有乐舞。《周礼》讲天子乐舞八佾，八佾实际上就是8队每队8人的64人的方阵。武工舞左干右戚，干就是木杆，戚就是戚扬，形状类似于斧钺，较小较短。文德舞左翟右籥，翟就是山鸡长尾羽毛，籥就是管箫。
       在古代，乐不是寻常欣赏娱乐意义上的音乐。古人把声音之道与政治相连，赋予“乐者，心声也”的含义，而取其和的象征。声音如不纳入音律节奏，是混乱而无序的，难于让人忍受，因此，只有全体臣民的心声跟从同一音律、节奏的指挥，才能奏出和谐的乐章。实际上，官方重视的乐是礼乐，把自己看作是音律与节奏的制造者与指挥者，让民众来习惯顺从它的节奏，从而创造大一统的和谐秩序的状态。《明史乐志》说“君心和，六合之内无不和矣，是以乐作于上，民化于下。”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乐舞生平日在天坛神乐观里教习，每逢祭祀需要，先期在此演习。皇朝祀典，必设乐舞，乐分四等，九奏、八奏、七奏、六奏。每奏时伴歌伴舞，歌于堂上，舞于堂下。舞列八佾，分文武两舞。神乐观由太常寺统属，专事神乐。神乐观建于永乐迁都之际，清乾隆八年改称神乐所，二十年又改称神乐署，直至清末，性质功能未变。有人以为神乐观是明清两朝国家的惟一音乐学院，不妥。事实上，神乐观教习的乐舞生只是专为吉礼祀典预备的，而不涉及其他。中国人神俗两途的观念由来已久，为不亵渎神灵，不可能将神、俗之乐混用。相比之下，人世间更离不开音乐，俗乐比神乐使用得更多更频繁，朝廷庆典诸如大婚、宴飨、朝仪等嘉礼仪式，虽然同样需要乐工助兴，却不由神乐观训练提供，而由教坊司预备，“凡祭祀用太常寺乐舞，凡朝会宴飨等礼用教坊司奉銮。”终明之世一直如此。清袭明制。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乐署。乾隆七年设立乐部，下设神乐署管理神乐；和声署管理俗乐，提供朝廷诸如朝会、宴飨等喜庆典礼音乐。而宫廷之乐则由内务府掌仪司中和乐处管理，亦曾名为南府，后又更名为升平署；皇帝仪仗乐队由銮仪卫、旗手卫校尉管理。两部门亦同时听命于乐部，直至清亡，各类音乐的服务对象未见混淆。因此，决不可未详察其历史沿革就下结论，向人们传递错误的信息。
       祭天的政治文化意义与雍正皇帝的继位问题
       上述简单介绍了祭天程序，在此引出一个没完没了的话题，就是所谓的雍正皇帝继位是否合法的问题。其实，发生在康熙末年皇四子胤禵代皇父祭天之事，远比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更为重要。以皇子身份代表生命垂危的皇帝祭天的政治文化价值和皇位传承伦理价值，决非委任大将军之职所能比拟的，从中也可以体会到四子胤禵比十四子胤禵更受皇帝的器重。古代皇朝一直尊崇君权神授与代天行政，因此，能够在国家最隆重的祭天仪式上，代皇父向天行礼祈福，实在是众人瞩目的朝廷大事。不能不说康熙皇帝这一决定多少透露了他想传位给哪一位皇子的信息。
       雍正继位是否合法的问题探讨以及广为流传的民间演义，与其说是对雍正皇帝的特殊关注，倒不如说是康熙末世储君未定，促发了人们想探个究竟的热情。即使雍正皇帝是清白的，也注定不能享受像其他历史有为之君那样的美誉。人们怀疑圣祖遗诏的真实性，是因为他具备销毁、制造、更改先帝文件的能力。历代宫廷政变都离不开这样的手段。无论雍正皇帝怎样表白，都会被判定成“欲盖弥彰”。在两难两可之间，摒弃游移心态，走向挑战现实与传统道路的自证其说，常常是今天学术创意的立论方式和人们看待历史的心态。
       然而，胤禵代父祭天这件事很难否认。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七日，皇帝病重，从南苑行围之处回畅春园，十日，命皇四子胤禵恭代祭天。胤禵随即住进南郊斋所斋戒，因为他不是皇帝，所以不能住在天坛斋宫，只能在天坛找一别院作为斋戒之所。十三日，康熙皇帝病情加剧，急召皇四子胤禵回畅春园，紧接着又召在京的其他成年皇子，安排后事，随即逝世。虽然人们可以假设雍正皇帝拥有制造更改毁坏先帝文件的机会与权力，可是，代父祭天是一件在朝廷上公开的人尽皆知的大事，无论如何也无法凭空捏造。
       流行的雍正非法取得皇位之说，大都认为皇位本应属于皇十四子(初行次为二十三，皇四子胤禵的初行次为十一)胤禵。康熙皇帝一生共有55位女人，生育了35子、20女。起初子女按生日先后排序，由于前期子女夭折者多，所以后来以存活下来的重新排序。变成24子10女。
       为了证明康熙皇帝已有意选择胤禵为储君的猜想，人们常常援引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授胤禵抚远大将军之职出征西北，平叛策妄阿喇布坦事件加以说明。不错，抚远大将军出征仪式的恢宏庄严和在军中拥有的权力，确能证实皇上对皇十四子的眷顾与重视，但这并不等于就是立储的仪式。同样或相似的职务在康熙二十九年七月，还授给过康熙皇帝的二哥裕亲王福全和五弟恭亲王常宁。当时，噶尔丹叛乱深入乌朱穆泰，以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时年十九岁)为副手，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军出征。出师送行仪式在太和门举行，皇帝亲自出席赐印，并送出东直门。可见胤禵大将军之职在康熙朝也不是绝无仅有的。
       其实，任命皇子与宗室王公作为军事统帅率军出征是清朝的传统。回首满洲兴起之初，从太祖以家族军事集团统一了满洲各部起，到清军人关底定中原，军事上大都选用太祖子孙作为大将军四处征讨，诸如人们所熟悉的清初八大世袭罔替王爷，功勋就是来自征战，不然也不可能挣下铁帽子王的待遇。康熙即位以后发生战争仍旧沿用这一方式，直至雍正朝才起了变化。其后历朝诸帝在遇到战争需要时，基本上不再任命皇子王公担任统帅。因此，康熙五十七年授胤禵抚远大将军之职，在当时并不是一件能够引起朝野震动的大事，更难与储位人选问题扯在一起。大将军一职是临时的，战争结束，自动解职，印信交还，藏于内阁。
       大军出征，任将送行仪式的声威从来与战争的等级有关，越是关系到皇朝一统大局的安危，任将出师的仪式越可能搞得庄严铺张。这样做是为了威慑叛乱或入侵之敌，同时向世界表明皇朝维护民族疆域一统的决心。胤禵受命出征之际，朝廷为他专门举行了送行仪式，皇上亲临太和殿授予印信，让他使用正黄旗纛，同时赐予弹劾、用人等特权，如此令人称羡的隆遇，归根到底都是策妄阿喇布坦叛乱震动朝野，危及皇朝一统和战争发生在西北边陲，道途险阻需要便宜行事所决定的。从中当然也可以得出胤禵代皇父出征的结论，但若进一步推证成胤禵就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其间的政治文化价值观方面的矛盾，令人难以自圆其说。
       不必另辟蹊径，使用同样的史料，也不难推出胤禵不是储位的候选人。
       胤禵受命抚远大将军驻节西宁，对于他的荣誉与功业来说是幸运的，而对于他与皇位之缘，则无异于流放。康熙五十七年，皇上已是65岁的老人，在预期寿命较低的年代，很难想象这样的老人能够把一位随时要付托大位的人放在那样遥远的地方。一旦发生变故，如何保证继承人及时赶到顺利地登上皇位?皇位空置期，一向是政治危险的紧要时刻，参与宫廷中枢政治的皇子们和心存不轨的权臣，有谁会有耐心等待万里之外的继承人的到来?路途遥远与交通信息通讯条件落后的状况，无异于人为地为继承人设置难以迅速逾越的障碍。胤禵无法做到及时掌握宫中消息，京城与西宁之间的信息传递，也面临着发生梗阻的困难，这种梗阻的发生可能出自无意，也可能就是有意的。即使在皇上刚刚过世的那一刻，立即飞马传书，但信息在路上的时候，有意夺取皇位的皇子，早已完成了宫廷政变。难道这就是一位父皇对自己中意的继承人做出的特殊关爱吗?胤禵是否继承人，决非仅仅突显大将军一职的光环就能确定的。因此，放到历史宫廷政治的情景与情理中观察，胤禵被授大将军一职与皇位继承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如果五十七年授职一事还不能完全证明这一点，那么三年之后，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大将军回京面授机宜，不久又让他返回西北驻地，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胤禵自五十七年十二月出师到六十年十一月返京陛见共三年。三年的时间，胤禵已经创下了足够的功业，拥有了其他皇子望尘莫及的政治资本，如果康熙皇帝果真想把皇位传给他，论理似乎不应该在召之返京以后五个月再让他离京远去，而应留在身边，寸步不离。不要忘记，这时候皇上已经68岁了。清朝皇帝的寿命与明朝相比，清朝十二位皇帝过五十岁的比较多，而明朝皇帝大部分在四十岁上下就过世了。不过两朝享年七十以上的皇帝，只有明太祖与清高宗两位。康熙皇帝在晚年身体状况下降，年龄渐增的状态中，怎么可能非要一再让他选定的继承人到万里之外的地方等待不可?他会有意为顺利传递皇位，故意设置如此难以迅速克服的障碍吗?
       六十年的当政经验和辉煌的文治武功，以这样的睿智与才华，断不会不明白内外、远近、亲授与遗命之间的差距对于一位承嗣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康熙皇帝没有理由为自己选择的继承人设置障碍。除非他本无扶植胤禵继位之心，召京再遣之回西北驻地才顺理成章。相同的史料竟然演绎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彼此势同水火的观点冲突，永远也找不到它的尽头。学术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两种结论冲突的偏好选择，而在于认清康熙末世储君未定所导致后果。古往今来，只要是秘密的东西，永远激起人们猜测探究的巨大热情。
       现存康熙皇帝的满汉两种文字的传位遗诏，当然也会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即使是满文的，也不例外。然而，在当时公开的东西总比秘密的东西，更让人相信。胤禵代父祭天是造不了假的。一位皇帝有能力将秘密严密包裹，却很难把祭天这样的大事，强加到历史头上。如果胤禵没有得到过父皇的代行祭天之命，他费尽心机制造假象，那样做得不偿失，将面对多少只眼睛与多少秉笔直书的文人史家，会付出沉痛代价。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皇位传递上，向来尊崇嫡长子继承制。康熙皇帝当初所立的太子就是他唯一的嫡子，废掉以后，传位自然倾向于长子。康熙末年，在皇长子获罪，皇二子原太子被废拘禁，皇三子行为不检的情况下，命运自然眷属到皇四子头上。因此，康熙皇帝在临终时选择雍正，顺理成章。关于祭天的政治文化意义，皇四子的代父祭天的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康熙皇帝自八岁登基以后，定下郊祀典礼必须亲自出席，无故不派人代行的规矩。如离京生病等原因不能亲临时，则由礼部按常例办理，或遣官代行，决无派皇子代行之例。四十六年冬季天气寒冷，群臣劝皇上派人代行，康熙皇帝还是坚持亲自出席。康熙四十八年，皇帝生病，无法出席，派大学士李光地前去。因此，在他逝世前夕指派皇四子代行祭天，更显出特殊的政治意义。
       明清两朝北京其他主要的国家坛庙的历史渊源
       地坛　在安定门外路东，嘉靖九年建。明初行天地合祭之制，至此始分开祭祀。地坛又称方泽坛，坛制二层，一层面方六丈，高六尺；二层面方十丈六尺，高六尺，每层面砖用六、八阴数，皆黄琉璃瓦、青白石包砌，四出陛，各八级。周围水渠一道，长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宽六尺。内壝方墙二十七丈二尺，高六尺，厚二尺。内棂星门四座，北门外西侧为瘗位，东侧为灯台。南门外为皇祇室，藏神板。外棂星门四座，西门外以西为神库、神厨、宰牲亭、祭器库，北门外西北为斋宫。
       外建四天门，西门外为銮驾库、遣官房，南为陪祀官房。又外为坛门，又外为泰折街、牌坊。护坛地一千四百七十六亩。
       祭地于每年夏至举行。以明代为例，方丘正位为皇地祗神板，配位太祖神板西向。太祖神板在祭日的前一天自太庙请来。第二层，东一坛，中岳、东岳、南岳、西岳、北岳、基运山、翔圣山、神烈山，俱面向西；西一坛，中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天寿山、纯德山，俱面向东；东二坛四海，俱面向西。西二坛四渎，俱面向东。祭礼亦由清晨开始，与祭天的九大程序相同，惟将望燎改为望瘗。祭地时撤下的供品不再放入燎炉内焚烧，而是埋入瘗坎之内，但献给配位的祝帛则仍要焚烧。
       朝日坛　在朝阳门外以南，周筑垣墙，嘉靖九年建，西向，为制一层。坛方广五丈，高五尺九寸。坛面用红琉璃，阶九级，俱白石。内棂星门四座，西门外为燎炉、瘗池，西南为具服殿，东北为神库、神厨、宰牲亭、灯库、钟楼，北为遣官房。外为天门二座，北天门外为礼神坊，西天门外以南为陪祀斋、宿房五十四间。护坛地一百亩。
       坛专为祭大明即太阳之神，祭日时间在每年春分节气的早晨六点，称为寅时，清改为卯时(八点)。皇帝隔年逢甲、丙、戊、庚、壬年亲临，十年当中出席五次，穿的服装是红色的。余年派遣高级文官摄祭。祭时，大明(太阳)神牌西向，礼三献，乐七奏，舞八佾。仪制视天地坛减等。
       夕月坛　在阜城门外以南，与朝日坛越城相对，也是都城建筑中轴线的两翼对称结构的建筑系列的范例。周筑垣墙，嘉靖九年建，东向，为制一层。坛方广四丈，高四尺六寸，面白琉璃，阶六级，俱白石，内棂星门四座，东门外为瘗池，东北为具服殿，南门外为神库，西南为宰牲亭、神厨、祭品库，北门外为钟楼、遣官房。外天门二座，东天门外，北为礼神坊。护坛地三十六亩。
       坛专为祭夜明即月亮之神，祭月时间在每年秋分节气的晚上十点，称为亥时，清改为酉时(晚六点)。祭月隔二年皇帝亲临一次，逢丑、辰、未、戌的年份亲临，十二年当中出席四次，穿的服装是白色的。余年派遣高级武官摄祭。祭时，坛面夜明(月亮)神牌东向，礼三献，舞八佾，乐六奏。从祀之神有二十八星宿，木、火、土、金、水五星及周天星辰。仪制视朝日坛稍差。
       社稷坛　在宫城西南，即承天门至午门一线的西侧，与东侧的太庙相对称。永乐朝建，上层广五丈，下层广五丈三尺，高五尺，四面石阶各三级，上层用五色
       土，随方筑之。坛西砌瘗位。外为祭殿，再北为拜殿，西门外西南建神库，库南为神厨，外天门四座，西门外南为宰牲亭。
       社稷坛专为祭祀太社、太稷之神，每年二、八月上戊日举行祭祀仪式，届时，太社神牌居东，太稷神牌居西，俱北向。后土勾尤氏神牌居东，西向，后稷神牌居西，东向。洪武十年以前社稷分祭，社主用石，形状如锺，高五尺，宽二尺，上微尖，立于坛中，半埋土下。稷不用主。以后将石埋于坛的正中央，只露其尖，祭祀时以朱漆社稷两木主置于坛上，祭毕收藏。皇帝亲临，由午门外西阙门进坛北门东降舆，在导引官的引导下由右门入，至具服殿，更换祭服，然后由拜殿右门出，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皇帝至拜位，礼三献乐七奏。礼毕，皇上返具服殿易服后还宫。
       嘉靖十年，在西苑豳风亭之西，建帝社稷坛，坛高六尺，方广二丈五尺，小砖垒砌，实以净土，周筑土垣。北为棂星门，高六尺八寸。神位木制，各高一尺八寸，宽三寸，上题帝社之神、帝稷之神，俱朱漆质金书。坛南设置石龛用来藏神牌，高六尺，宽二尺。坛西为祭品库、乐器库。坛北树二坊，称帝社街。每年仲春、仲秋(二、八月)次戊日，即祭社稷坛的十日后，皇帝在此行祈报礼，如次戊日恰逢望日(十五日)，则改在上巳日。届时，命文武大臣十二人陪拜。嘉靖皇帝这一复古的行动，并没有被他的继承人坚持下去，随着他离世，便被嗣皇隆庆帝废止。
       在兴建帝社稷坛的同期，西苑还添置了先蚕坛。坛石包砖砌，方广二丈六尺，高二尺，四陛出。嘉靖九年正月，举耕蚕礼。皇帝亲耕于南郊先农坛，皇后亲蚕于北郊，这是农业社会中，皇朝顶级的核心家庭夫妇倡导生产，为众多的男耕女织农户做出的表率。用意再明显不过了。
       山川坛　永乐十八年建，地处正阳门南之西，与天坛相对称。垣墙围绕，周长六里。垣内建有神祇坛、太岁坛和旗纛庙。山川坛正殿七坛：太岁、风云雷雨、五岳、四镇、四海、四渎、钟山天寿山。两庑从祀六坛：左为京畿山川，夏冬两季的月将，右为都城隍，春秋两季的月将。月将即是人们想象出的值月的时间之神。每年仲秋(八月)中旬择日行祭祀之礼。
       嘉靖十一年，将山川坛改为天神、地祇两坛。以云雨风雷诸师为天神；岳镇、海渎、钟山、天寿山、京畿并天下名山大川之神为地祇。另建太岁坛专祀太岁。坛西南有先农坛，东有旗纛庙。
       神祗坛(天神坛)，方广五丈，高四尺五寸，四陛出，各九级。壝墙方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五寸，棂星门六座，正南三座，东西北各一座。坛北设云形青白石龛四座，各高九尺二寸五分。
       地祇坛，面阔十丈，进深六丈，高四尺，四陛出，各六级。壝墙亦方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四寸。棂星门形制一如神祇坛，坛北设青石龛山形三座、水形二座，各高八尺二寸。坛东从祀之神位，山水形各一座；坛西从祀神位，山水形各一座，皆高七尺六寸。
       由于天神、地祇之祀与朝廷的南北郊祭天地之仪显得重复，所以，在嘉靖皇帝过世后，隆庆元年停止了每年仲秋的祭祀。惟太岁坛的祭祀仍旧举行。
       太岁坛在山川坛内东北，中为太岁坛，东西两庑，东为春秋月将，西为夏冬月将，各两坛，南为拜殿。殿东南砌燎炉，殿西为神库、神厨、宰牲亭，亭南为川井，外四天门。东门外为斋宫、銮驾库。嘉靖八年规定，每年孟春(正月)及岁末特祀太岁、月将之神，与享太庙同日。
       太岁、月将、日值、时值都是人们想象的主宰时间的神灵，唐宋两朝尚未列入朝廷正式祀典之内，从元朝开始在太史院举行祭祀，明朝正式列为国家祀典之内。太岁即系木星，古人奉为十二辰之神。《说文解字》说：歲字从步从戊。木星一岁行一次，历十二辰而一周天，就像人走步一样。自子时(23时)至巳时(11时)为阳，自午(11时)至亥(23时)为阴，这就是所谓的太岁十二辰。阴阳家又有十二月将，十二时所直之神，若天已、正罡、太乙、功曹、太冲之类，虽不见经传，却广泛流传。
       旗纛庙在太岁殿以东，建于永乐年间，为皇朝祈盼军事安全，兵器经久耐用的祭神之所。神分为旗头大将、六纛太神、五方旗神、主宰战船之神、金鼓角铳炮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祗五猖等。凡是能够影响皇朝军事行动安全的因素，皆塑造相关之神供奉。神头大将与六纛太神乃是皇帝亲征时的旗帜之神，余者皆为水陆战争时兵器之神。旗纛平日藏于内府，仲秋(八月)，遣旗手卫官员祭于庙，霜降日祭于教场，岁暮祭于承天门外。后停止霜降之祭。
       先农坛　在山川坛内西南部，永乐中建，坛制一层，石包砖砌、方广四丈七尺，高四尺五寸，四出陛各八级。西为瘗位，东为斋宫、銮驾库，东北为神仓，东南为具服殿。殿前为观耕台，木制，清改面甃金砖。四围黄绿琉璃，方五丈，高五尺，南东西三出陛，各八级，台南为耕田，御耕藉位，高三尺，方广二丈五尺，四出陛。护坛地六百亩，供应黍稷及荐新品物。又有地九十四亩有余，每年税额四石七斗有余，折算亩征五合，太常寺同礼部收贮神仓，以备旱潦。又令坛官种一百九十亩，坛户种二百六十六亩七分。嘉靖中，建圆廪、方仓以贮粢盛。
       坛专为祭祀始创耕作于田的人，人们把他称为田祖，谓之神农。祭祀先农与祭社稷同日，都在仲春(二月)上戊日，两者的祈盼内容也相似。祭祀当日清晨，皇帝自宫中起程至先农坛，祭祀神农后，举行亲耕仪式。
       皇帝亲耕耤田，在于为万民做出表率，引导农民勤事农田，又祈求社稷，让收成年丰岁稔。皇上祭神农毕，回具服殿更换翼善冠黄袍，稍加休息，在导引官和太常卿的导引下，来到耕耤位面南而立，三公以下从耤者皆就位。户部尚书跪进耒耜，顺天府官员跪进鞭。在导驾官和太常寺卿引导下，皇上秉耒三推以后，户部尚书受耜，顺天府官受鞭。太常寺卿请皇上复位，顺天府官捧青箱播种。皇上登上观耕台，观看三公五推，尚书九卿九推毕。从耕官员各就位。导驾官同太常寺卿引皇上至斋宫阱座，从耕陪祀诸官叩头，顺天府县官员及老人叩首毕。顺天府官率领农夫继续耕种直至结束。
       太庙　这里所说的庙不同于寻常人们所讲的宗教寺庙，而是专门奉祀本朝祖先及列祖列宗的地方。坛专门敬祀自然界之神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大都是建坛露天而祭，而庙则专门奉祀本朝列祖列宗和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一定要建庙致祭。
       明代的太庙是朝廷祭祀本朝列祖列宗的场所。今人称历史上的皇帝，可以使用多种称谓，姓名、年号、庙号、谥号、陵号等。常见的某祖、某宗即是某位皇帝逝世后，升祔太庙时的称号。
       敬天法祖是历代皇朝遵行的政治原则，表现在国家祀典仪式上，就是敬天在坛，法祖在庙。坛庙之制为朝廷不可缺少的建筑，只有被选为都城的城市，才有机会建造这样的建筑。
       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在承天门午门一线以东，与社稷坛相对，永乐十八年建。前正殿，翼以两庑，后寝殿九间，每间一室。历代主位皆南向。儒学历来重孝，事死如事生，所以，太庙的几席诸器供品齐备，一如生仪。
       嘉靖十四年二月，始分建九庙，改建世庙，次年十一月完工。太庙门殿皆南向，群庙门东西相向，内门寝殿皆南向。所谓世庙，就是嘉靖皇帝的生父的庙祀。
       大家知道，嘉靖皇帝是以兴献王之子的身份入继皇位的。他从湖北进京，一登上皇位，就在朝廷上掀起尊生父朱祜杬为皇帝的轩然大波，历史上称为“大礼仪”之争。最终如愿以偿，在太庙东侧为自己的父亲建起了兴献皇帝庙(后称睿庙)。嘉靖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争议的皇帝。不过他对礼制的浓厚兴趣，直接促成了京师坛庙建设的高潮，也为北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可见皇权与政府决策对一座城市空间结构的决定意义。
       太庙祭祀比较复杂。平日每月都要更换供品，谓之荐新，以时令鲜菜水果及蛋禽、猪、鹿、兔、鱼等按月更换。一年五次祭祀，称之为时享，每年一、四、七、十月的初一日和除夕举行。大致的程序依次为：太常寺卿进铜人，皇帝致斋三日；省牲即皇帝亲自验看为祭祀专门准备的牛犊；在列祖列宗神主及配享亲王、功臣前陈设相应等级的供品。祭祀当天，皇帝在导引官的引导下来到拜位，按迎神，奏中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舞武功之舞；亚献，奏豫和之曲，舞文德之舞；终献，奏熙和之曲，舞文德之舞；徹馔，奏雍和之曲；还宫，奏安和之曲，这一程序递次而行。初献时奠帛，读祝文；终献后，赐福胙，即表示受到祖宗的庇护赐福之义，酒自神主前的供案上，由执事光禄寺官捧至皇帝前饮受。礼毕还宫，乐止。读祝官捧祝文，进帛官捧帛各至燎位焚烧。
       帝王庙　在阜成门内大市街以西。永乐迁都北京，诸祀毕举，只是没建帝王庙以奉祀历代明君贤臣。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十二日，礼部就修建辟雍与帝王庙做出议案，至次年八月完成。庙正殿名景德崇圣殿，东西两庑，南砌二燎炉。殿后为祭器库，前为景德门，门外，东为神库、神厨、宰牲亭、钟楼。又前为庙街，门东西设两坊，额日景德。立下马碑。
       明初都金陵(南京)时，于洪武六年始建帝王庙，奉祀三皇五帝、三王及汉唐宋等朝开国之君，每年春秋致祭。永乐迁都北京以后，由于未建帝王庙，所以在每年春季附祭历代帝王于郊坛，秋祭仍在南京帝王庙举行。嘉靖十一年京师帝王庙建成，遂改在庙内举行。到明朝末年，本庙供奉15帝，正殿中奉太吴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即三皇)，东次间，奉安帝金天氏、帝高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五帝)，西次间奉安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三王)，东进间奉安汉高祖皇帝、汉光武皇帝，西进间奉安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从祀历代名臣32人，分列殿之两庑。清康熙六十一年，供奉帝王增至143位，功臣增至81位。
       皇帝设立帝王庙供奉历代明君贤臣，表明了对统绪连续性和文化继承性的尊重，并没有因为本朝的建立，就竭力抹杀历史，贬损前代之君。历代帝王庙春秋两祭，每年二、八两月的上旬甲日或中旬望日举行。纪念历代帝王属于中祀中从优对待的祀典，由皇帝传制特遣大臣行礼，一般来说，皇帝很少亲临。
       文庙　在京师内城东北国子监之东。永乐初年在元代孔庙旧基上重建。大成门崇基石栏，前后三出陛，门左右列戟二十四，门内东西列舍皆北向。大成殿崇基石栏，三出陛，两庑东西相望。丹墀西为瘗所，正南为庙门，门东为宰牲亭、神厨，西为神库、持敬门。正殿初名大成殿，嘉靖九年以后，曾一度改称先师殿，大成门改称庙门。万历二十八年，庙宇顶更换为琉璃瓦，清乾隆二年改用黄琉璃瓦。
       文庙是专门用于供奉孔子的神庙。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皇朝都把孔子尊奉成为惟一的精神领袖，儒学被奉为治国安民的政治经典与思想宝库。无论哪一个皇朝的开国之君及其继承人，只是充当总祭司的政治领袖和权力象征的角色，似乎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扮演精神领袖。正是如此，朝代虽屡屡更替，改姓换族，但统治的思想模式、政治体制却一脉相承，文化的同一性、连续性经久不衰。精神领袖与思想学说的不变性，减少了统治成本，增加了在同一政治模式中再建新朝的几率，从而筑就了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品格。
       文庙与山川坛一样，也是通行于全国的礼制建筑。在府、州、县、卫凡立学校之处都设文庙，四时释奠于先师。
       文庙祭祀仪式，由皇帝传制特遣于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上香，行三献礼，乐生60人，舞生48人，引舞2人，共110人，即所谓的六佾。文庙祭祀在明朝和清朝光绪以前虽列在皇朝中祀之典，但备受重视，祭日当天皇帝升殿传制，派大臣前去祭祀。有时皇帝还要亲临。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升为大祀。
       汉寿亭侯庙　在宛平县署之东(今地安门西大街)，成化十三年建，俗称白马庙。每年五月十三日，遣太常寺官致祭。蜀汉关羽自蜀汉景耀三年追谥壮缪侯后，历经两晋隋唐至宋初未见显达，从宋哲宗封其为显烈王起，累朝隆崇，万历四十二年秋，奉敕晋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庙祀跻身皇朝中祀。
       关羽是忠义的化身，在缺乏制度法律资源的年代，人们对从一而终，事主任事忠贞不二的品行尤为倚重。无论是谁都极其希望交往的对方表现出对自己的忠心。所以，不管官方还是民间，都自愿创立了许多关帝庙。从京师到地方关帝庙林立，也许是各类庙宇中，数量最多的。清朝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发展。
       堂子 堂子祭天为满洲旧俗，入关之初，即在长安左门外玉河东岸南侧择地修建堂子。正中面南飨殿五间，上覆黄琉璃瓦，汇祀群神。前为面北的拜天圆殿，中设神杆石座，稍后两翼分别设立六行，每行六个杆座。面北第一排为皇子，第二排为亲王，第三排为郡王，第四排为贝勒，第五排为贝子，第六排为镇国公辅国公所用。均面向北。东南为三间面南的上神殿。祭祀内容庞杂，以元旦拜天、出征、凯旋的仪式最为隆重，届时皇帝必定亲临。其次有月祭、杆祭、浴佛祭、马祭等，由朝廷派官员出席。月祭，每月一祭，除了正月需要占卜择吉日外，其他月份均在初一日举行。月祭祈求的是生命健康和子孙永年。杆祭，即立杆大祭，三月、六月的初一日，或二、四、八、十月的上旬择吉日举行。杆系松木，长三丈，直径五寸，祭祀前一个月，采自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树梢留九层枝叶，以下修成架杆状，运至堂子，祭前一天树立在石座上。浴佛祭，四月八日是释加牟尼的诞辰。届时，从大内坤宁宫请来佛亭和菩萨、关帝像举行祭祀。在现代交通产生以前，马在战争与交通方面担负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就像马祭祝词期待的那样，“神其贶我，神其佑我”，让马的体魄健壮，奔驰如飞，同时不被偷盗。一所祭堂容纳了满洲人太多的期望，多少能证明关外民族在发展早期的信仰、迷信的特点。堂子，充分体现清初保持满洲旧俗的心态，与一再坚持的满语骑射如出一辙。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萎缩，到了晚清已变得无足轻重了。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民俗，而不是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