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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经常面临许多选择，每次都让我们必须在对象之间做价值判断。有道据说很有名的选择题是女人出给丈夫的：假如我和你母亲同时落水，而你只能救一个人时，你会救谁?
       这是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疑难，它提醒我们，面对生命历程中“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疑问是令人烦恼的，它实在不容易回答。爱是人类最深切的感情体验，人们总是说爱是人类最崇高最纯粹的感情，但是，很难说爱从无高下之分深浅之分。要想分辨这高下深浅，很简单，让人在声称所爱的不同对象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只有面临这类选择时，我们才不得不在心里衡量对不同人的爱孰轻孰重，才知道爱原来也可以盘算。但这样的选择太过残酷，我们祈祷上苍不要让我们遇上如此痛苦的局面。即令只是遭到这样的诘问，除了回避也别无良策，假如无法回避，就只好说谎，因为无论选择哪一方都意味着对另一方无可挽回的伤害。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可以而且需要遮掩那些足以伤害亲人的真实，假如人生有些不能表白的真话，那么这就算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类。
       只有在极端状况下，我们心里的小九九才会大白于天下。元杂剧《楚昭公疏者下船》就因为营造了这样一个无从回避的极端情境而耐人寻味。这出戏的剧名很直白，它说的故事背景众所周知——伍子胥借兵吴国，大败奸臣当道的楚国。但这出戏的主人公不是伍子胥而是逃亡中的楚昭公。戏里要说的事，是楚昭公阵前逃亡。
       楚昭公不是一个人逃亡，他还带着妻儿兄弟，一行四人。剧情很紧凑，直切主题。一行人逃到江边，面对滔滔长江，风急浪高，“脑背后闹烘烘的起军卒，眼前面翻滚滚野水无人渡”，好不容易发现江边还有条小船，楚昭公恳求梢公，“你道是船儿小难装载，则要你量儿大救俺家属，早早的过长江无间阻。”梢公听说这逃难的是自己国家的君主，就铁下心来要爱一回国，于是一咬牙一跺脚，同意为他们冒险摆渡。船到江心，风浪一阵紧似一阵，梢公那点对国家君主的忠心马上打了折扣，他连连叫苦，“我说不载不载，您强要上这船来，还开不得半里，早风起了，你看这泼天也似的大浪，可不苦也……风浪越大了，船儿又小，渰上水来了也!不着亲的，快请一个下水去，才救得一船人性命。”
       戏由此进入最残酷的情节，楚昭公必须判断同船的亲人之间哪位比较地“不着亲”，以此决定让哪位下水。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楚昭公没有一点点要自我牺牲的意思，除他之外，谁都可能被抛下水以救全船人性命，或许还要除开梢公。这里人们容易忽略的是，虽然这是楚昭公的选择，但对于被选择的其他个体却也是同样严酷的考验，而无论是由谁下水做牺牲，生者都必然要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就像人们在赞颂黄继光、董存瑞的英勇牺牲时，其实并不会完全忘记他身边的战友，有些人还会有意无意地将眼睛斜向这些英雄的伙伴，让他们恨不得时间倒流当时冲上去牺牲了的是他们。只有在讲台上号召官兵们向英雄人物学习的首长们不需要内疚，他们坦然地用充满鼓励和希冀的目光看着台下的官兵，因为再极端的状况出现，也不能让讲台上的首长往上冲，就像楚昭公不必去考虑自己是否应该下水。
       昭公根据同船人和他的亲疏关系，决定弃谁下船，这就是《疏者下船》这个剧名的来源。在昭公做这残酷选择之前有个重要铺垫，那就是逃难路上，妻子曾经主动劝昭公，“后面吴兵追得至近，你休顾俺子母们，你和小叔叔则逃您的性命咱!”昭公不肯，他说是“俺这妻子似瑟和琴，弟兄如手共足”，哪个都不能抛下。然而船行江中，遭遇险情，必须有一个人下水时，楚昭公逃难路上对妻子说的体己话不再管用。没有理由怀疑他对妻儿兄弟的感情之真实，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情义深厚，“兄弟是同气连枝，妻子是多情伴侣。眼睁睁弟觑着兄，悲切切子随着母。”剧作家深知如何将所有的情感压力凝聚于主人公一身，伴随着梢公一遍遍的紧催，弟弟芊旋首先要求下水，“哥哥好觑当嫂嫂侄儿，您兄弟拜别了哥哥，下水去也……哥哥，梢公道疏者下船，您兄弟想来，嫂嫂侄儿与哥哥，正是亲的，惟您兄弟是个疏慢些的，理当下水。”弟弟被昭公揪住不放，这边厢夫人又要求下水，“孩儿，眼见得我顾不得你也。大王，这兄弟同胞共一乳，一体而分，妾身乃是别姓不亲，理当下水。”在他们均主动请难的前提下，楚昭公不能不成为最后的决定者，他对亲疏关系的理解是请夫人“留了婴孩，替了亲叔，救了儿夫”。
       夫人下了水，梢公的话却又一次响起……“船便轻了些。争奈风浪越越的大了。再请一个下水去，还有救哩。”这次争相下水的是昭公的弟弟和儿子，芊旋再次要求赴难，昭公还是不肯；他的儿子开口了，“爹爹，眼见的不亲的是您孩儿呢。”昭公道，“儿也，觑两个是亲骨肉”；弟弟说“哥哥留着侄儿，休绝了俺楚家后代。您则放了手，您兄弟情愿下水去。”昭公答道“兄弟也，我和你是一父母。”然而，风浪中没有两全之策，昭公再次做出的决定是对儿子说，“儿也，你那叔父呵，他和我着痛，我和他着热。你比他还疏……儿也但愿你去水府，往地狱好寻娘去。”昭公先后让他的妻儿送死，终于保住了他们兄弟的性命，他的选择显得太过心狠，但是抽象的好心永远无法面对真正具有悲剧性的场面，我们也不妨站在昭公的立场上想想，在戏文里楚昭公此时真叫“万苦干愁，搅乱心中无计”，非到万不得已，谁忍心令妻儿跳下滚滚江水，谁愿意就此背上终生难以解脱的负疚?
       楚昭公的决定清楚地表达了对他而言妻子、儿子和弟弟三者之间的亲疏。戏的结尾很讽刺地给出了选择的部分理由。昭公兄弟上岸后为避敌兵埋伏分别逃难，其间申包胥依墙而哭七日七夜感动了秦昭公，出兵救楚复国。流亡在外的芊旋也终于回来。兄弟劫后重逢，芊旋手举酒杯说他“吃不下这酒去……您兄弟心下则想着嫂嫂和侄儿哩。”昭公答道，“兄弟，你嫂嫂有。”他请出新娶的继室与弟弟相见，对弟弟说，你那嫂嫂“他身丧在波涛内，名标在书传里，死便死犹存生气，我这里正椒房怕没有结发的妻。兄弟也，当初我弃了嫂嫂侄儿，留得你在，哥哥今日还有嫂嫂，少不得生下侄儿。若无了你呵，哪里去再寻个同胞兄弟。”如果让演员念这段台词，那语气不知道应该是心痛还是潇洒。
       《疏者下船》让楚昭公不得不清晰地分辨出亲人们关系之远近。他的亲疏判断，血缘当然是第一标准，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准，血缘之外或许同等重要的，是相似的亲情重建的可能性之大小。夫人既无血缘又可以再娶，因此夫人的关系是最疏淡的；儿子是亲生的又关系到继承大统，然而儿子失去了还有再生的希望，而兄弟一旦失却，恐怕永远不可能再重新拥有。在这里昭公的妻儿当然没有被看成是有同等生命意义的独立人格，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同时且充分考虑到所有人生命存在价值的视角，除非是天道。天道或许是有的，《疏者下船》里也有天道，但这也恰恰是戏中最无趣的情节——当日江中风大，汉江龙神奉上帝勅令，遣鬼力将昭公的妻儿救起。劫后重逢的昭公兄弟正在抱头痛哭之际，神灵将妻儿送回，一家人又得团聚。神灵的庇佑看似对昭公的恩报，但却从本质上消解了楚昭公痛苦抉择的意义。而真正的人道，恰在涵蕴着牺牲与放弃的选择之中，只因爱需要付出代价，人道才有其分量。
       
       因此，面对选择时我们将不再能自欺欺人，谎称我们的以同等的爱面对所有亲人。《疏者下船》使楚昭公不得不坦承，他对妻子的爱不如对儿子的那样强烈，对儿子的爱又不如对兄弟的爱那样重要。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历程中，虽然未必需要像楚昭公这样决绝，却也可能在特定时间对家人做几番亲疏的权衡。
       今人读《疏者下船》，最为不解甚至会感到震惊的，可能是楚昭公居然把兄弟关系置于父子关系之上。其中的奥妙正需要我们去读解。降低子女的生命价值，并不仅仅由于父母对子女的情感必然要因家庭的多子女而被稀释，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对子女的情感不需要任何前提，而当一种高度成熟的文化发展出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居然有违人类乃至所有动物置后代之重要性于首位的天性，就需要我们加倍注意。如果说将兄弟与子女相比较还不够典型的话，那么，当人们需要在父母和儿女之间做权衡时，更能显示在家庭里子女究竟有多重要。
       在传统戏里，当主人公需要面对母亲和儿子之间的选择时，结论是很明确的。《小张屠焚儿救母》里的张屠户母亲病重，家贫无力求医问药，好不容易当了件衣衫换来几个小钱，还被富人坑害买了假药。万般无奈之下，张屠户就来和妻子商量。他心里装了一大堆故事，说是“我虽不读《论》《孟》篇，多闻孝义章。曾子孝母天将养，郭巨埋子天恩降，孟宗哭竹天垂象。王祥卧冰标写在史书上，丁兰刻木图画在丹青上。”这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大大的孝子，既然是孝子，就要以名闻天下的“王祥卧冰”和“郭巨埋儿”那些前代孝子故事作比，“仰告穹苍，许下明香，儿做神羊。”他们一心要去东岳庙求神灵保佑，夫妻拟议着“望着东岳爷参拜，把三岁喜孙，到三月二十八日，将纸马送孩儿焦盆内做一柱香焚了，好歹救了母亲病好。”这决心就下了，来到庙里神前，“将孩儿焰腾腾一炉火光，碜可可一灵身丧，舍了个小冤家一心侍奉老尊堂。”
       用儿子作为牺牲救母亲性命，是戏剧史上反复出现的题材。作者不同时代不同，结局却都一样。《焚儿救母》的处理方法只是在功能与方法上有所不同。张屠户以子换母的方法，是将儿子放在香炉里和纸马一起烧化，就是将儿子当作一柱香。像这类民间色彩很浓的戏剧作品，总是透露出当时人的习俗，以人为香，对神灵应该是最隆重的供献，而以活人献祭，或许是那个年代，至少是泰安一带有所流传的习俗。
       张屠户的行为比起“二十四孝”里其他孝子的光荣事迹，比如“割股疗亲”之类要严肃得多，和汉代同样广为人知的郭巨埋儿故事差可比拟。根据史书记载，“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郭巨只因为母亲心痛孙子要省下一口饭给他吃，就决定将儿子活埋了，这样的故事在舞台上演起来，可能是有些令人不忍目睹，所以无论《焚儿救母》还是《郭巨埋儿》，都少见演出。不过我们仍可以看到，在把“忠”和“孝”放在同等重要地位的伦理价值体系里，只要有必要，人们为了父母——尤其是为了母亲牺牲儿子的性命，应该义无反顾。
       讽刺的是，几乎所有孝子的故事，尤其是牺牲儿子以侍奉母亲的孝子，都会因超自然的力量的出现而获得好报。张屠户的孝心感动了神灵，与郭巨埋子最后掘到黄金异曲同工。神灵命小鬼将张屠户的儿子送回家，母亲的病自然也好了。张屠户与郭巨只靠一片诚心，几乎是不花代价地就成就了孝子的美名。观众当然有权怀疑这样的结局之虚妄——既然张屠户焚化儿子可以得神灵相救，郭巨埋儿会挖出黄金，看起来做孝子的成本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高。可是，假如没有那样一位被感动了的神明，张屠户的儿子真就被当成一枝香烧化了，郭巨的儿子也被埋了，但母亲的病并未因此好转呢?我们就权当古代的戏剧家们不愿意如此残酷，明知道那“大团圆”的结局有些虚假，总比残忍更有人道情怀；况且尽孝为的就是好报。
       儿子固然是亲骨肉，而自己的生命来之于父母，因此，在上下两代之间做何选择，不是一个可以用生物学原理解决的问题——当然，生物学的答案并不是没有，在生物学的角度看，下一代是自己的基因的传递者，上一代则已无关乎自己的未来。为了下一代牺牲那生命意义已经完成了的上一代，让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繁衍和基因传递有更多的机会，这是本能。如果这样看，那么，用自己的下一代去救自己的上一代，其理由就只能从文化上寻求支持。有种至今流行的观点，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鼓励“向后看”，因而不如西方重视子女的“向前看”道德，且不说西方文化究竟怎样，在我看来，关爱后代只不过是生物自私的本性流露，猪狗甚至苍蝇蚊子老鼠臭虫都能做到；只有人类的文明社会，才能发展出尊重长辈的孝道。
       《疏者下船》还有另一层意思。剧中第一个被楚昭公舍弃的不是儿子而是妻子。
       楚昭公的故事既残酷又真实。不过我们不必将它读成一个有关性别政治的寓言，以楚昭公的选择控诉万恶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漠视。《疏者下船》的故事基本与性别无关，楚昭公的选择事实上只是基于各种亲属关系之价值的一种理解。我之所以说它与性别无关，是由于我们可以通过更常见的悬疑，界定家庭内部的亲疏关系，它就是男人经常面对的那道选择题——真正困难并且富于挑战性的选择，是面对妻子与母亲。这样的冲突与选择成为许多戏剧的题材，它们的流传也远远超出焚子埋儿之类的孝子戏。
       《跃鲤记》可能是最著名的孝子戏，它颂扬的是两代孝子：父亲因孝顺而为母亲抛弃妻子，儿子因孝顺而对被弃的母亲一往情深。《跃鲤记》的男主人公名叫姜诗，娶庞氏三娘为妻，可是这位媳妇却不见容其母，姜诗因此将妻子赶出家门，庞氏三娘只好寄居在邻里的寡妇家，而即使遭遇如此不幸，三娘仍然一颗心扑在那个家里，成天想的仍然是婆婆丈夫与儿子，她心里的酸楚，便因此而加倍。在这桩家庭内部最为常见的纷争中，虽有邻居秋娘搬弄是非，根子还在于丈夫与婆婆的不信任。三娘历尽艰辛，只是源于丈夫不分青红皂白的孝顺与婆婆的重重误会，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要上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即使这类最普通的“人民内部矛盾”，于当事人而言，也有可能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心地善良却遭受不幸的庞三娘，最容易让观众一掬同情之泪，《跃鲤记》因此成为传统戏剧里流传极广的剧目。也由于这个故事流传范围很广，多部同名的剧目情节和场面也约略生出一些不同，表演因此分为两路，一路是以姜诗为顺应母亲而休妻为核心，一路是以年幼的儿子安安眷顾母亲为核心。
       昆曲《跃鲤记》中最抢眼的是姜诗与庞氏三娘的情感关系，“芦林”因之成为最重要的场次之一。折子戏“芦林”的剧情是姜诗在野外芦林内遇到被他逐出门外的妻子，他眼见得妻子可怜兮兮地拾柴，只能对她说道：“庞氏啊，你不知我的姜氏门楣，我宁守清贫，怎忘节义。咳，我若是思妻背母，被旁人、被旁人谈论我的姜氏忤逆。”都说这出戏里，男主人公姜诗是要由副净行当扮演的，也有戏班改为由丑行应工，丑扮的姜诗，固然也会很有剧场效果，但丑行的搞笑，怕是演不
       出姜诗这位特殊的孝子的无奈。副净和丑都是在戏剧里制造笑料的脚色，他们的区别既微妙又明显，具体而言，副末是以滑稽诙谐逗乐，丑行多少依靠的是自我作践的手法，从外形的装扮上也是如此。假如以现在的相声做比，侯宝林、马三立算是走的副末一路，健在的就要数杨振华了，而冯巩、牛群，则基本上是丑行的表演。休妻的姜诗并不是坏蛋恶棍，这位无能得甚至委琐的丈夫与妻子的正面相遇时，那可怜命苦的妻房，言语中全是无辜含冤的不平；而姜诗面对妻子的质问，躲躲闪闪地只有强词夺理的招架之功。这样的姜诗，不是搞笑的角色，应该演得既让人喷饭又令人同情才对。毕竟他夫妻本无隙嫌，休妻是出于母亲严命，兼之又朦胧感觉到妻子受了委屈，更是生出悔意；而听说妻子虽然被逐，仍念及婆婆年老无人侍奉、安安幼小无人看管，更不忍看到这姜郎万一再娶个不贤惠的，亲生儿子要受苦，因这“三撇不下”而不肯琵琶别抱，心下感动，终于承诺要接妻子回家，然而最终也只能留下这样一句活话，“啊呀且住，这样孝顺的媳妇赶出门来，岂不可惜?有了，我回去双膝盖跪在母亲面前，劝得母亲回心转意，若劝勿转呢?嗳，只得罢哉。”到底还是母亲重要哦。
       好戏的特点，是能将人物情致活色生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即使意在颂扬姜诗这位孝子，也没有必要将孝子们的“孝”演得多么义正辞严，无奈的孝子，同样是孝子。“芦林”要演的就是这样的孝子。有这份无奈，正因那对媳妇无理的，是自己的母亲。
       《跃鲤记》派生出另一个著名的折子戏“安安送米”，这是很多地方戏的保留剧目，它要揭示的是这个因孝生变的家庭中另外一面。安安是姜诗的幼子，目睹母亲遭难，他主动要求在学堂里吃饭，为的是每天能省下几合米，留给母亲。终于他能把自己平日里半饥半饱省下的一袋米给母亲送去，把庞氏三娘感动得不行。三娘一方面是丈夫行孝道时的牺牲，另一方面又尽享孝顺的儿子的亲情。所以简单地说《跃鲤记》写三娘受困于丈夫的孝道，并不能完整地理解这出戏。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多想一步，像安安而这样的孝子，等到他长大后娶妻生子，遇到母亲和妻子间发生冲撞不能两全时，恐怕也是要休妻的吧。
       还有那个更为人们熟知的故事，那就是《孔雀东南飞》里焦仲卿的境遇。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始于汉代的长诗《焦仲卿妻》，诗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成为古典文学里最具典型性的意象之一。由寡母拉扯长大的焦仲卿娶了刘兰芝为妻，夫妻恩爱，但是焦母不喜欢刘兰芝。这场婆媳之间的争执，最终的苦果必须由焦仲卿承担，他不得不将他心爱的妻子赶回娘家。在母亲和妻子不能相容的冲突中，焦仲卿不得不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人，对于他来说，似乎休妻是唯一的选择。奇怪的是中国古代这首屈一指的叙事长诗《焦仲卿妻》，到很迟才被改编成戏剧。
       戏剧里的焦仲卿，有更多机会表达他和妻子之间的情感，在天津青年京剧团的演出本里，这对苦命鸳鸯分别时依依不舍，丈夫唱的是“焦仲卿出家门心痛难忍，叫一声贤德妻且听我云。你与我好夫妻情深似海，我今生决不再另娶他人。”妻子唱的是“你不娶我不嫁天地鉴定，有一节实令我忧虑在心。我兄长他生就顽劣成性，惟恐他要把那风波来生。”既然惟恐生变，两人就对天发誓，于是我们看到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海誓山盟，我们见多听多了结婚时的誓言，在这里看到的竟是两个人因离婚而发誓“海枯石烂不变心”，由于刘兰芝手执休书，这落套的誓言听来格外有内涵。
       不管有多少的无奈，休书总是焦仲卿自己写的，在这里，婆媳之间的矛盾冲突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连《跃鲤记》里男主人公姜诗对三娘的误会都不复存在。但这也是最真实的情景，它最深层的意思是说，一位母亲从十月怀胎到含辛茹苦抚育儿子全过程中积淀的情感，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责任，更有可能还包含着强烈的依恋和占有欲。无论如何，儿子的婚姻都是在母子间楔入了一个第三者。母亲既不能容忍媳妇对儿子的忽视与疏远，年轻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更是对母子情感的挑战与威胁。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消除婆媳之间天然存在的这种紧张关系。既然那么规矩的焦仲卿和那么贤惠的刘兰芝都做不到，一般人更不用想。
       现在我们总算可以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假如你和婆婆同时落水，而你的丈夫只能救一个人，那么他会救谁?如果你听到的回答是丈夫将会先救你而不是他的母亲，那么恭喜你，你嫁了一位擅长说谎的丈夫；如果他说的居然不是谎话，那么，我要加倍地恭喜你，因为你嫁的这位丈夫禽兽不如。在人类社会里，你多数场合只能嫁“人”，最不济也只是嫁了一个“坏”的人，嫁一个禽兽不如的男人，就像中彩一样稀罕。但我并不想以此威胁天下的女人，告诉她们婚后面对婆婆有多么困难，只是说连这样简单的是非题还到丈夫那里要回答的女人是可悲的。不过女人并不总是苦命，用老百姓的话说，“三十年媳妇熬成婆”，人生就像投资，只要本钱在，只要有耐心，何愁没有翻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