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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在1453年攻陷了拜占廷(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世界历史开始了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人们选择1453年作为标尺，原因主要有两条，一、在此前后，拜占廷的学者纷纷逃亡到意大利和西欧其他国家，使保存在东罗马帝国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传播到了欧洲，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科学和理性的武器，导致了人们的精神解放。二、奥斯曼帝国阻断东西方的陆路贸易，直接导致了新航路的开辟，引发了以航海技术为核心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军事革命以及稍后的工业革命，勾起人类无穷的贪欲。在其后的五百年里，人类文明依靠理性和科技得以迅猛发展，几乎所有的历史书籍在讨论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时，都认为这两者是最重要的因素。
       好玩的是，二十世纪后期以来，针对传统教科书的观点屡屡有人出来抬杠，认为中世纪结束之后的这五百年间，现代世界的形成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尤其是与“理性”、“启蒙”、“科学”等这些正确、体面的字眼相比，一些并不那么高尚的因素，如“性爱”、“疾病”、“气候”等改变了历史。这类戏说历史的娱乐成分居多，不能太当真。当有人拿出证据说，这五百年来的现代世界是“瘾品或毒品”造成的，恐怕也会被很多人视为野狐禅，不以为然。因为这种看法不啻颠覆了世界历史的进步图景，一下子就剥去了人类进步的理性面具，很让人难堪。提出这个看法的是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艺术、科学史学院的教授戴维·考特莱特(David T．Courtwright)。他近些年出版了三部有关毒品的历史书籍，哈佛大学出版社就出了两部，写作态度应该是很严肃的。他在《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Forces of Habit：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绪论”中说到：在二十世纪的城市中，人们抽烟、喝酒、喝茶、喝咖啡甚至吸鸦片，过着五百年前最富有的人都无法想象的生活，这是五百年来人们追求化学物质对神经系统影响的革命结果，这场革命就是“精神刺激革命”(psychoac-tive revolution)，刺激的核心就是“瘾品”(drugs)。
       Drugs这个词在西方媒体上一般是指“麻醉品”或“毒品”，如被世界各国政府严厉查禁的鸦片、大麻、古柯叶等。可是考特莱特把“drugs”一词放得很宽，不但包括了鸦片、大麻、古柯叶等“三小宗”硬性瘾品，而且还包括能够合法服用的酒精、烟草、咖啡因等“三大宗”软性瘾品。他指出，越洋贸易是近代世界早期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某些疾病、某种粮食作物的跨大陆传播，改变了人口结构是其后果，也是促成近代世界形成的重要因素。疾病、粮食等的传播有偶然性，只有鸦片、大麻、古柯叶、酒类、烟草、含咖啡因植物的全球性流通是蓄意促成的，“这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连带影响了环境。”(《上瘾五百年》，第3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他用中性化的“瘾品”一词是为了使drugs能够覆盖一切引起精神刺激的物品。他的瘾品标准是：各种合法与非法的麻醉和提神物质，它有否可能被滥用，有否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商品。沿着这条线索，他在书中谈了三个问题：何种“瘾品”可以成为全球贸易的商品，瘾品和贸易，以及瘾品与权力。考特莱特是想说明，在过去五百年的近代和现代世界的形成中，瘾品扮演了主要角色，其影响力长期被人忽略了。他是否有意要颠覆人类理性是世界进步的主要原因的传统，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把瘾品的定义中性化之后，人类追求精神放纵的本能与近代世界形成的关系就显得十分的清晰。简言之，瘾品改变了历史。
       一、精神刺激革命
       考特莱特不是第一个讨论瘾品历史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术界对精神治疗、致幻性药物、精神病理等方面的研究成为潮流，历史上各种主要的精神刺激性物像大麻、鸦片、苏摩(sorma，古代的印度麻醉品)、曼陀罗、蛤蟆菌(A manita mus-caria，是一种毒蘑菇，又名飞伞菌[Fly Agaric])，有强烈的致幻作用，在西伯利亚和美洲常被巫师使用)、佩约特(Peyote，一种有致幻性作用的仙人掌)、死藤水(Ayahuasca，南美印加人Quichua族土语的意译)等致幻性植物的研究更是热闹，这种现象与战后西方社会毒品流行和社会的心理疾患增多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大量研究麻醉品的著作要么偏重宗教史，要么偏重神经科学，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麻醉品的作用，出版商认为这是第一部。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或许是考特莱特在研究近代世界形成的过程中提出了“精神刺激革命”(psychoactive revolution)的概念。
       所谓“精神刺激革命”是指越洋贸易形成之后，人们有意识地追求改变清醒意识状态的方法，有意识地追求扩大种植能引起精神刺激的植物，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引人烟草到非洲、亚洲；1524～1556年间，欧洲人把葡萄种植技术传人美洲；茶叶、咖啡以及相关的甘蔗也都先后由欧洲人引出了原产地，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后果。对我们来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鸦片的全球贸易。吸食鸦片是由阿拉伯人在明代传入中国的。考特莱特指出，在中国，鸦片和茶的故事是交替发生的。(第30页)也是在明代，约1559年，阿拉伯人把茶也带到了欧洲。葡萄牙和荷兰一直把持着欧洲与中国的茶叶贸易，英国兴起后情况有了变化。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于1637年首次到达广州，希望获得和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许可，但并没有如愿，只得到了“约20至30吨的丝织品、瓷器和干姜等，一盎司茶叶也没有。此次投机的成功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亦即和中国贸易还没有开始。”(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当中英双方进行茶叶贸易之后，英国的国际收支就开始严重失衡。英国为了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在控制印度之后找到了出口鸦片到中国的卑鄙方法，鸦片销售到中国抵消了购买茶叶的花费之后还绰绰有余。鸦片贸易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被迫向西方打开大门。
       瘾品影响历史的进程并不仅是鸦片改变中国历史这一例，作为软性瘾品的茶也同样改变了大英帝国的历史。考特莱特并没有多讲这个问题，大概因为这是常识，他把茶以及所有含咖啡因的饮料都视为瘾品或许就隐含了这一点。茶传入欧洲之后，价格居高不下，利润巨大。东印度公司1吨茶叶的进价是100英磅，批发价就是4000英镑。英国政府也一直对茶叶课以重税。1777年，500克走私茶叶在英国的价格是10先令6便士，相当于周平均工资的1／3。(托比·马斯洛雷夫：《改变世界的植物》，董晓黎译，希望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也成为英国政府下金蛋的母鸡。为了回报东印度公司，英国议会在1773年，通过《茶叶法》，准许东印度公司有向北美殖民地销售茶叶的专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
       税。当时北美殖民地私茶消费占到了茶叶消费的90％，东印度公司输入的茶价却只有私茶的一半。北美殖民地人民害怕英国由此垄断一切，组成了波士顿茶党，抵制英国的茶叶。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登上停泊在港口的三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装载342箱价值18000英镑的中国茶叶统统抛入大海，这就是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对北美独立运动是否有必然性，是否理性的问题做过假设性的推论，不怎么相信“如果没有茶叶税，就不会有波士顿倾茶事件，也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英国与其殖民地反目”之类的北美革命“外部原因论”，但也认同美国独立战争是导致法国崩溃(法国因与英国交恶，在财政上支持北美的独立，结果有伤元气)和欧洲旧制度破坏的直接原因。(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人们在事后找了各种社会内部原因来解释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但在短期内让各个阶层尤其是殖民地的社会上层人士组成抗英的统一战线，恐怕没有什么比已成为大众瘾品的茶更有作用了。
       从十五世纪开始的精神刺激革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世界上使人服用可以改变精神状态的致幻物非常多，但只有酒、烟草、咖啡、茶、巧克力、鸦片、大麻有限的几种成为全球生产的东西。为什么?考特莱特认为，瘾品的全球化生产必须符合三个条件，首先它必须能在西欧成为普遍接受的药品或消遣品，或成为西欧人的贸易品。像槟榔、龙舌兰、佩约特、卡法(kaif，一种用卡瓦胡椒[piper methysticum])的根制成的饮料，有提神、抗抑郁作用，流行于大洋洲各地)、咖特(qat，亦称阿拉伯茶，是东非、阿拉伯的一种多年生灌木植物叶，含有一种与安非他命类似的生物碱，嚼之可上瘾)等都没有成为全球性的瘾品，就是一开始没有被欧洲人接受。第二个条件居然是服用瘾品的后果应该雅观。这听上去有些好笑，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嚼槟榔会使腮帮子肿胀、牙齿染黑；嚼咖特会产生便秘；饮卡法会使皮肤粗糙，这使欧洲人感到畏惧，“人类这种爱虚荣的天性”，使这些瘾品因此没有在全球流行起来。第三个条件就是运输方便。今天运输这些物品不是什么问题，大型巨轮，航空运输可以方便地解决货载和满足时效问题(咖特必须新鲜才有作用)。十五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始时，有效货载是远洋贸易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槟榔、古柯、咖特等瘾品不像茶叶、烟草、鸦片那样可以加工后运输，这就使它们丧失了在今天成为全球性瘾品的地位。考特莱特指出，区域性的瘾品错过了十五世纪晚期打开的机会之窗，这扇窗子到十九世纪就关上了。在今天，它们面对旧瘾品的地盘和层出不穷的合成瘾品的竞争，要成为全球性瘾品的机会是越来越小了。(第64页)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它说明，尽管全球性瘾品的出现是人类追求精神放纵的结果，但同时也离不开商业算计。在瘾品改变历史的过程中，商业算计一再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二、瘾品五百年还是一万年
       英国作家霍恩(W．Hone)和兰姆(C．Lamb)决定要戒掉鼻烟，冲动之下双双把鼻烟盒扔进荆棘丛中扬长而去。霍恩觉得整晚上不舒服，第二天又回到原处。只见兰姆正在找东西。兰姆问到，你也来找鼻烟盒吗?霍恩洋洋得意地说，我才不是！我在第一家开门的铺子买了半便士。(第96页)考特莱特讲的这个故事是要说明服用瘾品非常广泛，很难戒断，因此它是“理想的商品”。
       人类知道致幻性植物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何种麻醉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成为理想的商品呢?鸦片、大麻、古柯叶等三小宗在古代就是人们熟悉的麻醉品。鸦片中含有吗啡，大麻中含有四氢大麻酚(tetrahydrocannabinoL)、古柯中含有可卡因，这些是影响精神状态的主要物质。考氏只说五百年来瘾品在近代和现代世界形成中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是五百年，而不是更早?作者没有谈，但了解瘾品在近代世界形成的作用，这是个可以展开说的话题。
       现代精神药理学的研究发现，人类从毒品中追求陶醉状态一直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使用致幻植物(或麻醉品)的考古证据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5～1万年)。人类学家埃莉卡·布戈金农(Erika Bourguignon)调查了世界上488个不同类型的社会，90％的样本都有制度化的使用麻醉品进行精神转换的现象。(James L.Pearson，Shamanism and The Ancient Mind．AltaMira Press，2002．p．96)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罂粟、大麻、古柯三小宗在古代社会的使用范围和阶层都有限制，而酒、烟草、茶三大宗则没有限制。欧洲在距今6000年就种植鸦片，但只在治疗或宗教仪式中使用。如希腊从迈锡尼时代到古典时代，一直在丰产女神得墨忒尔(Demeter)的祭祀仪式中使用鸦片。美洲发现佩约特的考古遗存的测年距今有9000年。古柯最早的栽培时间虽然不清楚，考古证据也表明嚼食古柯叶的历史也有5000年。(第44页)在北美洲和中美洲，类似古柯的致幻性植物包括烟草都在宗教仪式场合使用。西亚、中亚和印度一直以大麻和含有阿托品的茄科曼陀罗属的植物，如曼陀罗、曼德拉草、天仙子和颠茄等致幻性植物，作为宗教场合使用的神圣物。中国有点特别，栽培大麻倒是最早的，可是除了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过大麻籽外，基本没有大麻或者其他致幻性植物在仪式中使用的记载。相比之下，伊斯兰文化却认可大麻和鸦片，如苏菲派(Sufism)用大麻引发神秘体验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些事例表明各种致幻性植物在古代社会的首要用途是宗教性的。
       美国人迈克尔·波伦曾讨论过大麻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发展的不同路线，认为中国大麻以纤维见长，而印度大麻饱含四氢大麻酚，其纤维则毫无用处，这是人类两种不同欲望选择的结果。(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王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166页)这种差异可能与酒有关。由于任何宗教都有帮助人们回到神圣，体验神秘的仪式，除了靠修炼、冥想这些方法进行精神状态转换之外，借助麻醉品是常用的手段。中国在上古时代一直用酒来祭祀神灵和祖宗，致幻性植物的通神功能多被酒取代了，加上“乱力怪神”一类的东西在官方从来受到压制，造成致幻性植物的生存空间狭小。而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有禁酒(苏摩酒除外)传统，致幻性植物的通神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大麻、鸦片、古柯这三小宗，以及美洲流行的各种致幻性植物等硬性瘾品，需要一定的资格和专业指导才能够服用，酒、烟草这些软性瘾品，就没有严格的身份规定，可以灵活地根据对象酿造不同的酒，制造不同的烟。如《周礼·酒正》记载酒之五剂(泛剂、醴剂、盎剂、缇剂、沈剂)、四饮(清、医、浆、酏)、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就是指不同的仪式场合的用酒；美洲印第安人约有七十种不同的烟草，其中也有专门用于和神灵沟通的致幻性烟草，如黄花烟草(Nicotiana rustica)。酒和致幻性植物目的都是与神灵保持沟通，但后果却截然不同。这就涉及到我们前面的问题，为什
       么人类使用陶醉品或麻醉品的历史有一万年，只是近五百年出现了瘾品全球化的问题。考特莱特在书中只是间接谈了这个问题。
       在古代社会中，所有致幻性强烈的硬性瘾品因其有宗教的功能具有神圣的性质，因此使用它们受到各种限制，不是任何人都能服用。我认为，这些具有神圣功能的致幻剂如不具备商业性质就还不能称作瘾品，称作麻醉品或者陶醉品倒更恰当一点。而三大宗的烟、酒、茶这些软性瘾品致幻作用弱，差不多没有服用禁忌，能够进行区域性的传播，比如我国隋唐以来和西北地区进行的茶马贸易。酒的生产技术不复杂，各地都能够制造，长途贩运酒的利润不大。从十五世纪开始，烟草、茶、古柯、鸦片、葡萄酒的越洋贸易的主要目的既不是满足宗教活动，也不是满足生活必需，而是牟利，这才使麻醉品或陶醉品变成为瘾品。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实际上已经闯进一个麻醉品的乐园。在各种名目繁多的致幻性植物中，欧洲人最后选中了烟草、古柯和亚洲的茶。前面所说的成为全球性瘾品的三个条件，其实还有两个间接的原因也起作用，一是基督教对与神灵沟通没有兴趣，视致幻性植物为魔鬼阻碍土著皈依基督教的工具，不仅不能买卖而且必须禁止。二是下层社会的消费者不会因瘾品引起幻觉而妨碍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烟草和茶都符合这个条件。(第57页)十六世纪西班牙人讨论古柯的存废时，最后也是古柯能够使劳工感觉不到辛苦的理由占了上风。(第44页)这样来看，瘾品的全球性传播与人类的商业算计有关，好像仍然是理性的产物。
       在十五世纪以前，东西方的贸易以奢侈品为主要对象。欧洲人知道的瘾品实在有限，酒以外，鸦片多用于医疗。新航路的开辟，咖啡、茶、巧克力、烟草作为异国情调受到追捧，如烟草开始只被欧洲人当成治疗百病的时髦药物，这大概是十四世纪的黑死病给欧洲造成重创的直接反应。烟草的传入的结果却令人意外，它的普及并不是因为它的治疗作用而是尼古丁的成瘾性。按照考氏的说法，“近代早期90％的人口痛苦贫穷，正是烟草等新兴瘾品成为大众消耗品的重要原因。”(第90页)从时间上看，瘾品的全球化是十五世纪一系列偶然因素促成的；从动机上看，猎奇和效法贵族享用海外奇物成就了瘾品的全球扩张；从后果上看，瘾品(包括制造酒精和糖)的生产、运输、销售，形成了近代的种植园制度、黑奴三角贸易、远洋航行技术、现代财税制度等等。考特莱特还提到了烟草征服欧洲的两个重要现象，一是跨阶层消费，二是政府和教会开始拼命反对，如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1607～1625)称之为“地狱草”，限制人们使用，但最后都被烟草一一克服。(第11页)可见瘾品全球化的过程是人类追求精神刺激造成的，这一过程中反映出的制度设计和理性安排，并不能掩盖其非理性的因素在近代世界形成中的作用。从一万年到五百年，致幻性植物的化学性质没有什么改变，改变的是人类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就是说，从十五世纪开始，神圣让位于商业。致幻性植物或者提神植物中的商业的因素最终使伴随人类有一万年之久的神圣致幻物成了大众的瘾品。
       三、瘾品的管制与弛禁
       瘾品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十五世纪以来，瘾品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在消解其神圣性的同时，开启了商业与政治的权力博弈。十七世纪是精神革命的形成期，此前还有官员反对抽烟和瘾品泛滥。瘾品一旦形成市场后，就是非常好的政府税源，反对的声音就逐渐稀少。到十七世纪末，所有禁止瘾品的政策都被课税取代。(第155页)以英国为例，到1885年，其税收的近一半来自烟、酒、茶。北美独立战争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在财政支持方面，瘾品税收占有绝对的地位。瘾品税收也日益成为欧洲殖民帝国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国库根本。
       政府很容易对瘾品税收产生依赖，考氏认为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病。十九世纪前，所有的统治者(除少数外)关注的是如何从瘾品中获利，而不是禁止。但是到十九世纪后期，政治精英越来越赞成把瘾品的非医疗使用视为犯罪。考氏自己觉得纳闷，精神刺激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满足了有钱有势人的利益，为什么会出现逆转?我们读到这里也很奇怪。在现代世界形成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人们对瘾品危害的认识远没有今天这样清楚，为什么社会精英宁愿受经济损失也倾向管制瘾品?考氏列举了当时反对非医疗使用瘾品的五条理由：一、易造成人身伤害；二、引发社会犯罪；三、宗教排斥；四、特定的瘾品和不受西方人欢迎的特定人群有关，如华人抽鸦片，黑人吸食可卡因，爱尔兰移民酗酒等；五、对国家整体有害。这些反瘾品的理由好像没有一条比国家的经济发展重要，最后一条差不多是虚的。比如，二十世纪初的法国约有400～500万人靠酒业维持生活，占了人口的13％(第193页)，如果这些从事瘾品生产销售的员工失业，那才是法国的灾难。考特莱特认为，统治者实质上从来不想彻底实行瘾品管制，他们不会宰杀下金蛋的鸡。(绪论)但是瘾品的社会性危害也是显而易见，如何处理瘾品至今并没有很好的办法。他本人吞吞吐吐地是主张弛禁的。其认识正确与否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正确的，即现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仰仗的是利用人的固有欲望，推出的产品往往是有害的。现代文化的精髓是追求自我满足，所以他认为不必要把某些瘾品(大概是说大麻)列入禁品。(第212页)可问题是他的弛禁立场往往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也是人类追求精神刺激生物本能与理性认知之间的矛盾。
       瘾品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环境危害在今天已是常识问题，它已经使烟类“终于逐步沦为差劲人物与之为伍的东西。”考特莱特因此乐观地认为，“期望将烟类纳入瘾品一致管理比较有可能实现。”(第210页)就像他自己说的，从十九世纪以来，瘾品管制的后果往往引起反弹。二战前，管制瘾品只有三小宗，今天就有上百种合成瘾品出现，羟戊甲吗啡(etorphine)的强度是吗啡的一千多倍。(第86页)虽然这是化学工业的进步结果，也何尝不是管制的结果呢?
       瘾品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很难根绝。瘾品的管制和弛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现代世界的形成。各国政府对瘾品的管制，主观上是要建立正常社会秩序，但是今天社会大量的走私、黑帮、艾滋病、跨国犯罪等现象有很多是瘾品管制的直接后果。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颁布禁酒法(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之后，一杯成本仅为15美分的威士忌就要卖到1.5美元甚至更高，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就是走私盛行，催生了庞大的黑帮组织，并严重到威胁美国民主的地步。(阿瑟·林克等：《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刘绪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今天人们很难估计禁酒令对美国现代社会的发展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但看看电影《教父》中考利昂家族凭借着禁酒令发家，形成一个庞大的黑帮王国影响到纽约的正常生活就不难想象。今天美国、东南亚、南美哥伦比亚等地的禁毒工作差不多仍在重复过去的历史，或许这就是考特莱特主张弛禁的原因之一。
       人类文明的进程主要有两个轮子在推动，科学理性或者说“善”是其一，非理性
       的欲望或者说“恶”是其二，但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文化，特别是宗教对“恶”都予以否定。在思想家中，也多把善、恶对立起来，像黑格尔那样为恶辩护，声称人类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是历史发展杠杆的人并不多。不过，在今天的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追求精神刺激性植物的偏好，人类更是如此。人们希望改变正常的精神状态原来就是生物本能，只是在文明的进化中，肉体和精神的分离越来越大，个人追究精神刺激快乐的这种普遍性一定会成为社会组织和社群权威的障碍，对宗教领袖和统治者而言它一定是“恶”。因此，人类早先肆意追求精神刺激的生物本能会在文明的进化中演变为一种伊甸园情结，成为集体记忆被保留下来。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布戈金农的调查，说初民社会都有制度化使用致幻剂进行精神转换的现象。美国人类学家佩尔森(James L．Pearson)对此解释到，按照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改变精神状态是人类一个基本原则的观点，“这些包括了冥想、改变意识状态的感应，它不是采用了外部手段例如致幻剂，就是用了内在的像斋戒、感官褫夺(sensory deprivation)和律动等方法。”(James L．Pearson，Shamanism and The Ancient Mind．p．96)它们都是要达到同样的目的。在今天看来，前者是巫术，后者则是宗教的理性。实际上，传统社会对瘾品之“恶”的认识远不如今天为甚，瘾品虽然被限制使用，但瘾品的宗教功能并没有被完全否定。换言之，从瘾品对文明进程的实际影响来看，善、恶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分明。所以无论从人类历史看，还是从人的生物本能看，人们对精神刺激的追求寻找瘾品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恶。考氏此书不仅展现了被人们所忽略的文明发展的另一副面孔，而且对瘾品产生后果的分析也是对人类社会“善恶二分”这一基本观念的间接挑战。
       综观人类使用瘾品的历史，追求精神刺激一直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世界各地的鸦片、大麻、古柯一类的瘾品一般都是某个文化的致幻性圣物和药品。处置它们是祭司、婆罗门僧侣或者巫师们的专利，危害实在有限。当商业化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人类就很难找到控制瘾品的方法。尽管今天的社会有很高的物质文化，但在精神领域并不比前人高明。也正是因为人类追求精神刺激生物本能，瘾品影响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在交替起作用。所以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在瘾品的问题上，管制还是弛禁，始终是个问题。
       (《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