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北京内城有9个城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外城有7个城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惟有和平门却不在此之数(包括新华门、建国门、复兴门都是后开的)。和平门位于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但在80年前，却根本没有这个城门。
当时由南至北，有新、旧帘子，半壁街，中街，松树胡同。城外是护城河，护城河南就是厂甸。所以无论城内外，经商办事你不绕正阳门，就绕宣武门，极不方便，尤其在内城想去琉璃厂、东方饭店等，无不大绕其弯。特别是春节厂甸庙会期间，商贩和老百姓们极不方便。曾读《鲁迅日记》(《
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知鲁迅在癸丑年(1913年)厂甸庙会期间，共去7次，都是绕行。我略统计，1913年除6月至8月近2个月鲁迅离京，共至琉璃厂28次。当年鲁迅上班、居家好在都位于宣武门外，并不太远。最大的不便还是商家摊贩，住在外城还好说，如果住内城，每天送货摆摊，更是麻烦，无形中每天要走不少冤枉路。因此，老百姓和商家们一直都盼着开个城门。
在封建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袁世凯统治时期，曾有人提及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开辟城门，报到袁世凯处，袁先是同意。但前门一带商人惟恐人们不再绕行前门影响生意，遂散布舆论说北京是帝王之都，随意开凿城门会致“王气”泄露。袁世凯本人极迷信，恰又筹划称帝，便将此事否决(《老北京街巷图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北京旧事》(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也载：前门外富商散布说：“此门位于中南海正南方，开了门会影响风水。”不过，我很怀疑这一说法。在此之前，北京城门等多次发生变化，都是经袁许可的。1913年，内务总长朱启钤下令撤掉满汉文的旧城门额，请书法家邵章重写只有汉字的门额。1915年为改善前门交通，又将正阳门瓮城拆除。袁世凯自己也在当时中南海总统府所在地单开了一个门——新华门，这岂非也是“王气”泄露、“影响风水”?真正的原因恐怕是时局不稳而无暇顾及罢了。袁世凯当政时期，内外交困，又处心积虑梦想“洪宪”登基，“政务”纷杂，这只要翻翻陶菊隐先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59年版)、唐德刚先生《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两本书，就再清楚不过了。
直到1924年冯玉祥讨伐张勋复辟回京，有商会代表民意提及开城门之事，冯玉祥欣然同意。当时是段祺瑞执政，名义上须报请他核准。冯玉祥遂将此事交与京畿警备司令兼北京市政督办鹿钟麟办理。大概是因鹿钟麟曾率20名手枪队员逼溥仪“移宫”，办事精明麻利(当时警察总监张璧问他办此事需多少军警?鹿答曰：“军警各20名就够了。”)，加上开城门亦属市政督办份内之事，所以才将此事交与他。鹿钟麟走马上任后，经过测量、拆迁(拆迁费还是冯玉祥同财政部争吵后才获准拨款的)，才正式动工，当时无机械，一切须人搬车推。当时冯玉祥的部队号称“不扰民”，恐怕不便征用民夫，只能动用军队。于是经冯玉祥同意，调动自己的部队(鹿的本职是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一砖一石热火朝天的动工拆墙。据当时报纸记载：鹿钟麟经常亲临工地指挥，有时还挥镐动锨。有位摄影记者听说，大感兴趣，专门前来寻觅。但是当时冯玉祥部队高级将领与士兵一样，皆穿灰布军装，左臂均佩“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这位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他，刚举起照相机，鹿钟麟便一言不发扔镐而去。这段新闻当时引起很多北京人的兴趣。
但依鹿钟麟的为人处事，如此低调，却与他平时一贯行事不符。鹿虽行伍出身(清末投身北洋陆军第二镇为下级军佐)，但口才甚好，一直受到冯玉祥的赏识与重用。1927年鹿钟麟率冯部一批将领去苏联考察学习。是年2月7日，东方共产主义大学举行京汉铁路大罢工死难工人四周年纪念会，鹿登台演讲。据中山大学学生盛岳记述，鹿“作了一篇极其动人的讲话，获得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尤其结束语“我鹿钟麟一旦回国，必将竭尽全力来解放工农，要是我变了反革命，我要求你们大家打倒我”(《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145～146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更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呼。实际上，鹿回国后即随冯与蒋合流开始清党，言犹在耳，令人侧目。鹿另一件出风头的体现口才的要闻是“移宫”事件。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驱逐溥仪出紫禁城，并送他到北府(即北京什刹海醇亲王府)，他与溥仪握手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平民?”当听到溥仪回答：“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平民”(这未必是真心话)，鹿即教育他说：“现在是中华民国，同时还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份好好为国效力”(见溥仪《我的前半生》16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可见鹿的对答不仅得体而有分寸，也颇见水平。而据《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载当事人所见，当时内务府大臣绍英谴责鹿钟麟说：“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一家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还说：“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鹿说：“你这是替清室说话。可是，满清人关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见该书第115页)，晓以大义，软中有硬，绍英当时便哑口无言。由此亦可见鹿的口才，还有审判张学良时，鹿钟麟曾任审判官，据审判长李烈钧回忆：他与张学良“语词益趋激烈”，鹿钟麟主张先休息，后又劝张学良“幸勿失此良机”，才使得审判勉强结束(《张学良的往事与近事》，岳麓书社1986年版216页)，于此亦可见鹿钟麟的斡旋竟能使双方都可接受，可见他折冲樽俎的能力。但鹿钟麟何以在挖和平门城门时竟对记者一言不发，并不借此时机宣扬冯军“不扰民”、“真爱民”的宗旨，继而展示演讲口才，确实令人费解。
以上是题外话，言归正传。城门开好(说是城门，并无城台、门楼，只是于城垣挖出门洞)，部队又在护城河上筑起石桥一座，以方便商旅、百姓往来。但不久奉系入关，张作霖进京当执政大元帅。此时新开城门尚未取名，经请禀“大帅”认可，取名“兴华门”，寓奉系得胜、张为大帅、中华兴盛之意。当时特请名气很大的天津正楷大书法家华世奎(字壁臣)写就，华氏写的一笔好颜体，在天津写就送至北京刻石，填涂朱漆，嵌于城门之上。当时很多人来看匾都称赞不已。为什么找华世奎写?华氏是津门望族，清朝遗老，官至内阁阁丞，当年隆裕太后的退位诏书便是华世奎所写。而且，因为他名气大，上世纪二十年代天津商店的牌匾，均出其手。尤为轰动一时的是1928年他为天津劝业场所写匾额，不仅每字大三尺余，更因笔法苍劲气势雄伟，而为劝业场增色不少。更令人传诵的是，该劝业场经理高星桥为礼请华氏，润笔之资高达500银洋，每字百元。按当年天津市场时
价，可购高级面粉250袋!据说京津商业题匾者，润笔无出其右。华氏名满津门，但为北京商号题匾却绝少，所以当时华氏之匾悬挂之后，很多北京人都认为势雄谨严，很切合首善之区城门的气势。
另有一种说法，本来欲请清末甲辰科翰林、浙江籍的书法家邵章(字伯炯)书写，因为辛亥革命后，北京城门均重新书写，都是请邵章所书。和平门建成，本拟仍请邵氏书写，但因他不在北京，故征人题额，但均以难追邵氏气势而作罢。袁世凯想到华世奎，专聘其入京题额(见《津门忆旧》第二集)。这条记载不确，因当时是张作霖执政，袁世凯早已死了。况且华世奎以遗老自居，坚决反对袁氏称帝，当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徐世昌应邀赴京，华世奎曾对徐云：“你不当负清拥袁。”冯玉祥驱逐溥仪，华世奎也极为不满。溥仪离京赴津住张园，他常去“恭请圣安”，如此一位辫子留到死的遗老，因而他绝不可能拍袁世凯的马屁去应景。至于润笔多少，并无记载，但我想大概不如天津劝业场多，否则早就轰动一时了。
但华世奎的匾悬挂时间不长，忽有好事者向张作霖进言：李大钊之女名星(音同兴)华，城门取名“兴华”，岂非为李大钊作了纪念?出身草莽的张作霖闻言大吃一惊，因他进京后刚刚杀害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人士多人，便立即下令改名。本来取名“兴华门”便是拍马屁之举，秘书、幕僚们反复商议，最后由张圈定“和平门”，取“中正和平”寓意。定名之后，因不好再找华世奎写匾，方又费周折找到恰好回京的邵章，原匾凿下，新匾嵌上，从此再无改过。以后拆除城墙，城门自然没有了。但是人们仍然称这里为和平门。因为开了这个门，也产生了几个新地名，开城门后同时开了一段马路。因此离中南海新华门不远，故命名为新华街，原来门里的旧帘子胡同被北新华街隔断，故此分别称为东、西旧帘子胡同。别的胡同也是因此缘故都改成了东、西。当然，南、北新华街却因此而接通。后来城市改建，桥、河都没有了，门更是荡然无存，但至今还是保留了这个地名。
不可否认，和平门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厂甸商业区的繁华做出了贡献。因为开了和平门，拓宽了新华街一带，厂甸成了琉璃厂四通八达的中心。摊贩可以一直延深到南新华街两侧。据估计，北京当时人口不足200万，厂甸庙会半月之内，游客可达数十万人次。因为开城门为当时的北京商旅和老百姓出行大行其便，所以当时北京的商会业和老百姓都对冯玉祥有好感(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冯玉祥与别的军阀不一样，能约束部下不扰民)。和平门由此成为当时重要交通之地，另外，城门内侧原有一道已干涸的明渠，城门开辟之后，明渠亦改为暗沟，随之修筑了道路。1927年北京增加电车线路(原只有四条)，由崇文门至和平门为6路单轨电车。
与和平门有关的人早已不在世了。冯玉祥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死于旅苏归来的轮船大火。为和平门定名的张作霖1928年被日寇炸死于沈阳皇姑屯车站。先为和平门题匾的华世奎死于1942年，临死前一直拒绝日伪拉拢。后补题和平门匾额的邵章，查《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版)，收其条目，但不载其生卒年月。《中国书法辞典》(河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则未收邵章条目。经向博学的书法教育家贾诚隽先生请教，他查《中国书法家人名大辞典》等书亦未载邵章条目，这很令人遗憾。具体开城门工程的主持人鹿钟麟寿数最长，他以后参加过北伐，不知是不是因为在北京当过市政督办的缘故，还当过河南民政厅长，后参加反蒋的中原大战，任西北军代理总司令。被老蒋各个击破后隐遁于天津。抗战后跟着老长官冯玉祥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后来大出风头的是在军法执行总监任内“军法会审”张学良将军时，他以一级上将身份担任过审判官。总的来看，鹿钟麟在抗战期间未曾打过什么大仗，但在1939年被蒋介石起用派他出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消极抗日，落下“磨擦专家”的秽名，抗战胜利后，却代表蒋介石以华北宣慰使的名义，赴平津等地“宣抚”。五十年代后居天津，参加街道工作，在街道当居民读报组组长，1954年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某座谈会上，与特赦后的溥仪、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的老同盟会员熊秉坤三人合影，当时中国新闻社向海外发了他与两人握手的照片。很多老北京方知他仍在世。鹿氏1966年在“文革”风暴前夕逝世，享年83岁，看来鹿钟麟是员福将，因为仅凭他当“磨擦专家”的那段历史，不被红卫兵小将揪出来打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架才怪!
附带提及，除了和平门，过去北京内外城还有三个新开的城门，而且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一是新华门，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就任第一任大总统，定中南海为大总统府所在地，特于西长安街建坐北朝南总统府正门，后因地制宜将原皇城城墙宝月楼开成大门。因皇城原大清门改为“中华门”，故总统府正门定名为“新华门”。原北京外城正东、西无城门，日寇侵占北平期间，于1939年开辟两处城门，东面称为“启明门”，西面名为“长安门”。日寇投降后，当时的北平市政府为纪念抗战胜利，将此二门重新命名为“建国门”与“复兴门”。现在城门早已不存，但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北京新开的四座城门唯一仅存的是新华门，也已历经90余年沧桑了。
另外，和平门当年是一个门洞还是两个门洞?其说不一。《北京旧事》等书云为两个门洞。求教于老人亦不容易，因为当时有记忆而又至今健在者，起码也要90岁以上，这样的高龄老人不太易寻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