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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代性问题之真伪
       时下中国学界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论述言之滔滔，似乎已成为学界各个领域讨论中国问题不容置疑的前提预设，但我对此持谨慎的态度。我认为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对于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是一把双刃剑，就学术性来说，也有一个真伪之辨。现代性在西方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肇始于欧陆思想，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文化思想，在英美的主流思想家那里，现代性并非一个真问题，只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所谓“后现代”话语体系的滥觞，才开始在北美学界泛起波澜。关于何为现代性，检索起来定义不下十多种，一般说来，它是指陈西方十五世纪以来随着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发展与成熟而出现的不同于古代社会的那种新型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思想意识等。本文的主旨不在考辨现代性之义理，只探讨它的真伪问题。
       应该承认，现代性问题所隐含的人类历史形态的转型是真实的，西方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是本质上不同于古代城邦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与此相关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文化意识、思想观念等等，都是古代社会从来没有的。对于这个方面的体察，德国思想家们从一开始(即从十八世纪的政治浪漫派和文化民族主义开始)感受尤深，一路下来，德意志民族的各派思想家(即德国自由派、保守右派和激进左派)，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到经济学的新旧历史学派，到尼采、马克思、韦伯、特洛尔奇、施米特、卢卡奇，等等，他们的思路基本上是围绕着现代性问题展开的，他们倡导的“永久和平”、“民族精神”、“绝对精神”、“共产主义”、“天主教大公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的新世界等，都可谓是从这个(德国版)现代性问题中催生出来的。
       按照我的理解，张旭东教授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主要处理的便是上述德国思想家们的现代性问题，以一个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人的视角解读了一番德国思想中的普遍主义话语体系。在我看来，这个考察具有真实性。确实，德国各派思想家们对于现代性给予他们的德国之痛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德国是一个思想的民族，思想家们所共享的一种特殊能力就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把西方现代社会生成、发育、开展和成熟的内在机制提升或转换为一套普遍话语，在思想意识的漫游中走完了这个历程，并且真的就以为思想历程可以取代和超越现实历史。这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或理想主义(idealism)之所在。就这个意义来说，德国的自由主义，如康德、韦伯等人，也统统属于这个传统，至于激进主义的左派和保守主义的右派，就更是如此。张著用相当的篇幅论述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话语，例如，关于私人财产权、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以及海外殖民、世界历史和国际公法；关于相互承认、国家主权、同质社会和文化认同等等，都有较深入的讨论。但令人遗憾的是，全书却没有一个清醒的关于德国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认识，即上述核心命题在德国历史中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它们不是对英国社会经验的观念总结，就是思想家们的理想修辞，在德国思想中存在的真问题并非黑格尔意义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也不是张著提取的文化政治之多元对话的可比性差异，而是概念与现实的分裂，是德国思想与英、法社会之间的紧张或隔膜。
       关于现代性问题，中国学界目前接受的墓本上是一个德国的叙事模式，张著也是如此。关于这个德国版本，我认为它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它从普遍主义的角度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机制以及思想文化形态。但是，应该指出，德国的叙事模式是有重大问题的，或者说包含着很多虚假的成分，因为各位思想家们带着德国的有色眼镜想象出来的现代性，都是资本主义在德国特殊经验下的现代性。这个德国思想中的普遍性究竟与真实的英、美、法等国家现代性的主流形态有多少关系呢?或者说，支撑着(德国版)现代性普遍话语的言辞，诸如私人财产权、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以及海外殖民、世界历史和国际公法、国家主权和同质社会等等，究竟触及了多少英、美、法等国家的社会核心结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歪曲了英、美、法等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本质呢?
       显然，在英国、美国乃至法国的思想中，德国人感受尤深的剧烈的现代性冲击并不存在。尽管英国、美国、法国都发生了革命，在此前后还出现了法国的启蒙思想、英国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德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革命，却出现了启蒙思想)，但从主流的英美思想来看，他们的市民社会形态、国家政体制度，以及相关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道德习俗等，并没有显示出(德国版)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与过去生活的全方位的敌对和决裂，并没有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提供非此不可的辩护。甚至在古典的自由主义那里，所谓现代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育成熟，完全是一个自生自发的演化过程，其中并不存在断裂和革命，任何社会都是一个自由扩展的体系。
       德国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与英美思想在路径上是完全不同的，从英美的角度来看，德国的现代性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德国思想家们所揭示的核心命题不但在英美社会没有真实地存在过，而且在德国现实中也并没有真实地存在过。例如，在私人财产权、市民社会、国家主权以及海外殖民、世界历史和国际公法等方面，德国在现代性的几百年来并没有像他们的思想家们所揭示的那样为这些理论提供依据，它们多是从英国和美国那里转换出来的。德国思想家对英美世界的解释与英美的思想家自己的解释是迥然不同的。德国思想家们总是把英美社会纳入他们有关目的论的世界历史的德国叙事之中，总是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纳入一个宿命论的社会政治的历史逻辑之中，总是从极端的角度(或极左的激进主义或极右的保守主义)攻击英美的中庸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思想，以彰显德国或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在所谓世界历史中的独特地位。
       言之谆谆，听之藐藐，上述普遍性的德国话语在英美思想家们看来，或许恰恰是现代性之伪。本文关心的问题倒不是彻底辨析现代性之真伪，而是德国思想家们炮制的这个现代性之原因，即为什么他们要屡屡构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中的叙事呢?在我看来，这是德国问题的所在，也是对于我们最有启发意义的地方，这其中也许有诸多的原因，我粗浅地归纳了如下三点：
       第一，德国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发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被动地被裹挟进资本主义的社会进程之中的。从它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外来的、大的世界历史进程，因此，它更愿意把这个进程视为一个从古代到现代乃至未来的总体人类进程的一个主体部分，这样从精神上便得以与英、美、法等国家抗衡，以占据或至少没有输掉德国自己的主动性。无论这种努力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德国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力量，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上的固执乃至褊狭，这些尤其体现在各种极左的和极右的思想理论之中。
       第二，尽管德国思想并没有完全真实地总结英美现代社会的本质，但他们有关普遍性话语的构建，是认同英美工商社会和法治宪政之基本结构的，这些集中
       体现在德国一波又一波的自由主义的理论诉求之中。我们看到，从康德的权利哲学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到洪堡的国家限权理论，从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到韦伯的经济社会学，到哈贝马斯晚年的事实与规范理论，从魏玛宪法到联邦德国基本法，到积极参与欧盟宪法的创制，德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三百年来德国历史的曲折发展和演变中，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德国融入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之中。
       第三，由于不是资本主义的原生态，并且其自由主义的各派理论只是部分真实地揭示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普遍性本质，再加之以强大的极左和极右的思想势力，使得德国的现代性思想对于英美现代社会的各种自发演变中的诸多问题十分敏感，因此总是从自身萌发出各种企图矫正英美自由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观念的冲动和方案，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应该指出，三百年来德国思想总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实践与观念上的一个异数，它涌现出来的各种理论体系和现实运动，虽然很多对于英美世界来说是子虚乌有的，但也有很多是击中时弊，具有匡正之效的，而且它们对于德国来说也具有真实的意义，是它们的现代性中所出现的真问题。
       因此，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所谓现代性问题之真伪就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针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的国家体制，来衡量和判断。其中对于英美社会来说是伪问题，对于德国可能就是真问题；相反，英美的真问题对于德国可能就隔膜甚远。基于上述考虑，再回到本文的议题，我感到张旭东对于德国思想的这个重要方面很少有清醒的认识，他基本上是在德国语境中展开有关西方乃至人类社会的现代性政治、法律与文化之叙事的。五百年来英美国家的现代社会之理论和实践似乎是在他的视野之外的，而德国理论和德国社会似乎成为他考察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鹄的，真正的英美自由主义乃至德国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经济制度，反而成为他运用德国左右派思想加以拒否的对象。
       二、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
       张著自以为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批评理论，而是要深入文化意识、价值主体和权力观念的历史基础和哲学基础，对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政治、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构造进行系统的叙述和剖析。为此，作者批判性地解读了康德一黑格尔的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以及哲学立法、尼采的哲学转折及其革命性意义、韦伯一施米特的法律与政治思想，进而对种种当代现象，诸如冷战后流行的“自由市场”、“普遍的个人”和“历史的终结”等各种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一系列独到的分析，并试图揭示这些“普遍主义”立场所掩盖的历史社会差异、文化和价值的冲突，以及隐藏在此类“普遍主义”话语背后的某些特殊主体的“自我肯定”的意志。
       不可否认，作者用“文化政治”这个杀手锏来处理德国思想确实是抓住了德国问题的症结，这个文化民族或思想民族的一个最突出特性就是以文化吸纳政治和经济，甚至超越政治和经济，由此应对所谓现代性乃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自我与他者、个体与普遍、族群与国家的矛盾冲突。确实，以“文化政治”来统括德国三百年来的各种思想流派，把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韦伯、施米特、卢卡奇、哈贝马斯等诸多原本歧义纷繁、矛盾对立的极左、极右和温和自由主义的各派各家聚集在一个题目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明的手法，而且，上述思想人物确实在文化政治这个方面具有内在的共同点，他们都突出地体现了把政治与文化结合起来，用文化化约政治的总体倾向，不管他们佯言的政治是何种政治，文化是何种文化，文化政治的一体化或精神性是德国思想的共同归宿。
       本文在此所要质疑的并不是这种文化政治的一般性研究与分析的视角或方法，而是张著囿于这种视角或方法的盲目性、局限性乃至欺骗性，并进而对于德国思想家们的这个化约实质性问题的思想路径提出批评。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承认文化政治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甚至是一种高明地、综合地处理德国所面临的融入现代性乃至全球化问题的方式，但是，这个方式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性条件就是必须首先把政治与文化根本性地区分开来。所谓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甚至把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和结构方面的东西与文化、哲学、道德的观念和心理方面的东西，严格地区分开来，两者不能简单而轻易地化约和等同，更不能用后者统辖前者，吸纳和消解前者。但是，德国唯心论的文化哲学逻辑恰恰是忽视了这一根本性的要点，它们总是高蹈地用思想、文化、意志和精神等主观性的东西超越(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上的屏障，进而化约乃至轻视政治、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以此实现它们的历史主体性。殊不知恰恰是上述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严重缺陷，使得德意志民族在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屡屡落后，使得市民社会的自由经济制度，法治宪政的民族国家体制，在他们那里从来就没有正常、成熟和富有活力地发育与成长起来。一个政治蹩脚的民族，何谈文化政治?一个连现代性政治之核心的宪政、民主、法治之制度性的建构都乏善可陈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倡言普遍性的现代性逻辑和文化主体性?
       在我看来，德国思想中的所谓文化政治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和欺骗性，它们遮蔽了这个民族国家在三百年历史中最核心而又可惜没有真正解决的主题，即政治制度上的建设。具体地说，就是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的建设。研究德国思想和文化，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鹦鹉学舌，把他们自视高明实则误人害己的那一套文化政治的高调和精神的傲慢拿过来，以此遮蔽我们国家当前在融入现代性进程中的制度建设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或瓶颈。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我在一系列文章中所说的德国问题与中国问题的相关性，并不是意指德国的成功经验，相反，恰恰是它的惨痛教训。任何用政治文化来化约和消解这个坚硬的中国现实主题的“良好”企图都是危险的和贻害无穷的。
       令人遗憾的是，张著在上述问题上是糊涂的，至少是没有走出德国思想的窠臼，全书对于文化政治言辞滔滔，但是，究竟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化，政治与文化的本质性差异是什么，却没有丝毫的说明。我不知道连政治和文化之分都没有厘清的文化政治将会把读者带到哪里?在我看来，政治的归政治，文化的归文化，相互之间是不能化约的，至少不能轻易化约。按照我的理解，政治(political)或政制(constitution)是一种组织规则和政治秩序。政治的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来解决，并且最终也必须落实在政治层面上。那种企图把政治化约为文化，并通过文化政治来消解和消除政治的所谓德国方法，除了自欺欺人之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德国二百年来的文化政治虽然一次次用思想、文化和精神化约了政治，但是在现实世界，他们并没有真地跳跃过政治，并没有因此实现了或超越了宪政民主，从而使得国家强大、自由和幸福起来。相反，他们的社会实践还是得一次次从头开始，建立魏玛民国和民主宪政的现代新德国。
       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只有在上述区分之后，才谈得上文化政治，即超越于政治之上的文化，或建立在正义制度之上的文化认同或文化自我意识、文化主体性。然而，张著却忽视了这个基本的前提，从头至尾大谈文化政治，谈文化政
       治对于政治(英美政治)的化约和消解，并以此彰显德国文化的主体价值。也正是这样一个思路，使他能够心安理得地把尼采与韦伯、康德与马克思、施米特与卢卡奇等截然对立的思想谱系纠合在一起，并且在他们质疑现代普遍性政治方面找到了共同点。至于这个共同点的政治基础是什么，他们各自的理据是什么，该著没有也不愿去考察和分析；至于奠定现代性普遍政治的英美文化的何种正义、谁之合理性等价值问题，就更是该著所要遮蔽的了。
       三、制度建设与现代中国人
       “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这是张著“代序”的题目，也是全书贯穿始终的一个基于中国意识的主题。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今天，在中国已被卷入到现代性乃至全球化进程的时候，思考如何做一个中国人，或者说做一个真正的具有中国意识的现代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日本人或德国人，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作者义正词严地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至少我在书中有两点感受颇深。
       首先，作者强烈地意识到现代性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在西方普遍性话语的主导下，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保持一个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如何使得中国人不至于被淹没在现代性的同质化或英美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之潮流中，如何在全球一体化的现代语境中保持中国人的气质、情感、意识、道德和精神，这些要命的问题确实摆在了我们目前，而且情况堪忧。作者指出，我们很多人在融入现代生活的过程中，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是中国人，忘记了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民族意识和自己的摆脱不了的印记，实际上所谓的普遍性是虚假的，不过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国家的特殊性，现代性不过是他们的伪装化的言辞，因此，在今天怎样做中国人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保守中国文化命脉的问题，就是抵御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霸权，维护中国本色，捍卫中国文化和传统的价值之争的问题。作者写道：“我们要有勇气去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大问题。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该书第2页)
       其次，在这样的期待之下，张著不由自主地对于德国文化和德国人给予了充满同情和赞许的理解。在作者看来，德国与中国类似，也一直存在着一个如何融入现代性浪潮并保持它的民族主体意识、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的问题，也存在着一个如何在文化上抗拒英美(法)等强势国家的普遍性侵犯的问题，也存在着一个如何做德国人的问题。在作者眼里，德国的一代又一代、一波又一波的思想家们总是富有洞见地意识到这个德国与他者的价值之争问题，并且屡战屡胜地捍卫了他们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实现了引导世界文化的优势地位。张著所谓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实际上申述的不过是德国文化对于“西方普遍性话语的历史批判”，讴歌的不过是德国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榜样性示范。它的题中之意是为了回应作者全书开篇的中国问题，即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如何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西方普遍性话语给予历史性的批判，实现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主体性。
       应该指出，作者的这个出发点和主题意识是令人击节赞叹的，对此我也是十分赞同的。我同意作者有关现代性普遍话语中所隐含的各个民族的特殊性的论断，也主张中国在当今世界需要确立一种本已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传承自己的传统，保持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范，理解作者为此忧心忡忡地提出的如何做一个中国人的大问题。确实，“以往那种单纯地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现代化就是反传统的思维方式，那种认为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东西，有一种文明的主流，中国只要靠上去、融入进去就行了的看法，其实不是放弃了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是放弃了对这种特殊性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信心和肯定。”(该书第2页)德国三百年来的思想和文化，在某些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启迪，他们少有我们曾经出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敌视传统、毁灭文化的狂热，而是在发扬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哲学与伦理建设中，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些优异的特殊精神产品，并且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普遍话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著全书倾心考察和讲述的所谓“德国故事”确实有其富有教益的价值，对于我们是一面镜子。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对于“德国故事”的正面意义，对于作者的良苦用心，对于中国人应该持守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脉，我并没有什么疑义。然而，对于“德国故事”的负面教训，对于作者忽视甚至遮蔽的问题，即做一个现代中国人所必须建立的制度平台这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我与作者存在着本质性的分歧。在我看来，今天，乃至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二百年中国历史中，我们屡屡面对的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问题，其根子并不是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现代性的普遍正义的制度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是不能单纯用文化政治来化约和消除的。应该指出，作者在书中着力彰显的所谓德国思想中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已经被某种文化政治至上的文化哲学消解了。在作者眼中，文化政治似乎成了一个万能的点金术，德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似乎都可以通过它来加以根本性的解决。
       但是，在我看来，政治与文化两者不能等同和相互替代，而文化政治只不过是一种附着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的精灵，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机体，即作为政治体、经济体和社会体的制度骨架，那就不啻游魂野鬼。德国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之所以呈现出如此负面的作用，就在于他们过于急迫地跳跃了政治，把政治与文化等同起来，并用文化政治或民族精神化约政治，以至于成为思想巨人的同时，只是政治的侏儒，这不能不说是一桩可惜的事情。反观我们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我们的遭遇比之于德国更为惨痛，关于“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的问题，我更愿意换一个问法：即今天怎样的制度建设能够使我们做一个中国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认为，在我们日渐融入现代性世界大潮之今天，做中国人的核心在于先打造一个普遍性的制度平台，在于为现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的自我意识和文化主体性提供一个正义的制度基础，而这恰恰是中国二百年来无数先贤未竟的事业，是我们最为缺失的骨骼。也许有论者会说，你所谓的制度，最终还不是需要中国人的精神来建设吗?不是仍然以文化精神为归依吗?是的，我承认，是如此，一个丧失了精神的民族是不可能致力于制度建设的，制度是需要今天的中国人用心力、用民族精神来建设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精神力的现实建设或实践，其首要的目标不是文化政治等精神产品，而是制度产品；不是与现代性的其他民族争一个文化上的高低优劣，而是解决我们自己的制度难题，是根本性地解决我们如何步入现代性的政治制度之门槛的问题。只有在我们真正地建立起一个这样的制度平台，真正地步入现代性的洪流(抑或泥潭)，那么我们或许才有资格谈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文化主体性，才能够从容地批评德国的文化政治之得失，才配谈我们今天怎样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张旭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