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一
       进入普通人集体记忆的历史，当不是抽象的“发展规律”，而是一段段鲜活的传奇。宏大叙事的历史看似终结之处，总有一种传奇会顽强地冲破地表。
       1994年的元旦，冷战结束仅仅三年，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日子。是夜，在墨西哥最贫困的恰帕斯州，一支自称“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玛雅原住民游击队突然占领了包括州首府在内的七座城市，当墨西哥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听到的是“土地，自由”的呼声，是“第一丛林宣言”：“我们是五百年斗争的产物……”
       在一群以戴着滑雪帽蒙面为标志的印第安战士中，一个自称“副司令马科斯”的白人领袖很快吸引了所有媒体的目光。他蒙面持枪的形象，他驾驭文字的天才，笼罩他真实身份的层层迷雾，样样都是传奇的佐料。
       其实，为游击队冠以“萨帕塔”的名字，就是在自承为拉美革命传奇之链中的一环。埃米里亚诺·萨帕塔是1909年反对迪亚斯独裁统治战争的墨西哥农民领袖，1911年在阿瓜斯卡连特斯主持制宪大会，以“土地”与“自由”为旗帜，捍卫印第安传统的土地共治(ijido)的合法性。墨西哥城至今还有“1911年宪法路”，萨帕塔解放军更是用阿瓜斯卡连特斯命名了其控制区首府。萨帕塔的传奇经历曾在1953年被好莱坞搬上银屏，由马龙·白兰度主演，片名叫《Viva Zapata》。那些在切·格瓦拉身后喊出“Viva elChe”(“切”活着!)的人，脑海里或许曾经滑过萨帕塔的名字。
       1919年，萨帕塔被他亲手扶上总统宝座的昔日战友卡兰萨诱杀——一个革命者的经典结局。但在印第安民歌中，萨帕塔将骑着白马回到印第安人的国度。当“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突然涌出历史夹缝的时候，墨西哥人可能会记起那个预言：萨帕塔回来了，但不是骑着白马，而是乘着词语的翅膀。
       作为游击队，EZLN的军事行动其实只有1994年的那几天。面对政府军的反扑，EZLN不发一枪，率领整个原住民社区撤向丛林深处，只有马科斯以笔为枪，不断用他或戏谑、或庄重的文字，举重若轻地讲述萨帕塔人的斗争，争取市民社会的声援。“是否有一支游击力量依赖词语更甚于依赖子弹?”萨帕塔目不识丁，而他的后代却发现，语言是他们唯一可以倚仗的武器。“我们，所有遭排斥的人们，寻找着词语，自己的词语，令强势群体分崩离析。”
       这样，十二年后，我们就有了这本厚厚的《蒙面骑士》。它集结了1994-2005年间萨帕塔解放军的公报、书信、演讲，以及包括马尔克斯、萨拉马戈在内的著名文学家为E－ZLN写下的文字。中文版编者戴锦华教授在长篇序言中对EZLN崛起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它十二年的斗争进行了精彩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对于当年缺席这场后现代革命盛宴的中国读者来说，应该可以借此管窥一个更加丰富、也更费思量的拉丁美洲。
       二
       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发言人，马科斯却没有落入悲情叙事的窠臼——或许他明白，在如今媒体的信息洪流中，对民族伤痕的单纯展示，放之四海都很相似，时间一长，多么刻骨铭心的痛苦，都令看客们兴味索然。马科斯的写作，名为公报，却与排除歧义的公文体截然相反：恰帕斯生活和诉求都是在众声鼎沸的“复调”中逐渐呈现出来的。参与这场语言狂欢的除了印第安顽童、起义军男女战士，贯串始终的是两个虚构人物，印第安智者安东尼奥老人和小甲虫杜里托。
       安东尼奥娓娓讲述的印第安神话，很容易让人想到拉美源远流长的魔幻传统。但这些故事显然不是为了在现实中复制一个人神共居、善恶皆有报应的世界。萨帕塔人面对的，是神舐缺席、暴力横行的世界。神话代表着对逝去的文明的追忆，更是对未来合理世界秩序的诉求和期许：多元化(《色彩的故事》)、宽容异己(《他人的故事》)、对话(《七道彩虹的故事》)、柔弱胜强暴(《剑、树、石和水的故事》)，故事的标题就清楚地透露了它们的价值指向。“在墨西哥东南的群山之间，我们的死者活着，博闻强记。他们对我们言说他们的死，我们在倾听……那来自昨天，却指向明天的故事……群山告诉我们，保有自己的过去，那样我们将拥有将来。”(《第一届保卫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国际聚会的开幕词》，第334页)
       如果说安东尼奥的故事展现着萨帕塔运动的底色，那杜里托则瞄准了其颠覆对象；安东尼奥用智慧老人的语言丝丝入扣地展现玛雅哲学的博大精深，杜里托则用任性孩子的口吻把新自由主义调侃成一条“绝对空无一物”的指令：“好像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样行事”(第268页)；安东尼奥老人坚守着土地，而杜里托四处漫游，从马德里到东柏林；安东尼奥代表了道德的深度，杜里托则是言语的激情。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在轻与重、缓与急、大与小、传承与颠覆的张力中，将萨帕塔运动维系在一个平衡点上。
       杜里托彻底解构了高大全的革命文学典型。这只小甲虫和萨帕塔社区的顽童一样，偏执又可爱，骄傲又脆弱。它自比堂吉诃德，把马科斯当成它愁眉苦脸的仆从桑丘，它夜郎自大又胆小如鼠，忽而豪情万丈，忽而又被一场雨吓得掉头逃窜。它自称研究“新自由主义及其中美洲战略”，因为“一只甲虫需要了解它所在的世界形势”，以便确知，它是否会被一只莽撞的皮靴踩扁。马科斯说，萨帕塔运动与一般极左派别的区别，在于“我们清楚，我们不可能代表最广大的人群。我们只代表少数人：恰帕斯的原住民。”边缘的人群，卑微的生活，只能由一个小丑嬉笑着说出他们的思想。他们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杜里托／马科斯也不能。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甲虫，只是“伸出爪儿抓挠历史的天空”(第301页)，希望能在普天下齐声高唱赞歌时，顽固地加入一个不和谐音。
       而且，仅仅是一个不和谐音。
       三
       马科斯文集的原名，在西、英、法语版中，都是《Ya Basta!》(受够了)，套用原住民的口号。中文本标题变成了《蒙面骑士》，重点落在了领袖形象的描摹上。在不同文化知识信息背景的读者眼中，究竟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答案恐怕见仁见智。
       马科斯是谁?这是论及萨帕塔运动时难以绕开的问题。虽然关于“副司令”真实身份的猜测曾经演化为一场世界性的猜谜游戏，但真正的问题，可能应该是“我们看到(或自以为看到)的是怎样的马科斯”。
       “新世纪的全球反叛明星、切·格瓦拉第二、拉美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这是《蒙面骑士》的封面推介，让人联想到前两年前先锋话剧《格瓦拉》在国内创造的火爆票房。不过，“格瓦拉第二”这称谓，的确从萨帕塔运动走上国际舞台之初就伴随着马科斯了。“时尚版格瓦拉”，也有人这样戏称。面对这种比附，无论膜拜或讥诮，马科斯都没有反对，但1999年，当法共《人道报》记者提问“如果‘切’回来您会怎么做?”时，他说：“我请他坐上我的位子，然后我开路”。
       马科斯“上山”之初，大约是想成为格瓦拉式的革命播种机的，可他很快明白，他必须放下启蒙者的姿态，学习融入这片土地，成为他们的一分子。他的自我定位不是领袖，而是“翻译”，沟通古老的玛雅与外部世界之间对话的一个“声音”。
       这个“翻译”的角色，同样值得玩味。令EZLN能在众多民权运动中独领风骚的言说，归根结底，经过了一层“转译”。马科斯对恰帕斯原住民诉求的“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狭义的转换，将原住民语言翻译成强势的西班牙语，更是在两种“语境”间的翻转腾挪，把恰帕斯深山原住民嗫嚅笨拙的诉求打磨成当下流行的后现代寓言，嵌进主流的文化价值体系中——莎士比亚、波德莱尔、塞万提斯、聂鲁达被反复引用，引来一片颔首称道。萨帕塔的“土地与自由”也置换成“自由民主公正(Libeaad Democracia Justicia)”，远远呼应着“自由平等博爱”。
       这高超的翻译为萨帕塔运动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一种审美的语言，必然比面目可憎的官样文章更“真”更“善”；一种能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的“主义”，自然与“我们”精神相通。
       四
       将原住民的声音传出深山的是马科斯，把马科斯的声音接力传递到世界各地的是强大的媒体机器。
       马科斯深请传媒之道，从萨帕塔起义之初就有意识地利用媒体发动社会的力量，无怪有论者将他称为“舞台时代的‘切’”。关于媒体的角色，马科斯写过一个“小报童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报童，他买不起新报纸，只能趸进旧报纸，一张也卖不出去。小报童把积压的旧报纸卖了废纸，发了财，收购了所有的报刊，规定所有的人只准读旧闻。“比如，在今天的报上，你会读到，萨帕塔人即将抵达墨西哥城……你完全无法辨认这消息的日期，它可能是1997年，也可能是1914年。”(第183页)斗争仍在进行之中，但作为突发事件，已经沉入了过去完成时……滑雪帽遮盖住了那些政治+娱乐的炒作的无奈：让世界在兴高采烈地奔向未来时，偶然回望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是多么的艰难。
       马科斯很坦然地说过，所谓“马科斯”和他的滑雪帽都只是符号，和平降临之日，摘下滑雪帽，“马科斯”就不复存在。“马科斯就是你，就是你心中的反叛与不平。”但符号学战争也有其反面：为了吸引世界看到“真相”而发明了“符号”，世界记住“符号”，却满足于把符号当作真相本身。多年以后，在历史影像志的显赫位置，留下的或许只是副司令和他的面具，甚至经年日久，副司令的名字也会淡去，只留下一只无面目的滑雪帽。好比墨西哥典型的宽沿草帽，没有多少人记得，那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标志性造型，它的主人主持了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制宪会议。更何况，这草帽形象得以流传于世，马龙·白兰度和好莱坞功不可没。
       “被彻底遗忘还是因被误解而被记住?”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提出的问题放在马科斯身上也同样适用。在一篇献给起义军的女战士的文字中，马科斯这样纪录道：……“那你叫什么?”记者将摄像机和话筒拱上来。大鼻子滑雪帽回答：“马科斯。副司令马科斯。”
       从那一刻起，一个女人，一个反叛的原住民女人的全权指挥作用被抹去了，其他原住民妇女的参与，自萨帕塔诞生，十年漫漫长路，变得次要了。当灯光聚焦在马科斯身上的时候，那些滑雪帽后面的面孔变得更加无名。少校默默地望着大鼻子的背影。此刻，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他有一个名字，但没有一个人问起她的姓名。(《第十二年里的十二个女人》，见本书第278页)
       这种清明的自省，也是格瓦拉所没有的，它比一切眼花缭乱的“符号”，都要来得动人。
       但言说胜于沉默。在镜前，有人会满意地玩赏自己的影子，有人却会如马科斯所说，在镜子后面刮去一块，让镜子成为通透的玻璃。“在众多的镜子、真实或虚幻的影像间，寻找着一块可以粉碎的玻璃”，穿越到另外一面。
       期待有人穿越镜子的幻象，就首先要打造一面镜子。
       镜子的背后，有一个恰帕斯的村庄。它的名字叫拉列里达，La Realidad，意为：“真才目”。
       (《蒙面骑士》，[墨]马科斯著，戴锦华、刘健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