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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东京大学教授，著名文艺批评家小森阳一，是当今日本知识界广受关注的学者和新生代左翼批判知识分子。他生于东京，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师从龟井秀雄专攻日本近代文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步入学术界以来，已出版专著、论文集近二十种。近年来，随着他与中国知识界交流的加深和其著作中文本的出版，也逐渐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关注。小森阳一早年是以将文本理论成功引入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而闻名于学术界的，但自1995年前后，他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思想路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从以文本理论为中心的文学“内在批评”向注重“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和后殖民批判的“外在批评”，或者说从文学研究者向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的重心转移。伴随着这种“重心转移”，近年来他大幅度地跨出了一般文学批评的学术领域而深深介入到当下日本政治当中，在批判右翼知识界群体排外主义的极端民粹思潮和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修正主义，抵制新编历史教科书，推动维护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草根运动，以及与小泉内阁主导下的日本保守政治进行斗争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力图以上述“重心转移”为核心，简要地勾勒小森阳一从文本分析到政治介入的历程，供中国读者参考。
       小森阳一的学术研究起步于1985年前后，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和文体理论，通过对日本近代文学草创期的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和夏目漱石的《心》等小说文本进行大胆细致的解构分析，成功阐释了与西欧文法迥异的日语人称、时态、句法、文章的结构运作方式和形态，从文学文本的内部揭示了“近代日本文学”们生成过程。《作为文体的故事》(1988)和《作为结构的叙事》(1988)两部早期著作，代表了这方面的最初成果。这种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当代文体学的视角对日本近代小说进行的理论思考与文本分析，在今天或许已经成为研究者的一般常识和方法，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无疑具有文学观念和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当时，已有大量西方“叙事理论”和文本分析的书籍介绍过来。但一般粗浅的照搬模仿，也使得人们对这种“叙事”结构分析方法是否适合日本文学的实际产生了怀疑。小森阳一独自开拓的“叙事结构”分析法，来自对日本近代文学具体文本的深厚理解和对“日语”的特殊感悟(他少时曾经生活于属斯拉夫语系的布拉格，回国后经历了长时间与母语抵抗、斗争和接受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叙事结构”分析法具有本土化特征，“使文本分析的方法在日本最终获得了市民权”。换言之，他的批评实践在改变传统的注重社会历史分析和道德评价之文学研究的同时，成功地确立了文本分析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然而，1995年前后，小森阳一在批评方法和思想路径上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重心转移”。我以为，这种明显的“重心转移”主要受到来自下面两个大的社会和文化思想语境的促动。一个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际理论批评界大趋势的变动，即以“文化研究”为先导相继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析”、“差异政治学”、“女性研究”和“后殖民理论”等所代表的注重历史、阶级、身份、政治，强调文本外部之社会历史语境的批评走向。1993年，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小森阳一开始关注文学与媒体的关系。他与学界同人在岩波书店的《文学》杂志上联合刊发两个特辑——“媒体的政治力量”和“媒体的造型性”，通过分析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以报纸为中心的新闻媒体，其话语编制如何推动了“近代文学”的诞生，近代文学这个作为创生“国民”的媒介，又与新闻媒体一起怎样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从文化研究的视角阐述了文学与民族国家想象基础的“民族主义”之深层关系，给读书界留下耳目一新的深刻印象。之后，小森阳一进而开始关注后殖民理论。我们知道，后殖民理论从诞生一开始便对帝国、殖民、种族、性别差异、国际资本流动等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透过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资料，针对民族独立以后与殖民地统治时代不同的后殖民状况的分析，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批评，不如说是更具政治色彩的批判理论。后殖民批评家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予以批判，揭示西方意识形态上的诸多偏见，乃至“文明”掩盖下的“野蛮”。这无疑也成了小森阳一文学批评方法论“重心转移”的重要理论参考，《媒体、表象、意识形态》(与人合编，1997)《“摇摆”的日本文学》(1998)和《后殖民》(2001)等著作的出版，便是结合国际理论界、批评界新走向，转变自身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具体成果。这其中内在于学术的文化政治指向，或者说学术与政治承担高度统一的批评理论，为小森阳一此后直接、深入地介入到对近代日本的历史批判和对当下保守政治的抵抗运动中去，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托。
       另一个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国内政治的整体保守化倾向和国民思想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状态的出现。众所周知，日本的战后政治体制是于1955年确立起“保守与革新”两大政党，即执政的自民党和在野的社会党相互制衡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民主政治模式。这个被称为“55年体制”的政党政治模式在持续了近四十年之后开始遇到了真正的危机和终结。进入九十年代，经济的萎缩不振造成了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日本社会和民众心理开始蒙上重重的阴影。而冷战格局的崩溃使一直在美国保护下属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发生变动，曾被冷战体制掩盖的那场侵略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也因而变得复杂起来。这就促成了日本社会内部开始出现整体保守化态势。
       大概是在1995年前后，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标志着“55年体制”的最终解体。1993年国会大选，政坛上的两大政党自民党和社会党都遭到了惨败。这导致了1994年两个长期对抗的政党不得已组成联合政权，它不仅标志着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历史的结束，更反映了原来属于革新政党的社会党彻底的败北。在民主选举政治中，一个政党的倒台无疑象征着支持这个政党的社会团体和势力的衰退。社会党在1993年国会大选中惨败，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作为长期支持该党的社会群体，工会组织早已分崩离析。同样属于革新势力的日本共产党其情形也与社会党相仿佛。为了在选举政治中维持其生存，日共于1997年9月召开21大，确立了“对内不问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是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的新方针。这也象征性地反映了长期以来日共的左倾主义导致追随者减少和知识阶层左翼批判势力不断衰退的社会状况。与上述日本政治层面上的保守主义倾向相呼应而出现的，是一般国民层面特别是知识阶层中右翼一派以历史修正主义为表征的民族主义情绪之高涨。1995年在自民党内部组成了“历史研究会”，通过出版《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对那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做出全面的肯定。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右翼知识人发起“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知识右翼形成阵势，其历史修正主义也一时流行开来。
       小森阳一等批判型知识分子走出学院直接参与政治斗争，正是有感于上述日本社会语境的急遽变化而做出的理性抉择。
       
       二
       进入新世纪以来，小森阳一跨出一般文学批评领域而进入到历史批判和现实政治斗争的层面，相继出版于2001年和2003年的《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和《天皇的玉音放送》，是其“重心转移”之后极具政治批判性的重要著作。在分析近代天皇制的构建历史和战后日本社会的问题根源上，两书分别有其侧重，可以视为姊妹篇。如果说前者重在通过对《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两个历史文本的解读，以阐释近代民族国家创出的过程和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性，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对《终战诏书》这个始终暧昧不清的文本(声音媒体)进行多层面的剖析，从而证实战后的象征天皇制完全是日美两国政治集团根据各自的利益而共同捏造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其中，近代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性则是小森阳一要暴露和批判的关键。
       所谓意识形态性，指近代天皇制作为国家机器之组成部分的政治和制度化性格。日本人大多认为，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是大和民族历史传承下来的“国体”，千年以来成为维系列岛民族生衍发展的文化制度和精神纽带，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将其作为封建社会的制度残存，批判明治维新保留“天皇制”之君主立宪改革的不彻底。小森阳一揭露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化性格，具有重要的政治颠覆性。他指出：天皇制“实际上指的是成立于明治维新之后，经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的方式予以确立起来的绝对主义性质的政治机构”。它与历史上的“天皇制”已然断裂开来，因此，作为政治实体的“近代天皇制”并非永远不变的存在。毋宁说它是幕府末年政治集团为了克服欧美列强逼迫日本打开国门而出现的种种危机，“一点一滴地构筑起来的制度”。甚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对日本实施占领的GHQ(general Headquarters：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以及麦克阿瑟那里，作为制度的“象征天皇制”依然成为实行有效政治统治的工具。
       那么，这种贯穿战前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近代天皇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它与民族国家的建制构成怎样一种关系?回到《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一书中来，我们注意到，小森阳一通过对分别颁布于1882年和1890年的两个天皇敕令精彩的文本解读，有力地证实了《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所发挥的难以替代的政治功能。前者在部队中反复咏唱，使天皇与士兵成为一体化的“肉体”，并使需要保卫的对象亦即“国家”得以诞生。后者则以皇祖皇宗的遗训来解释“大日本国宪法”，由此捏造出皇国的历史而奠定了天皇制的基础，并通过近代的学校教育制度灌输到每个未来的国民思想中去。《教育敕语》还把过去分别属于各地方诸侯大名的仅占全国人口6％的“臣”偷换成“臣民”，以此创造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来。而与议会制宪、征兵制度、学校教育的出现同步进行的“言文一致”运动，实在是“国语”这一制度的创立运动。于此我们看到，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基本要素的国体(国家)、国民、国语三位一体的制度已然完备，而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性也在此暴露无遗。这个以天皇制为至上理念的近代日本国家，从此一步步走上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侵略的悲惨道路。
       然而，1945年的战败并没有成为近代天皇制的终结。相反，放弃对昭和天皇裕仁战争罪责的追究，美国占领当局为配合新的世界冷战格局的出现与日本政府合谋而建筑起的“象征天皇制”，不仅使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制度建设大打折扣，更妨碍了日本国民对近代以来殖民主义意识或殖民地无意识的反省，从而造成对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罪责的暧昧不清的态度。这些正是《天皇的玉音放送》通过对《终战诏书》这一特殊历史文本进行多层面解读而试图证实和解构的关键所在，它与《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一书相互辉映，成为对日本近代历史的一个深刻反省。
       小森阳一以上两部著作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止的以文学为中心的批评实践相比较，已经明显地跨出了“文学研究”这个专业学术领域，进入到历史批判的层面。而这样的历史批判又是与对当下的日本政治问题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从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以学术为依托展开历史批判来参与当下政治问题的讨论，是小森阳一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惟其如此，才得以发挥出政治家、新闻媒体人和一般公众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对《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两个历史文本的精彩解读，就突出了文学批评中“文本解读”和“话语分析”的独特功力。在2004年一次访谈中，小森阳一指出，作为文学研究者，他解释历史的方法和视角与历史学家注重历史事件和史料本身的作法不同，更重视历史文本中的话语叙述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性。小森阳一强调：“我并没有进行特别‘严厉的道德批判’的打算。如果说与至今为止的相关历史著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在于：针对从前仅仅是将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文件来定位，我在自己的书中，是追问在该诏书中怎样的认识被语言化，通过这种追问的形式将内在于文本自身的思想与历史事实作为问题”。就是说，“历史学的史料是文件，是用语言记述的文本。在该文本中，各种各样独自的意识形态内在于其中。作为文学研究者所应发挥的功能，即在于是否能够将历史性的文件作为语言文本进行批判性分析”。
       三
       2001年，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中学历史课本通过文部省的审查，成为可以供教师选用的正式教材。这个右翼团体编写的教科书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批判所谓“东京审判史观”并将进步知识界对战争历史的反省污蔑为“自虐史观”，试图通过一套新的历史叙述来重新定义天皇制，并以此重建所谓日本人的健全民族主义。“编撰会”与同样臭名昭著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一样，表面上是一个民间学会团体，实际上与保守政治特别是自民党内右翼政客过从甚密。自1996年前后成立以来，他们在日本社会掀起了一股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刺激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他们所编写的教材得以通过国家权力部门的文部省“检定”也绝非孤立偶然的事件，1999年日本国会强行通过“国旗国歌法案”，要求全国小学有义务唱“君之代”(国歌)，挂“日之丸”(国旗)。右翼政治势力通过国家法制要将民族主义和以本民族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思想灌输到社会低层的意图昭然若揭。由此观之，新编历史教科书通过审查而“合格”，实在是右翼知识集团与国家权力的一次暗地联手合作，因此遭到了有良知的日本进步知识界和民众的激烈反对。1998年，小森阳一在与高桥哲哉合编的《超越民族历史》一书已经展开了对自由主义史观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当2001年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文部省“检定”之后，他更多次奔赴地方、基层教育现场，努力推动抵制采用该教科书的“草根运动”，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后来的结果显示，除了石原慎太郎任知事的东京都属下的一所残疾人学校和爱媛县的一所中学之外，日本全国的国立、公立学校均决定不采用“新历史教科书”。
       在抵制新历史教科书的运动中，小森阳一不仅对“教科书”本身的问题有深刻剖析，揭露了在其美化侵略战争和肯定天皇制的背后隐藏着咄咄逼人的“好战
       史观”和“煽战史观”，保守势力为了掩盖追随美国路线的矛盾而利用“编撰会”历史教科书以蒙骗国民等等，而且还关注抵抗运动的方式和策略问题。他强调不要把“教育问题”完全委托给“教职员工会”，而是要通过教师和学生、家长各界的直接参与，“使其成为各个领域的市民运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抵制国家通过“国旗国歌法”试图掀起的“自上而下的草根运动”，即把“日之丸”、“君之代”通过教育委员会彻底渗透到社会最基层的学校去。抵制新历史教科书运动是小森阳一直接投身社会政治斗争的开始，其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面越发凸现出来。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关注到新形势下左翼抵抗运动的方式和组织形式问题，并在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不同传统左翼的斗争策略。
       9．11事件以后，美国开始调整自己的世界战略，于2003年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并要求同盟国日本直接参战。而一向坚持追随美国路线的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到了小泉纯一郎内阁更是变本加厉，他们在国会强行通过“PKO临时法案”，并且不顾近70％国民的反对，于2004年1月正式向伊拉克战场派出自卫队。向海外派兵这在日本战后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而执政当局遇到的最大阻碍乃是和平宪法的存在。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真诚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将不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于是，为了逃避违宪之嫌，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开始出现新一轮的“修宪”声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格局的进一步剧变，特别是作为社会抵抗势力的社会党方针的大转变，以及国民中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使这新一轮的“修宪”声浪很可能得逞，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路线。据悉目前各政党中希望“修宪”的达90％，这正是日本社会主张“护宪”的进步势力感到忧虑之处。不过，宪法规定“修宪”必须举行全民投票，并获得半数以上赞同票。
       有鉴于此，2004年6月10日，由小森阳一直接策划并担任“事务局长”的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正式成立。“九条会”由文化界九位著名人士组成，他们是作家加藤周一、剧作家井上厦、哲学家梅原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反战活动家小田实、法学家奥平康弘、报告文学作家泽地久枝、文化研究学者鹤见俊辅、社会活动家三木睦子(已故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夫人)。他们的平均年龄76岁，各自超越政治上的歧见会集到一起，围绕如何认识日本宪法的意义和怎样在世界中发挥新的作用等，展开面向社会的呼吁运动。由于九位知名人士德高望重，他们在日本遍布南北的地方城市中进行讲演，基于良知与理性并结合自己切身的战争体验直接与听众对话，已经产生了明显效果。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相继出现了各行各业的“九条会”。他们未必能改变那些国会议员的态度，但争取半数以上国民不支持“修宪”则大有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九条会”一开始便受到大众媒体的封杀，各大全国性报纸和电视台基本上采取了淡化和默杀的姿态。就是说，在当今发达的日本后现代社会，已经信息产业化了的大众媒体受到背后资本的操控，并且和保守政治势力乃至国家权力联手控制舆论的形成，使国民的独立思考越发困难。这恐怕是经历过战后民主主义和六十年代社会运动的“九条会”成员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状况，也要求他们寻求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特别是左翼运动的方式和途径。而实际上他们的确做出了积极的努力。2005年在中国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小森阳一回顾“九条会”的实践，将其概括为“语言的运动”。他指出：“以前社会运动的特点之一是把理念以非常简单的标语化的方式提出来，两者是不一样的。喊口号似的说，我们来保护九条吧，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九条会的特点是把自己的声音亲自传给听众，成为他们内心思考判断的重要部分。”“现在的日本主流社会是以单纯的语言把民众集中起来，营造一种民族主义气氛，我们的战术是以一种非常分散的无处不在的语言去消解他。如果权力者使用的是一种民粹主义式的语言策略，我们就用相反的语言策略去消解，因此我们的运动是一种语言的运动。”
       可以说，这种“语言的运动”旨在冲破和颠覆当今日本社会阻碍个体独立思考的三大障碍。一是旧左翼运动将思想理念简化为单纯的口号标语的习惯模式；二是政治家和右翼知识集团以民粹主义式的广告化语言煽动民众的险恶做法；三是大众媒体所操控的代表社会主流话语的“仿真”状态。其方式和策略便是重新回归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和每个人成为媒体的语言运动。小森阳一强调，“九条会”的运动就是一个使已经悬空化的人重新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的运动。他举例“九条会”中一些著名学者“完全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以个人身份和他们交流和沟通，而不是某一个人通过媒体说出一种正确的看法，由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大众来呼应的运动，无名的大众和这些有名的人进行沟通，是一种看得见脸的运动。而所谓“每个人成为媒体的语言运动”则要摆脱媒体的中介和过滤，通过语言的直接传递激起民众的独立思考。小森阳一解释说：“我真正的理念是，让每个人成为媒体本身。现在，媒体的作用是让你没有办法客观地看待事物。所以，我认为应该把mass media(大众媒体)改称为mass media wall(大众媒体墙)。我们的工作就是拆掉这堵墙，让大家通向事实本身”。
       2005年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讲演中，小森阳一援引德国传播学者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的说法，以具体的事例形象地剖析了日本主要媒体封杀知识左翼“不同者的声音”，配合政治权力煽动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形成主流舆论，造成一面是媒体墙一面是沉默的大众“思考停止”的危机局面。而“九条会”成员每年近百场奔赴地方、民间、社区的讲演对话运动，开始收到了效果。至少他们那种面对面的语言交流已经影响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地方新闻报纸也开始报道他们的活动了。这种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语言的运动”形式，或许是改变“沉默的螺旋”状态的一个契机和有效的途径。(该讲演中文本发表于《博览群书》今年第一期“东亚视野”栏目)
       需要指出，小森阳一实际投身到教育界基层推动抵制采用国家钦定教科书的运动，还有最近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深入市民当中的讲演对话活动，并不是他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代表了包括姜尚中、高桥哲哉、金子胜、石田英敬等一批“新生代左翼批判群体”的共同政治行动方式。他们让我们不禁想起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左翼斗士们投身社会革命的风采。在顽强对抗国家、制度和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体系上不求妥协、义无返顾的批判立场，以及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国际主义诉求(强调与亚洲邻国的联带)方面，他们的政治参与方式虽然显示了诸多方面的新特征，但与“六十年代那一代”依然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当然，世势回转，时至当今，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已和六十年代大不相同，小森阳一等所倚重的思想精神资源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或者
       存在主义的主体论，以及反战、和平的世界主义想象。面对国家和媒体联手严密控制舆论的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今天的新生代知识左翼已经不再有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左派把持媒体霸占公共话语空间的幸运，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化成一个个单独的媒体，如小森阳一和“九条会”成员那样，通过一场一场奔赴大小市民集会的“广场”讲演，以面对面话语对话语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在任何物质和知识都可以成为消费符号而无法沉淀到深层并聚集起抵抗力量的大众消费时代，他们必须面对思想话语不断被瓦解、不断被时尚所征服的危险，他们需要源自后现代思想的解构批评、话语分析、他者理论、差异政治学和后殖民批评等思想资源，当然也包括作为二十世纪最大的社会批判理论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这样，新生代左翼批判群体在实际的学术研究和政治介入中也就形成了与上一代自由主义左派大不相同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在他们身上是不是显示了二十一世纪新时代条件下，左翼知识批判的应有状态和未来走向?当然，我们还很难预测，这种知识个体直接成为单独“媒体”的艰难实践能否聚起巨大的社会抵抗力量，颠覆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和那个“在表现性的逻辑之外操作运转”的大众媒体墙；能否持续运动下去而不至于成为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实践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抵抗运动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反体制或者左翼批判运动的新形式新战略，甚至包含了变革二十世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创造二十一世纪新型的文化政治模式的可能性。
       四
       2003年出版了最具政治批判性的著作《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后，小森阳一全身心投入到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语言运动当中，相对而言，内在于学术的政治批判性著作的写作几乎中断。在沉寂了三年后的2006年，他重新迎来了一个创作的高产期。5、7、9三个月相继出版了三本文本分析与政治批判高度融合的著作，即《村上春树论——<海边的卡夫卡>精读》(平凡社)、《心脑控制社会》(筑摩书房)和《种族歧视》(岩波书店)。《村上春树论》通过小说文本的内在结构分析，旨在揭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极高的村上春树文学，其背后潜在的抹消“不快”的侵略历史记忆，将个人的征服欲望和近代民族国家通过战争暴露出来的制度暴力性混为一谈，从而将读者诱导到“愉快”与“赎救”之虚拟审美境界的创作意图。同时，尖锐地指出了村上春树小说在处理“历史认识”问题方面与右翼知识界历史修正主义潮流的思考结构上的一致性。《心脑控制社会》解析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保守政治和大企业资本，运用最新脑科学成果，通过媒体操控大众心脑记忆能力以巩固政治统治和营销利益的恐怖状况，提倡重新恢复人类语言思考功能以颠覆政治、资本、媒体联手操控大众心脑的“思考停止”的社会状态。《种族歧视》则从近代以来民族歧视的历史和文化政治抗争两方面，反思了以民族自我为中心排斥他者的民族国家制度弊端。
       可以说，这三部新作再次展现了小森阳一精湛的文本解读功力，以及透过文本进入到历史深层，从而揭示各种话语叙事背后深藏着的权力和制度之不可见的意识形态性和话语暴力的批判力度。同时，向读者透露了他眼下的关注焦点和问题意识以及未来理论思考的方向：关于历史记忆的抹消与再现之抗争；保守政治与大众传媒联手构成“媒体墙”从而造成一般民众“思考停止”的社会现象；如何通过“语言的运动”重新恢复和激活人类丰富的以语言来思考的能力，创造一个以个人民主为基础的多元话语空间或文化政治生态，等等。
       2006年8月16日即小泉纯一郎日本首相再次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浪强行“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二天，小森阳一紧急造访中国，在清华大学“东亚文化讲座”发表《安倍晋三和后小泉时代的日本政治》的讲演，呼吁中日两国进步知识界联手抑制后小泉时代的日本政治，使之朝着维护东亚和平与安全的方面发展。这进一步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其超越民族国家界线，勇于承担自身政治责任的鲜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