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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大江健三郎初登文坛之际，便以奇异的想象力和新颖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引起了日本文坛的广泛关注。大江健三郎1935年生于日本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他从小就喜欢听祖母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并从中吸收了大量文学创作的养分。
       面对大江这个虔诚的小听众，祖母以目击者的口吻讲述明治维新前两年发生在山谷里的农民暴动以及村子的历史。这些有关当地历史的叙述，使得年幼的大江感受到一种“与祭祀时的昂扬同质的东西”。在多年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等许多作品中，读者可以清楚感受到这种“祭祀时的昂扬以及想象力的解放”。此外，森林中的鬼怪精灵，是祖母喜爱
       讲述的另一类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当地的传说，也有些是祖母的“即兴发挥”，其中每每出现的“大树”和“灵魂”，日后更是成为了大江诸多作品中的重要意象。(许金龙“大江健三郎简略年谱”)
       可以说，祖母是大江最初的文学启蒙者。不幸的是，在大江八岁的时候祖母就离开了他。翌年，父亲也猝然离世。此后，母亲独自承担起抚养和教育大江的责任。
       大江的母亲是一位熟悉并热爱中国当代文学的日本妇女……受到母亲的影响，大江很小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祖母过世后，母亲替代祖母继续为大江这个唯一的听众讲述当地的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引发了大江的浓厚兴趣，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想象力。与此同时，“深知书籍的神奇力量”的母亲“千方百计地为我搞到了决定我后来文学生涯的两本书——《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尼尔斯历险记》”。虽然这两本书在当时的日本被定义为“敌国文学”，但是母亲宁愿用珍贵的大米到松山市为大江兑换“敌国文学”，也不肯让大江接触和阅读战争后期政府印刷的那些宣传超国家主义(即具有日本特色的法西斯主义)的出版物。(同上)
       我们从大江的获奖演说中可以知道，幼年阅读的这两本“敌国文学”作品，对大江成年后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想象力的形成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大江从《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为自己在森林中的阅读行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从《尼尔斯历险记》中则“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不久后自己也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自己也将会与亲爱的野鹅结伴而行，从空中飞往遥远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江健三郎《我在暖昧的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极为惨烈的最后阶段时，大江村中战死者的人数直线上升，举办丧事的日子也越来越多，四处飘荡着死亡的恐怖。在学校里，老师经常会喝问：“如果天皇陛下命令你们去死，你们将会如何呢?”大江在和其他孩子一同大喊：“去死!切腹去死!”的同时，却因紧张和恐惧而两腿颤抖，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就要被杀死。为了摆脱这一切，他时常跑到森林中或是钻进自己搭在柿子树上的“图书馆”，向树木花鸟倾诉。(大江健三郎《战后时代的印象》)
       高中毕业后，大江只身到东京求学。大学长期的借宿生活，不仅使他身体营养不良，在心理上也体验了可怕的孤独。也是在这一时期，转入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的大江接受了存在主义。在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大江对人生的理解充满了焦虑，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也总是关注在残酷现实面前无所适从，被推向社会边缘的人群。
       如果说幼年时代和寄宿生活的孤独是使大江选择走向“边缘”的一个要因的话，那么1963年长子大江光的诞生则是促使他从“边缘”走向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的重要契机。大江光由于头盖骨先天性缺损导致脑组织外溢，从出生直至秋天一直处于危险状态之中。以往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存在主义的困境成为活生生的、无法回避的现实，大江不得不面对着无法逃避的选择——要么放弃为将来注定要成为智力残疾的幼儿进行手术治疗，任其幼小的生命结束；要么勇敢承担起父亲的责任，积极抢救这个将来注定要成为智力残疾的可怜婴儿。大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一凄苦而独特的个人体验使大江得以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创作主题，关注所有边缘人乃至全人类的生存状态。其后不久，大江写了《个人的体验》和《广岛札记》这两部作品。
       日本无条件投降不但埋葬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也迫使日本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军事管制。战败在一直是接受国粹主义教育的大江心中，也唤起了十分深刻的毁灭与屈辱的意象。
       我学到的第一句外国话，就是那句耳熟的打招呼话：Hello!这是用来跟谁打招呼的吧。是的，这是跟占领日本、进驻日本的外国人打招呼用的。外国兵扔给我们点心、香烟。孩子们争着抢着拣。我自己手里也紧握着一把扔过来的巧克力。这事儿我不想隐瞒。这是可耻的记忆，但也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大江健三郎《战后世代的形象》，载《严肃地走钢丝——为了第三部的笔记》，文艺春秋新社，1965年版)
       这段描述，充分说明当时不得不接受的被占领的现实，对民族意识极强的日本国民来说是多么严酷。
       战后的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的与战前不同的景观，促使大江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现状、命运进行新的思考：
       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
       在大江看来，日本处在世界的边缘，由于历史的因素，它既不能被亚洲完全接受，也不为西方真正理解。而就大江自身而言，他的出生地四国又是日本本土的边缘。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导致的孤立，使得大江痛悟，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对社会文化结构作新的认识。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前繁荣后面隐藏的危机：传统道德、理性、信仰的丧失，使人们感到活在这个世界是痛苦的，孤独的，再加之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与物的对立、冲突愈演愈烈，人们处在冷酷无情和苦闷之中，周围充斥着肮脏、丑恶和混乱，人的命运被强大的异己力量所左右，精神世界已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这样写道：“日本的青年人不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希望。希望，对我们日本青年来说，只能是一个抽象的词汇。我很小的时候，发生了战争。在那个英雄的战斗的时代，年轻人满怀希望，把理想挂在嘴边……理想，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战场上的语言。理想，是同一时代人相互之间的友谊，但那也是战争的时代。今天我们的周围只有欺骗和猜疑、傲慢和轻蔑。和平的时代，这是猜忌欺骗的时代，这是孤独的人互相轻蔑的时代。”“理想，友谊、宏伟的共生感，这一切在我们的周围从来不曾存在过。我生不逢时，生得太晚，却又生得太早，赶不上下一个友谊的时代、希望的时代。”(大江健三郎《性的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88页)大江笔下的年轻一代，成为精神失落的一代，他们
       不能做一些对自己、社会、人类有意义的事情，从而也就无法实现人的价值。他们整日醉生梦死，只好用发泄自己的情欲来确立自我的存在。《我们的时代》中描写的一些人物都在以荒诞的性行为来与社会对抗，他们的人生充满了荒诞的、毫无动机的行为和毫无原因和目的的冲突。大江“成功地将‘性’作为政治的暗喻，展现现代人的性世界，已达到打破这个窒息的社会现状，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窥视日本社会的角度。”(叶渭渠《主编者的话》，见《大江健三郎自选集——小说的方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页)
       大江在大学阶段酷爱存在主义文学，“尽管在教室里学习十六世纪的法国文学典籍……可只要一回到寄宿的房间，我绝对只读萨特。”(大江健三郎《严肃地走钢丝——为了第三部的笔记》)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按背景大致可分为以东京为背景的作品，和以故乡为背景的作品。虽然这一时期以学生为主要人物的作品受到了一些关注，其中《死者的奢华》仅以一票之差落选第三十八届“芥川文学奖”。但是，由于对于城市生活经验匮乏，大江这一时期作品的题材多有相似之处，主题也大都是关于年轻人的虚无感与徒劳。
       在大江早期标志性短篇小说《饲育》中，作家第一次将故乡四国的“峡谷村庄”设置为小说的背景。虽然那时他还没有确立其文学创作的“边缘”意识，但是还是本能地感受到了来自边缘的故乡的召唤。作品中飘荡的牧歌氛围，与疯狂的战争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出边缘文化蓬勃的生命力。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出生在偏僻山村，还没有真正踏入社会的孩子。这样的人物设定将主人公从现实人生与社会中隔离了出去，使其具有边缘人的特质。而战争在作品中则被异化了，空中盘旋的轰炸机与从天而降的黑人飞行员，对于村里的孩子来说非但不是恐怖和危险，反而成了新鲜有趣的刺激。然而，成年人的参与和来自政府的干涉最终还是摧毁了孩子们的乐园。可以看出，作家对天皇制统治以及由超国家主义引发的战争是持明确否定态度的。
       《饲育》以后，大江又先后创作了包括《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性的人》《广岛札记》等多部批判战争、暴力甚至时政的作品。
       在代表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大江以故乡四国的峡谷村庄为舞台，把畸形儿、通奸、乱伦、自杀等一系列社会现象交织在一起，勾画出一幅幅离奇的画面。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描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力的传奇故事，暗寓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走出巨大“暖昧”阴影的必然途径：只有勇敢地直面历史和现实，走向边缘，才能真正超越整个民族的耻辱和困境。其中，主人公在暴动失败后的一段告白，正体现了边缘文化在对抗日本中心文化中获得的胜利。
       大江对“森林”的钟爱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基于他对生长于斯的故乡的挚爱之情，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日本文化中对森林的崇拜。日本学者梅原猛指出，日本的宗教“一般是指日本人传统的神道和佛教……特别是神道，我认为它本来就是森林的宗教”。(梅原猛《森林思想——日本文化的原点》，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然而，对大江森林意识形成的理解仅止于此是不够的。因为，成年后的大江毕竟走出了故乡——森林，步入了现代文明社会。置身于都市的大江之所以选择将其创作思维和情感回归于森林，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即他对理想人生和社会的追求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大江认为，天皇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遗留下来的社会等级制度，是与民主主义不相容的。但是，在二战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天皇制仍然存在。他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反对美国军事势力在亚洲的扩张。然而，这一条约因受到日本统治集团的维护而未能废除。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惨无人道的屠杀，反对复活军国主义并旗帜鲜明地站在这一正义斗争的前列。即使在瑞典领奖时，他仍再次重申他的坚定立场：“如果把放弃战争誓言从宪法里删去，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牺牲者最彻底的背叛。”(大江健三郎《我在暖昧的日本》)
       相对于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原型，以丰富、开放、生动的形态一直就没有脱离作家的视野。作为“边缘文学”的接受者与实践者，大江巧妙借用了根植于日本人心中的原始自然观——“森林思想”，将边缘文化成功地导人其文学作品之中，使“森林”的象征意蕴变得异常丰富。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森林是摆脱生存困境灵魂再生的精神家园；在《同时代的游戏》中，森林是“理想之国”、“乌托邦”；在《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和《洪水淹没我的灵魂》里，森林又是核时代的“隐蔽所”……
       在远古的日本，人们的“思想特征基本来源于自然。正如人们所说的草木会说话一样，先民们可以在遍布于周围的树木中发现精灵，将其作为降附于斯的神灵。”在古老的日本原始神道信仰中，就有一种叫做“依代”的说法，即日本先民相信神灵通常依附于长绿树木和岩石等物体之上。因此，他们将树木作为自己的重要图腾之一，把日常生活中对自然的恐惧和神秘感集中于树木，从而产生了有关森林的原始神话和次生神话。诸如此类的神话有一些以女巫的咒语和祭祀的歌谣等形式流传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祖母和母亲相继为孩童时代的大江扮演了这种女巫的角色，把森林中代代相传的神话故事连同种种民间传说生动地传承给了好奇的大江。(许金龙《译序：“愁容童子”——森林中的孤独骑士》，载大江健三郎著《愁容童子》，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8月版)
       在这些神话、传说中有两个故事对大江的创作影响最大。一个是祖母讲的关于“木灵”的传说，另一个是从母亲那里听到的“童子”的故事。下面将围绕这两个故事进行分别论述。
       祖母告诉大江，山谷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人的灵魂从“自己的树”的根中出来钻到刚降生的孩子里，而人死了灵魂又返回树根里。聪明的灵魂会记住自己是从哪棵树来的……但不可以说……如果进了林子，无意中站到“自己的树”下，年长的自己会和年幼的自己相遇……这个“木灵”传说不但激起了幼年大江的好奇心，也为其文学创作中关于灵魂的存在与再生问题提供了依据与可能。
       “童子”的故事也是活跃在大江故乡的传说之一。在其近作《愁容童子》中，“童子”是一个名叫龟井铭助的传奇少年，他“可以自由往来于时间和空间”，每每转世投生后出现在暴动的山民和矿工等处于弱势的劳苦大众身边出谋划策。作者借助其助手罗兹之口对“童子”做了这样的诠释：
       “童子”们从森林中的做梦人那里出发，前往世界各处，然后再回到森林里来。永远这样周而复始……森林深处那个犹如巨大机关般的做梦人——原本他也是一个“童子”——所见到的梦境，是“梦中浮桥”。通过这座浮桥，无数“童子”在各不相同的时间，前往各不相同的工作场所，前往现实世界。但是，做梦人却从不曾迷失无数“童子”中的任何一人。这一个个“童子”的工作，就映现在做梦人梦中的银幕上。莫如说，或许由梦境中的银幕合成的形象，以电传形式在各不相同的时间发往各不相同的场所，最终具体化为现实
       的场面……当然，也有人像铭助托生的“童子”那样，在举行暴动的农民走投无路而召开军事会议之际躺在会场，借助梦境返回做梦人处讨教战术。即便不如此，森林深处的做梦人也会通过梦境，向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童子”传送指令。在所有时间，向所有场所的“童子”。倘若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神话里，那就是向“永远之梦中的时间里”的“童子”们。这里所指的，既不仅仅
       是现在的时间，也不仅仅是过去的时间，而是把未来时间也包孕在内的、梦
       境中的时间。(大江健三郎《愁容童子》)
       在《愁容童子》的姐妹篇《被偷换的孩子》中，主人公古义人讲述了一个他幼年时在山林里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说的是战败那一年，他拿着植物图鉴去森林里，却因突发的暴雨而被困在林子里，直到三天后被上山救援的人从树洞中解救出来。弥留之际，小小的古义人依稀听到大夫嘱咐母亲准备料理后事。醒转过来的古义人便询问母亲自己是否就要死去?并告诉母亲，自己听到了大夫的嘱咐。母亲却告诉古义人他不会死去，即便真的死去，自己也会再生出一个孩子来，“会把你以前看到的、听到的、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新的你听。这样，新的你就会用你所知道的词汇说话。所以说，这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
       如上所述，大江故乡流传的神话、传说中的魔幻氛围，多与人的再生有关。在日本的文化中，死去的人并不是“鬼”这样一种恐怖的存在，而是经过时间的洗炼后会变成“神”。
       我们在大江的作品中经常会看到的“再生”，应该也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神话、传说赋予“森林”的既意味着死亡又具备再生功能的双重特性，也正是大江一直关注的死与再生问题。因此，大江创作中对神话、传说的回归，并非纯粹表现为对原始初民和“化外之民”自然和谐生活隔窗望月式的憧憬和向往，而是将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四国森林中的神话和传说所包孕的独特宇宙观、生死观再现于文本中，映衬出本民族的灵魂、传统和文化之根，寻觅治疗痼疾难愈的现代文明的一剂良方，为日本人与日本文化迈向“再生”提供契机。
       大江是如何在作品中叙述历史的呢?以《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为例，大江在作品中，转换的重点是时间。主人公根所兄弟返回他们的根之所在——“故乡”(“峡谷村庄”)的时间，正好是万延元年农民暴动一百年后——1960年。弟弟鹰四遗传了根所家族的疯狂基因，曾是安保斗争的参加者。他回乡的目的是追查领导万延元年(1860年)农民暴动的曾祖父的弟弟和1945年在与朝鲜人部落的冲突中身亡的二哥S的真实死因。在与他一起返回故乡的哥哥蜜三郎的眼中，赤裸着在雪中奔跑的鹰四俨然就是曾祖父的弟弟与二哥S的重生。而鹰四在万延元年农民暴动一百年后，仿照曾祖父的弟弟及二哥S的活动，领导了袭击超级市场的“想象力的暴动”。这场暴动虽然注定也是要失败的，但是由此激发的村中被压抑许久的青年的反抗，还是具有某种程度积极意义的。相隔百年的两次斗争遥相呼应，在位于其间的1945年二哥S之死的延长线上，作为前一斗争的余波爆发的“想象力的暴动”，激活了安保失败后民众压抑的反抗情绪，使之得以延续下去。在这一过程中，鹰四所要追查的真相非常复杂。关于曾祖父的弟弟在暴动失败后的去向问题众说纷纭。至于在朝鲜人部落被杀害的二哥S，一说他是明知会被杀还毅然前往的英雄，相反也有说他是充当牺牲品的懦夫。虽然这一写法加大了读者解读的难度，但是作品中的叙述更加接近真实。在小说的最后，人们发现原来曾祖父的弟弟哪儿也没去，一直生活在地下仓库里。然而，这个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边缘”的人，却对外界的事了如指掌。这是否意味着大江把“故乡”(“峡谷村庄”)当成了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的象征?
       接下来再分析一下大江对待历史的态度。还是以《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为例。在该作品中，作者将一百年前(万延元年)的山民反抗明治政府的暴动，与一百年后人们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连接起来，在过去与现在的往复中，表达了与中心／官方进行对抗的主题。一如作者后来在谈到该作时所说的：“我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力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暴发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的是由中央权力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力者，并取得了胜利)，但是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一切。”
       大江认为，“从边缘出发”，是小说整体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因此，“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他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在偏远的乡村，起支配作用的依然是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而与之对抗的最重要手段便是作家的想象力。只有通过文学语言，创造出真正的边缘人模型，才有可能使人们的认知结构化，进而获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大江从个人的体验、探索、思考出发，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的对峙图示，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
       船 讯
       本书是《断背山》的作者安妮·普鲁的第三部作品。是一本描写一个其貌不扬、才智平庸、生活失败的中年男人重获新生的小说。作者的语言粗砺、简洁，在人物的刻画上充满力度。在这样的笔触下流动着普通人的辛酸和血泪，蕴涵着“小人物”追求幸福的认真和执著，讲述了救赎和疗伤，颂扬了人类精神的复活。全书仿佛是对那些被这个世界唾弃却不自弃的边缘人、失意者内心的褶皱和创伤的一次抚慰与修复，读后令人难以释怀——也许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失败者吧。
       (《船讯》，[美]安妮·普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