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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将于9月8日至15日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作为一位富于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大江先生一直呼吁日本国民不要忘记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防止日本重蹈右翼国家主义的覆辙。与此同时，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一直怀有深厚的情谊，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寄予厚望。在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即将访华之际，本刊特约请许金龙、陈众议、姜楠三位学者撰文，从不同角度展示大江先生精深华妙的文学世界。
       大约七十年前，准确地说，是在1937年，“流亡的蝴蝶”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运用“无所束缚，无比灵活”的俄语，创作了他认为在自己的八部俄语小说中当属“最好的一部”的长篇小说《天赋》。在这部以回忆体叙事方式书写的小说结尾处，纳博科夫在主人公费奥多尔完成自己的作品后感叹地说出“别了，我的书!犹若必死之人的眼睛那样，/想象之眼迟早也必将闭合。／拒绝了爱恋的男人，会站起来吧。／‘可是，他的创造之手已经远去’”。在大江健三郎的解读中，这是因为“一旦笔下的人物得以存活，写出那本书的作者就必须离去……作者普希金被如此对比于其缔造出来的奥涅金”。这里之所以提到普希金，是因为普希金在其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一再提及这个观点，而这个观点又被非常景仰普希金，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写下长度超出原文本两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注解》的纳博科夫所引用，并将该观点表现在了《天赋》的结尾处。
       不过，在《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别了我的书！》(许金龙译，百花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三部曲中，大江健三郎将其引用为第三部作品的书名时，显然赋予了“别了，我的书!”这句话以更为深刻的内涵。细心的读者应该发现，在《别了，我的书!》日文版封面红色腰带上，作家意味深长地用醒目白色大字为我们表明的主旨——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这句话立刻就让我们联想到了鲁迅在八十多年前写下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表述，这就出现了几个无法轻松略过的问题：作者想要与之告别的，仅仅是刚完成的这部小说以及小说中的主人公吗?身处绝望状态中的作家打算如何寻找希望?促使其做出如此痛苦决定的原因又是什么?
       在进入《别了，我的书!》这个照例难以解读的文本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行了解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大致背景。
       毫无疑问，主角长江古义人只能是作者大江健三郎本人在文本内的分身，这个分身将有助于我们借以了解主人公(你当然可以由此联想到文本外的作者本人)在当下所深切感受到的孤独和绝望，以及在这种孤独和绝望中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或坚守自己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坚持与恩师六隅以及少年时代以来的好友、后成为电影导演的吾良等亲友的灵魂进行对话，并在这一过程中尝试修复“破碎的世界”和“历史的废墟”；或听凭体内那个“有着怪异之处的年轻家伙”鼓动自己参与椿繁的“大决战”计划，借助“以个人为单位的暴力装置”来对抗“国家级别的巨大暴力”，当然，参与的前提是不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战争期间出生在上海的椿繁应该是作者在文本内的另一个分身，这个身份可以方便地表现出古义人的一个不同侧面——当日本保守势力复活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达到临界点时，这位建筑专家将进行“Unbuilt&Unbuild”(意为反建设和拆毁)的转换，与他的那些“同志”仿效9·11的惨烈方式，用高能炸药炸毁东京都内的摩天大楼，“以个人为单位的暴力装置”来对抗“国家级别的巨大暴力”，并期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最终由此改变历史的进程。这里所说的“国家级别的巨大暴力”，不禁让我们由小泉纯一郎等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右翼势力的种种叫嚣，联想到日本在复活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之后可能再度发起的血腥而肮脏的战争；由美国的先发制人攻击的政策联想到对伊拉克的侵略、对南斯拉夫的肢解、对伊朗和朝鲜的威胁……当然，这种不成比例的对抗形式，也可能是向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提出的质疑——如何界定被强势国家或国家恐怖主义所侵害的处于弱势的国家、地区的反抗行为?或者说，面对强势国家或国家恐怖主义的侵害，处于弱势一方的国家、地区是否需要进行反抗?我们又该如何界定这种反抗的本质?
       俄罗斯青年弗拉季米尔这个名字让我们立即想到了大江所尊敬的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不朽名著《洛莉塔》的作者。事实上，《别了，我的书!》这个书名也确实出自于纳博科夫的作品《天赋》。中国女留学生清清的原籍山东省高密县则让我们非常自然地想到了中国作家莫言。从文本中可以看出大江对那块土地的熟悉和亲切，当然，这种熟悉和亲切又与这位作家在莫言的陪同下，于2002年春节所作的高密之旅密不可分。在《别了，我的书!》这个文本里，象征着文化多样性的弗拉季米尔和清清同为椿繁的学生，毕业于圣地亚哥大学建筑系，“属于一个在世界很多地方拥有据点的组织——日内瓦”，准备在东京爆炸大楼，以此对抗“国家级别的巨大暴力”。为了成功地实施爆破，他们需要椿繁的技术指导，以便在建筑物最为脆弱的处所安放适量炸药；为了避免人员伤亡，他们需要因获得国际文学大奖而拥有很高知名度的长江古义人在起爆前不久到电视台通过电视广播呼吁人们尽快疏散……
       被弗拉季米尔和清清称之为“日内瓦”的上级组织，典出于在《群魔》中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作原型、于1869年发生在莫斯科的涅恰耶夫事件。当时，曾参加春季学潮的涅恰耶夫逃往国外后结识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同年九月，涅恰耶夫携带由巴枯宁签署的所谓“日内瓦指令”回到俄国，图谋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组织，以便“把世界革命的火种引发的动乱，在俄罗斯全境展开”，后于十一月因杀害试图退出该组织的成员伊万诺夫而再度逃往国外，此前建立的秘密组织至此土崩瓦解。其实，尽管古义人体内那个“有着怪异之处的年轻家伙”，对椿繁一伙儿的计划每每产生强烈共鸣，可作者为文本内的恐怖组织冠以“日内瓦”这个子虚乌有的名号本身，就泄漏了这位人道主义作家有意与之保持距离的心态。
       现在，我们将摸索着进入这个让我们为之困惑、惊异和深思的文本。
       故事始自于在姐妹篇《愁容童子》中因参加模拟示威游行而身负重伤的长江古义人在医院里逐渐恢复、并邂逅了儿时伙伴椿繁。出院后，这位曾获某国际文学大奖的老作家来到避暑胜地北轻井泽的别墅休养，与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建筑系教授、在建筑界颇有名气的椿繁比邻而居。当然，椿繁不是独自一人来到这里，他从美国带回两个昔日的学生——都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俄罗斯人弗拉季米尔和祖籍为山东高密的中国女留学生清清。当然，这远不是椿繁带到这里来的全部，毋宁说，这一切只是他带来的“大决战”计划中的部分因素——他“和同志们一起回到了日本，想要进行决定胜负的最后一搏。这最后一搏才是最大的目的”，只是考虑到“从实际决出胜负的结果来看，出现低级差错也是常有的事。虽说有可能使得东京都中心区出现相当规模的崩溃，却也有可能如同孩子们在高
       级公寓间的草坪上燃放的焰火一般转瞬即逝……正因为这恐惧，上了年岁的魔术师才把小说家老人作为闯入未来的编年史作者……也就是说，是作为书记员而录用的”，这是为了“大决战假如获得成功，全世界的读者很快就会通过阅读了解到发生在这个大都市的事件的完整形象。当那最后的战斗如同纸捻包火药的小焰火那样‘噼里啪啦——咻’地完结时，古义，你也会留下迄今没能写出的那种个性的长篇小说”。
       事实上，椿繁以及他的同伙对古义人的期待远远不止于此。为了在日本成功地实施“大决战”计划，椿繁首先乘长江家因支付巨额医疗费用而陷入经济困境之际，从古义人手中买下地处浅间山脉的别墅，以此建立隐秘的“根据地”，准备“弗拉季米尔和清清的‘日内瓦’……把咱的战术，作为在世界各地把战略予以具体化的一个内容而采用，一旦发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决定……就会有一些打算请你承担的工作。”而且，这样做“不会违背你的生活准则，自命为六隅先生弟子的你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生活准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工作不是要杀死很多人，而是恰恰相反——挽救原本将要死去的那许多人!”
       椿繁之所以出现这个巨大转折，当然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就像长江古义人指出的那样，“毋宁说，是你首先有了独自的世界观和构想，然后才把他们引诱进来的吧?”事情的起因，缘于椿繁在教学过程中觉察到的文化危机——在强势文化的巨大同化力面前，语言的多样性正在被所谓的权威性所遮蔽甚或抹杀，被同化为时髦却毫无个性和新意的语言。在做了批判人类学意义上的反思之后，更让椿繁为之震撼的是，“那种具有权威性的语言，该不是咱在教室里就为他们备下的吧?为他们做了这前期准备工作的人，难道不是别人，而恰恰是咱?”
       9·11纽约恐怖事件让椿繁感受到另一种震撼，对9·11之后美国的政策走向更是感到厌倦。于是，在爱略特“老人理应成为探险者”的诗句和贝克特《等待戈多》这一剧作之间，椿繁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为了“让那些新来的学生，也就是让那些从自己的岛屿上带来了独特文化语言的家伙，分别掌握自己的独特语言和学院派的语言”，这位建筑专家开始了自己的变化或曰转化——“Un－built&Unbuild”，要在弗拉季米尔和清清等人的协助下，把先前构建的一切全都炸毁。在向古义人阐释自己制定的“大决战”构想时，椿繁认为“咱的构想是更为本源性的东西。当然，9·11恐怖事件与今后将要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不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事件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始阶段……咱认为会……各自独立，连续性地、每隔上一段时间便会发生。那一个个单独的恐怖事件其意义会显得暧昧不清，然而作为整体，却会指示出方向性。也就是指示出历史!古义你大概想说：‘基地组织’如何?咱认为呀，它与目前正要开始发动的‘日内瓦’同属一列，是其中之一。今后将相继发生的巨大恐怖事件，其规模将远远超出单独的政治党派的控制范围。而且，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人们将会明白，在世界史的这个阶段，这种巨大暴力的解放如果不在世界各地发生，人类就无法走向下一个阶段。为了这个目标，那些各自独立、按自己的顺序在殚心竭虑工作着的人员肯定为数不少。咱以弗拉季米尔为媒介偶然邂逅了其中之一的‘日内瓦’。然后便向其提供最为出色的构想。这就是咱的大决战!”
       这个大决战的构想使得古义人陷入了两难境地之中，尽管明确表示了“不管怎么说，我都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像你这样一匹狼、非法运动组织一个成员的角色……”并因此而被软禁起来，可身体内的“另一个自我”、也就是“那个有着怪异之处的年轻人”却对此显现出强烈的兴趣，而且，人道主义的理想也不允许这位作家在“假如按照咱们的构想和技术而原样实施，死者将高达千人甚至超过此数”的惨烈景象前后退半步。也就是说，为了拯救这可能超过千人的生命，即便将会危及“迄今为之积累起来的社会好评”，也只能按照椿繁所要求的那样，“在大爆炸的开关被摁下去的前一段时间……出现在NHK的临时新闻节目里，披露大爆炸的场所和时间。也就是说，呼吁大家进行疏散”，然后，就在“播放室里看到实况转播的疏散场面和令人无法相信的轰然坍塌的画面，全世界的收视者很快就会看到的那个被反复播放的画面……”
       当然，这还不是危险因素的全部，因为在“日本这个国家里，现在有许多可能采取类似于自杀式爆炸恐怖行动的年轻人”，同样对美国近期的政策走向感到厌倦的这些“日本青年中，难道就不会出现一些年轻人利用前往冲绳观光的机会，攻击把士兵送往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吗?”这一切使得古义人不得考虑，假如这个国家真的出现一个不曾有过的煽动家并集结起“同样不曾有过的那种类型的年轻人”，而这些危险且“年轻的实践者，不管他属于革命派还是反动派，都不可能是出于大义而有所行动的那种类型……他只是对煽动家所提示的恐怖手法有兴趣才付诸于那个实践的……”一旦接受了上级指派的任务，那些时尚的年轻人就会“在盗来的汽车上装满炸药飞速行驶。这有可能多次发生。就在我们所在的东京，连续发生自杀式爆炸恐怖行动的时期该不是就要来临了吧?”
       不过，正如作者借弗拉季米尔之口着意指出的那样，“比起长江先生所惧怕的个人恐怖行为，不是更应该考虑具有明确主张的有组织的恐怖行为吗?比如说，为什么不考虑自卫队的政变呢?自从三岛在市谷奋起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之久，自卫队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发生政变?”况且“目前的现状存在着能让自卫队员满意的神秘理由吗?如果长江先生的各位朋友能从彼界回到此界，那么，为什么三岛就不能回来?”
       的确，呼唤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从彼界回到此界并再度蛊惑自卫队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不仅存在于文本之中，更存在于长江古义人在文本外的原型大江健三郎所生活的现实社会之中。我们可以为此列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等政要近年来接连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图否定二战结论；右翼势力竭力煽动民族情绪，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以为复活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积极创造条件；以维和为借口，屡屡突破向海外派兵的制约，在配合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中不断增强自己本已非常强大的武力；等等。
       古义人在觉察到身边这些逐渐显露出来的恐怖的同时，一直在同吾良和六隅先生等人的灵魂进行对话。其实，这种对话早在古义人因脑部重伤而住院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古义人真切地感觉到，今后，较之于生活在同一社会(世界)的人们，在生活中自己与死者将会更为亲近”，并在“突然间竟深切领会了此前一直未能理解且难以忘却的艾略特的一段诗：
       我们与濒死者偕亡。
       看呀!他们离去了，我们也要与其同往。
       我们与死者同生。
       看呀!他们回来了，引领我们与其同归。
       了解到这个情况的椿繁很快也发现，“对于和你正在谈话的那些死去了的老师和朋友，你只是没有搂抱对方的腿脚，态度却很郑重。透过黑暗注视着你的咱呀，现在总算明白了，你是在迎候着哪位返回来的死者。那可真是津津有味啊!那就是：古义如同对待实体一般对待灵魂。”面对椿繁拟定的、把古义人与吾良
       和六隅等人的灵魂进行对话的场面拍摄下来的计划，古义人也表示，“倘若从彼界返回到这里来的吾良坐在那里，我当然有话题希望和他继续交谈。如同繁所看穿的那样，自从住到北轻井泽以来，之所以喝酒喝到很晚，就是因为正和吾良说着那个话题……来到北轻井泽以后，我每每于深夜饮酒，是在把写下的剧情梗概化为电影脚本，向从彼界归来、坐在那里的吾良——现在，坐在那张椅子上侧耳倾听的所谓吾良，确实在出色地演出——进行叙述……”
       很多读者都知道，这里所说的吾良其实就是作者始自于少年时代的好友、最终死于黑社会的肉体暴力和不良媒体的话语暴力的著名导演伊丹十三。而六隅先生则是作者的恩师、人道主义学者渡边一夫教授。作者在文本中与这些亲友的灵魂所进行的不间断的对话，使得我们无法不想到保罗·克利的那幅名为《新天使》的画作。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本雅明围绕这幅画作为我们做了这样的阐释：
       ……他凝视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展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
       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引自《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张旭东译)
       的确，文本中的老作家长江古义人何尝不是盘旋在历史废墟上的天使?!
       尤其在当下这个严峻时刻，与灵魂进行对话无疑是一种方法，一种修复被遮蔽了的历史和被破坏了的世界的方法。本雅明在他的阐释中也确实暗示我们，较之于未来，对历史真实的梳理和修复显得更为重要。更何况，就某种意义而言，吾良和六隅等人从彼界归来的灵魂原本就象征着绝望之中的希望。
       当然，一如作者在封面腰带上为我们指明的那样，面对由这种种恐怖堆积而成的绝望，这位叫作长江古义人的老作家除了通过与灵魂的对话来修复历史和修补世界，还做出一个让几乎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决定——不仅仅是“别了，我的书”和书中的主人公，还要告别自己的创作生涯，回到故乡四国的森林之中，在最后那一天到来之前，将全力为新人／孩子们寻找通往未来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
       在说到寻找的方法和意义时，古义人这样告诉我们：“我现在不读书……只读报纸，读日本的各种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法国的《世界报》，读遍这些报纸的每一个角落。若要问这样做究竟想要解读出什么来?是‘征候’!……有时候，会发生我觉得是决定性的事件。于是，各种解说就会铺天盖地而来，说是预兆是这样的，这些过程积累起来，就演变成了那个事态。我所要做的工作，是在某些事件发生之前，就收集其细微的前兆。在那些前兆之积累的对面，一条无可挽救的、不能返回的、通往毁灭方向的道路延展而去。如果说到昭和前期的日本追随那个步骤的书，长期以来，无论是我还是繁都读了不少。我所要写作的‘征候’，则是要以世界规模，预先为那个步骤画出印记来。”而且，要把“‘征候’的书架调到适当的高度，以便十三四岁的孩子谁都能打开箱子阅读其中资料。因为，惟有他们才是我所期待的阅读者。而且，有关‘征候’的我的写法，也都是试图唤起他们颠覆纪录于其中的所有毁灭的标志的想法。”
       作者已经为我们说得很清晰了，那就是文本中的老作家将放弃颇具个人特色的小说语言，转而用十三四岁的孩子都能看得懂的平实语言纪录下各种“征候”。这里所说的征候，是指某些事件发生之前的细微预兆，而在“那些前兆之积累的对面，一条无可挽救的、不能返回的、通往毁灭方向的道路延展而去”。其实，早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前夕，也曾出现过种种征候，却由于人们没能认真关注这些征候，以致滑向了导致数千万人惨重伤亡的侵略战争之路。
       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意味深长地引述了早期作品中的一段话，叙述了原本想要杀狗却反被狗咬伤的打工学生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这部早期作品，就是在法国作家皮埃尔·加斯卡尔的《野兽们》影响下，发表于1957年的《奇妙的工作》。这两部作品中都曾出现一种牧羊犬，不同的是，前作的牧羊犬在森林训练营中接受军犬训练，而后作的牧羊犬则被关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中等待打杀。据东京大学学者小森阳一教授考证，这种牧羊犬原本具有狼的血统，在大约八百年前被人类驯养，终于成为人类的朋友帮助牧羊。美军占领日本后也曾驯养不少牧羊犬以充作攻击人类的军犬，后因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赴朝作战而抛弃了这些已经回复野性的牧羊犬，仅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就收留了一百多条这样的流浪犬。小森教授在解读这两部作品时指出，人类驯养这种牧羊犬达八百年的文明，却被人类自身在将其改训为军犬的几个月内就给背弃了!作者在时隔近五十年后的当下重新提及这部作品，使得我们的思路不得不沿着小森教授的这个解读略微延伸开去——在以第九条为其核心的和平宪法的引领下，日本原本作为放弃战争的和平国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近年来一些右翼政客和保守势力却不断掀起一股股浊浪，接连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制定煽动国粹思潮的国旗国歌法、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以为再度复活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铺平道路……这些逆举，难道不是在背弃来之不易的和平吗?!不是在背弃人类自身的文明吗?!是的，作者在《别了，我的书!》结尾处对《奇妙的工作》的引用，无疑是在绝望之中发出的严厉警告——人们啊，不要因为你们的恶行而毁灭人类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