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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戴笠”之一说
       《读书》二○○四年第六期刘东先生的《舞蛇者说》提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之所以取名“戴笠”、字“雨农”，可引申为“雨地寒士”的形象，暗示出“出身寒微”、“贫贱不移”乃至“富贵不忘”等一系列附着了正面伦理价值的语义：亦可引申出“蒙面”的语义，并借此暗示出“行踪飘忽不定”的意思。
       我曾见过另外一种说法。胡燮敏所辑《名人名号趣闻》中有记载：“……在他（戴笠）出生前，他的父亲在浙江省江山县碌口镇住宅大院做关帝会时，被人放火烧着了房屋。后来，乌云骤起，下起了暴雨，浇灭了大火。于是，他父亲认为祖上缺水，便给他起名为戴笠，字雨农。意为头上戴了斗笠，能避阳求水，给他弟弟取名为‘云霖’。”
       “戴笠是极端信命的人。相面先生给他算命，认为他缺水忌土。因而，在军统局里，他用了许多带水的化名，如江汉清、江淘、徐清波、海涛源、沈沛霖等。而用得最多的还是沈沛霖，因为自从他用了这个化名，他就飞黄腾达、事事顺手。到了一九四四年，他的秘书认为此名用得过滥，建议他更名‘洪淼’。戴笠一听，觉得这个名字确实比沈沛霖含水分更多，马上就采纳了。”
       这些说法与刘先生文章的主旨无关，这里只是聊备一说。
       编辑手记
       天气渐热的时候，在北大与清华之间的咖啡馆里，一群法学学者应《读书》之邀讨论“知识产权与法律移植”。若没有这样的讨论，像我这样的外行还真是对有关部门落实知识产权的巨大努力缺乏真切的了解。以现在法律移植的速度和规模，我们实实在在地知道所谓“全球化”及其规则体系是如何重构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同样是立法，执行的力度可能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劳动法十年前即已颁布，除了个别的条款（如禁止童工）之外，在各地的实践中往往不能落实。为什么呢？
       类似的情况不独法律实践领域如此，知识界的情况也经常是相似的。比如说，在天气大热之际，一些朋友聚在一起讨论劳动产权问题，那些久违的政治经济学术语似乎重新获得了与当代生活的相关性。但是，与有关私产入宪的热烈讨论相比，有关劳动产权的讨论简直就是大河中的微澜，激不起浪花。为什么呢？
       回答这些“为什么”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去面对这些“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社会的转型既能够激发人们逐浪前行的弄潮激情，也能够激发另一些人难以遏止的危机意识。在观望那些一往无前的潮流之余，这些满怀疑虑的人们重新开始追问有关“目的”——也就是“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的问题：我们的各种努力的最终意义究竟是什么？
       在思想文化史上，追问目的的方式各式各样，其中之一是重新诠释经典，从而对“最终问题”的追问总是与“如何正确地诠释”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张汝伦为康德逝世二百年所写的纪念文章重提目的论问题，他对康德的诠释与对现代虚无主义的质疑纠缠在一起。因此，重提目的论问题本身比能否解决这个目的论问题更具有现实性。杨立华对“正确诠释”儒学经典的诉求将他引向对“颂”的追索——这个追索是对“颂声绝响、风雅失正的境况”的拒绝和批判。我毫不怀疑，这些追问本身必定会遭致或深或浅的怀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种怀疑的力量远远大于上述追问的力量。这是我们的幸运，还是不幸？
       雨后的夜仍然闷热。在我的窗外，是一条僻静的马路；在马路的北侧是平坦的人行道；在人行道上，躺满了住在附近简易房中的来自各地农村的建筑工人。这会儿已是深夜，陆续有人站起来，往闷热的房子里走去。望着他们被路灯照亮的背影，忽而想起傍晚时分路过工地附近，刚刚下班的工人们正在往简易房的方向走去，他们互相交谈、嬉笑，辛苦和快乐全都写在他们的身体和脸上。
       一切都安静下来了，是一样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