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1919年6月28日下午，巴黎和会在凡尔赛镜宫正式签约，担任主席的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请日尔曼代表首先签字，德方席上忽发大声，连呼“德意志!德意志!”绰号“老虎”的克里蒙梭遂改口称“德意志”，签字仪式始得进行。
       数周之后，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出版的《湘江评论》上写道：“德国为日尔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倔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硎，几乎要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我们莫将德国的穷兵黩武，看作是德皇一个人的发动。德皇乃德国民族的结晶。有德国民族，乃有德皇。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颉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说所陶铸。声宏实大，待机而发。至于今日，他们还说是没有打败，‘非战之罪’。德国的民族，为世界上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的‘高’。”在同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高兴和沉痛》的短评中，毛泽东又写道：“我们看这番和约所载，和拿破仑对待德国的办法，有什么不同?分裂德国的国，占据德国的地，解散德国的兵，有什么不同?克勒满沙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保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以上两段引文均载于1919年7月21日出版的《湘江评论》第二号，转引自藤本幸三等编：《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90、95、96页)
       在钦佩青年毛泽东的政治嗅觉和预见能力的同时，有两个疑问萦绕在我心头：第一，是什么因素使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湖湘子弟对战败的德国充满敬畏并寄予同情?第二，是什么力量使近代德国能在短期内一再释发出惊人的力量，无论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
       1870年，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打败了法国。1945年，第三帝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败北。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德国曾有数次机会充当欧洲的霸主进而雄踞世界。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它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像现在的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物质层面上，人们惊叹德国的变化速度。它从无到有，从野蛮落后到先进发达，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几十年里就成为欧洲最有影响的国度；二十世纪中叶以降，德国又从战后的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再到凤凰涅檠般地重新崛起，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再次完成统一，并在现代理性光辉的引领下重温繁荣的统一的欧洲之梦。
       在精神层面上，人们同样惊叹它的丰富。这是一个出现了歌德、席勒、海涅、贝多芬、丢勒、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的国度，一个拥有莱布尼茨、康德、洪堡兄弟、亥姆霍茨、科赫、普朗克和冯·劳厄光环的故土；当然，对人类思想产生影响的德国人，远远不止这些。
       同样让世人惊叹的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居然出现了希特勒、党卫军、反犹主义、集中营、种族灭绝、“死亡医生”和反对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的“雅利安科学”。
       如何把这些看来不相称的图像拼合起来?这是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一项困难任务。我自己就看到过一些过于简单的图画，例如将战争与反人类的罪行归咎于德国文化“基因”的原“恶”，就此反犹主义可以一直追溯到马丁·路德与费希特，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这样指责莎士比亚呢?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二分法，例如认为有两个德国存在：一个是康德和歌德的德国，另一个是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德国，两者之间毫无干系——第三帝国只是德国历史上的一段短暂迷航，它与威廉皇帝和俾斯麦的政策毫无血脉联系；而德国文化又有自我净化的功能，一旦剪除强人，就能迅速摆脱暴政走上和平繁荣发展道路。谬论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历史和对历史的解释远非那么简单。如果完全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争论的双方或多方永远不可能有赢家，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德国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德国自身的问题，至少应该是欧洲问题，甚至世界问题。记得某位历史学家曾说过，德国和欧洲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摆脱下面的怪圈：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不管有多大的文字游戏成分在里头，一个因果性的历史观已经被包孕在这种说法之中：神圣同盟兵临巴黎，拿破仑蹂躏德意志，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及至凡尔赛和约又以加倍的贪婪索取，魏玛共和国的畸形繁华与危机四伏，纳粹崛起，以及贡比涅森林中的两次签字：1918年11月11日，德国代表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福煦元帅卧车上向协约国签署停战协议，1942年6月22日，希特勒指定法国贝当元帅的代表在同一地点签署投降书……真是环环相扣，一报还一报。但是且慢，奉劝诸位勿将上面的事件串看作一个简单的历史链条；在当代史家的眼中，历史演进的线性模式早已过时，综合的、立体的、多方位的调查与分析将取而代之。
       对德国科学史的研究亦然。在这里，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德国科学与文化的关系。诚然，德国科学的兴起，离不开其植根的文化土壤，尤其是德国的哲学传统和教育制度。特别是，它与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相联系，又与一大群充满创新精神和使命感的学者、实业家、政治家的努力密切相关。从首创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到“阿尔特霍夫体系”(Althoff System)的形成，从研究型大学的创立到各类应用技术学院(Fachhochschule)与职业学校(Berufsakademie)的出现，从专门设立满足实际需要的独立研究机构，到学界与实业界完美结合的学术资助体系，从威廉皇帝学会以及各类帝国研究机构的成立，一直到“大科学研究”(Grossforschung)模式的建立，在这一系列体制创新的背后，每前进一步，都可以看到一大批充满朝气的学者的身影。
       现今学界已经公认，德国和德国科学的兴衰，远非德国学者自己关心的议题，而是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德国的科学与文化如火山爆发一般地迸发出巨大的能量。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它们还会发挥持续的影响。其间的经验也好，教训也罢，都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近代以来，中国与德国就有了多方面的接触。走笔至此我立刻想到，事关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正朔的《时宪历》，系由德国人汤若望呈具给满清统治者的。甲午中日一战，同“高升”号运兵船一道溺入水中的，就有德国的退役军官汉纳根大尉。在此之前，以“俾斯麦使团”为名的德国顾问团已在中国各地训练新式军队，而状元出身的清廷驻德大使洪钧更是克虏伯老板家中的常客。国共内战期间，双方队伍中都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影子，特别是蒋介石的庐山陆军军官训练团，教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德国人。在文化生活中，“浮士德”、“少年维特”几乎为每一个当时的新潮青年所熟悉，“马丁炉”、“阴丹士林”这些高技术含量的词汇也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小说和报纸上。当然，要说对中国最有影响的还应属马克思与恩格斯，这两位德国学者发展出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居然在遥远的东方得到实践，这是人类文明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将当代中国与历史上的德国进行比较肯定不合时宜，但是细心观察，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历史承负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类似的地
       方。试举以下数点与读者共鉴：1、都具有悠久的历史；2．都拥有优秀的文化；3．都曾是地区内的“中央大国”；4、都富文化多样性和维护统一国家的意志；5．都曾经被人视为“野蛮”和“落后”；6、都面临一个持续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挑战和危机；7．身边都有潜在的强敌或公开的竞争对手；8、都有过狂热的反文化反理性的群众运动；9、都具有不同于英美式的政治制度或政府运作机制——换一种说法，在官方奉行的意识形态与实践的政治规范之间存在着公开的或隐蔽的差异。
       当然，差异也许更多。毕竟，中国和德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完全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诡异变幻的世界大局，更不是单纯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可以驾驭的。以上那些“相似性”，或许只是史家不着实际的联想，或许真的能为我们思考现代化的途径提供一点经验或借鉴，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方在庆博士编著的这本《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论文集，就试图在后一方向上做些尝试。其中的个别文字或许还有推敲的余地，全书或许还不够系统，但绝大多数文章都有趣而耐读，贯穿这一文集的主旨也是明确的。
       (《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方在庆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42．00元)
       老子古今
       本书将《老子》竹简本、帛书本、傅奕本、河上本、王弼本按八十一章顺序逐句对照排列，通过对勘举要从字词、句式、韵式、修辞、语意、结构等方面着手分析《老子》两千年来的演变，揭示其中版本歧变和文本趋同、古本原貌与理想文本的辩证关系，立前所未立之例，见前所未见之实，不仅对老子研究，而且对于重新认识文献演变的规律和训诂校勘的一般原则亦有启示意义。
       本书析评引论部分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深入阐发天道、人道、辅万物之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等概念和命题的历史意含与现代形式，对知雄守雌、小国寡民、战胜举丧、无事取天下等命题作了新的考辨和诠释，并对老于思想与马斯洛、霍布斯、蒂利希、魁奈等人之学说的微妙关系作了新的探索，发前所未发之言，倡前所未倡之旨，所论涉及女性主义、环境保护、宗教信仰、区域冲突、科学与民主等现代议题。
       本书下册是五种版本相对照的逐句逐字通检，颇便研究者使用。
       余英时先生说：“刘笑敢先生先后费了十年时间完成的这部《老子古今》，将道家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上、下卷)，刘笑敢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