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关于如何判断社会进步，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认识，如物质生活、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等等。但是有人看来，重要的标准是人的自由程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是，“自由”(freedom)、“权利”(right)这些外来词汇的译名和意义在中国却屡遭质疑，尤其是“权利”，不仅和“权力”一词发生音义纠缠，而且造成了它完全是西方舶来品的错觉。善于创造词汇的高手吴思却告诉我们：“right”译错了!它更好的译名应该是“权分”。“权分”不仅可以避免“权利”与“权力”语音不分的麻烦，而且还能在国人面前呈现出深厚宽广的历史空间。吴思说，他并没有奢望能够撼动“权利”这个译名的百年大树，但他相信“权分”却可以显示传统中国文化土壤中与“right”相关联的因素，开启了理解该词的新思路。无论“权分”能否像作者创造的“潜规则”、“血酬”那样流行，作者的论述确实具有启发性。
且看吴思怎么说“权分”。
一、“right”的各种译名
假设我们生活在晚清。西洋人出了一道填空题，要求用一个汉语词表达如下意思：
“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拥有或获得某物，或以特定的方式行为举止。”(《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right：a moral or legal claim to have or getsth or to behave in a particular way．”)
我在脑子里搜索。要求得到某个东西或某种优待，这种要求不仅合法，还合乎道德，争执之中，我该怎么说呢?我将大声叫道：“这是我的——!”我的什么呢?选什么词好呢?我选“分”。“这是我的分!”
面对这道填空题，各路高手百年来各执一词，可惜与我的选择全不搭界。
1839年，林则徐的翻译袁德辉选择了“道理”。(王健，2001)
1862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选择了“权”。有时觉得不确切，便添上“利”字，造了一个新词：“权利”。
1870年前后(明治初期)，日本人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权理”。(李贵连，1998)
1886年前后，康有为选择了“原质”二字。(金观涛刘青峰，1999)
1899年，严复选了一个汉字：“直”。他还造了两个新词：“天直”和“民直”。
1933年，胡适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义权”。胡适说：“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民权的保障》，原载1933年《独立评论》第38号)
1992年，夏勇选了一个老词：“利权”。他认为：“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依笔者之见，准确地讲，应该写成‘利权’，即‘利之权’。”(夏勇，1992，第29页)郭罗基在1999年2月接过这个话题，写出《“权利”应是“利权”》一文，引起了一场讨论。
与上述各种选择比较起来，“分”字既顺口又深厚。由俗到雅，从古至今，我们是怎样谈论“正当权利”的?——我向来安分守己，不提非分要求，你不能太过分了，贪图分外的好处。你要给自己“拔分”，我也不能“跌分”。我享受的待遇并未逾分，合乎我的名分……这些表达方式都活在我们的口头笔下。
当然也有毛病。《现代汉语词典》把“分”解释为“职责和权利的限度”，权利与义务是混在一起的。不过，我们可以围绕着“分”字添字造词，设法区别。例如，以“权分(第四声)”指理应享受的“权利”，以“义分”指理应承担的“义务”。“义分”一词甚至无须新造，南朝萧统的《文选》里便有，意为合乎道义之分。
二、“权利”和其他译名的缺点
众所周知，丁韪良杜撰的“权利”成了标准译法。
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23岁时到中国，在宁波传教十年，熟悉汉语。1864年出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升任总教习。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丁韪良以二品顶戴出任总教习。用现在的话说，人家是北京大学分管教务的首任副校长，享受国家部级干部待遇。
1862年，丁韪良动笔把美国人亨利·惠顿写的《万国公法》译成汉语，必须给英文“fight”找一个确切的译法，他时而译为“权”，时而译为“权利”。
丁韪良的译法很快传入日本，被广泛使用，又回流中国。(李贵连，1998)西洋的概念，经过西洋人的翻译，又作为东洋的概念二次进口，这个概念在诞生和早期发育阶段，一直没有接上中国本土的地气，水土不服的症状至今也未根除。
作为译界高手，严复对“权利”二字感觉特别不舒服。1902年，严复致信梁启超，讨论Rights的译法：“Rights一字，在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邓文初，2004)“以霸译王”的批评相当准确。王道讲究仁义，霸道只问利害。“权利”二字联用，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古人已有的用法中，都没有仁义的影子。人家在欧美老家原本是“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到了中国，竟换成满脸的权势和利益。
如何是好呢?严复告诉梁启超，他偶然在《
汉书》中读到“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句，意识到“职”字可以作为rights的译名。但又苦于职字含有“duty”(义务)的意思，恐怕混淆，便放下了。后来，读到《
诗经》中“爰得我直”一语，有注释说“直”当读为“职”，他坚定了信心，便把rights译为“直”，或译为“民直”和“天直”。
严复进一步论证说，rights本身就有直的意思，直线，直角，都用到right。西文以物象之正，通民生之所应享，天经地义。“权利”那种本非固有，靠力征经营得来的意思就差远了。(邓文初，2004)
严复并没有坚持到底。在后来的译作中，他经常使用“权利”的译法。其中的原因，大概是“直”或“职”，以及“民直”和“天直”，不如“权利”简明顺口。谁会在争吵中大喊：“这是我的直”?严复用力太猛，追到了东周时期对直字的偏僻用法，距离当代中国人的语感未免遥远。
严复的药方虽然不理想，他感觉不舒服并没有错。丁韪良本人也感到“权利”二字不顺眼。1877年译完《公法便览》，丁韪良在凡例中写道：“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即官府——引者)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
有意思的是，丁韪良在此也以“凡人理所应得之分”解释权利。他既然想到了“分”字，又给出了如此精当的解释，为何不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另造一个以“分”字为核心的新词呢?《万国公法》第二卷第17页，丁韪良译道：“凡自主之国，制律定己民之分位、权利、等情，并定疆内。”第23页：“自主之国……皆可定
律，以限定人权之权利分位等事。”第24页：“第一种乃限定人民之分位权利也。本国律法制己民分位权利者……”在此前的七八页内，连续出现了“分位”和“权利”并用的情况。(金观涛刘青峰，1999)丁先生不用“分”字造词译right，或许就是因为把“分”字派给了“分位”，堵住了这条思路。
在《汉语大词典》里，“分位”的释义为地位和职分，丁韪良不妨选择“地位”，把“分”字留给right。一定要用“分”字也无妨，与“分位”相等的概念，还有其逆序词“位分”。汉语中有一个以“分”为核心字的词汇家族，如“身分”、“辈分”、“职分”、“秩分”、“君分”、“臣分”之类，皆为偏正结构，修饰字在前，核心字居后，表明针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权利义务规定，而“分”字就是对这种规定的传统表达。既然这个词族已经存在，后人的最佳策略便是加入进去，依托这个家族，丰富这个家族，而不是试图避免重复。
至于其他译法，同样存在着脱离“分”字词族的缺陷。更何况还有别的问题。
例如“利权”一词，在晚清的各种文献中频繁出现，明确指向开矿、筑路、办银行、从事内河航运等当代经济学所谓的垄断权、市场准人权和特许经营权，有时还指征税之类的政府权力。这些含义本身也有源自先秦的依据，再用难免增添混乱。
“义权”一词，假如当年丁韪良杜撰出来，与“义务”并用，翻译right和duty，虽然不如“权分”贴切，也算得次优的选择了。义字周围也有一个传统的词汇家族，更有足够的正义色彩，这是优点。缺点是正义感偏强，道德色彩偏浓。我们在自己的领地内如何吃喝拉撒睡，是一天刷三次牙还是从来不刷牙，甚至有某些怪癖，都属于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权分。这些事项并不存在于人际关系的交界处，与正义和道德关系不大。
三、权分与历史纵深
百年之后回头再看，“权利”一词的致命弱点，已经不是“以霸译王”。大家早就说顺了嘴，主动为这个词添加了正当的色彩，对权势和利益的味道不那么敏感了。目前最感不便的，倒是“权利”与“权力”不分，书面语常常用混，口语更无从分辨。知识分子说到“权利”，往往要解释一句：“利益的那个利。”这样说话，别说让我们的祖先听见，就是工农大众听了，也会感到不像话。
这些还是小毛病。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最大的问题在于：“权利”这个译名截断了历史传统，好像这东西纯属洋货，据说还是西洋独有的天赋之物，我们只有移植或西化的份儿。于是，鼓吹权利和自由的各种主义丧失了本土的根据。反之，若能接上地气，向传统扎下深根，这类主义——例如近年复兴的自由主义——说不定就可以独树一帜，在自己的根系上发育，获得本土经验教训的滋养，得到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根深叶茂地长人世界思想史。
试想，如果我们以“分”字接续传统，以“权”字照应一百多年来围绕“权利”形成的人权、产权、选举权等表达方式，用“权分”译right，用“义分”或仍用“义务”译duty，那么，不仅可以清除“以霸译王”的余味，摆脱“权利”与“权力”的音义纠缠，更重要的是，一片宽广深厚的经验世界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翻开《
资治通鉴》正文，第一句：“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紧接着，司马光分析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他从“名分”及其构建的礼制的角度，解读周威烈王将三位晋大夫任命为诸侯的意义，解释晋大夫的“犯分”如何结束了旧时代，开启了“以智力相雄长”的新时期。
司马光自称，这种笔法继承了圣人作《
春秋》的路数。他举例证明，“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倦倦也”——孔子对君臣之分的任何边际变化都深切关注。《庄子·天下篇》在评论儒家六经时也说：“《
诗》以道志，《
书》以道事……《
春秋》以道名分。”康有为给权利义务下定义，特意提到这最后一句话：“权利义务者，《
春秋》、庄生谓之道名分也。令人人皆守名分，则各得其所矣。”(《康有为政论集》，下，中华书局，1981，第807页)
顺便提一句：名分这个词，和英文对“权利”的更正式的表达方式“entitle-ment”异曲同工。从构词方式即可看出，这个英文词不过是命名这个动作的名词形态而已。
不仅儒家关注作为权利义务的“分”，法家道家甚至当代佛家也关注。商鞅的《商君书》最后一章就叫“定分”。《庄子·秋水篇》提醒人们“知分之无常”，“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现代高僧印光大师(1861～1941年)以八句话教人，第一句就是“敦伦尽分”。
可见，无论在历史记载中，还是在圣贤典籍中，都储存了丰富的关于权分变迁的理论和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君有君分，臣有臣分，主有主分，奴有奴分，固然从未平等过，但边际变化也从未停止。人们动用各种手段扩张自己的分，限制别人的分，贵者维护差别，贱者追求平等，每一寸的变迁都伴随着相应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如此争斗数千年，留下了复杂的演变轨迹。
在经济活动中，我们的先民也经常用“分”字规定彼此的权利义务。
例如清代四川自贡井盐生产，“制盐客户，合伙做井，议定每人占‘井分’若干天，‘锅分’若干口，出钱交于承首人办理，按月用钱若干，各照‘井分’‘锅分’缴出。”
井盐的开采和销售，涉及到地主、资本和管理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井规规定，照每月30天，分派30股生意……地主出井眼、天地二车、柜灶、牛棚、盐仓及一切基地；客民负担锉井的全部费用。地主每月得‘地脉日分’，或4-7天不等，客户每月得‘客日分’，22-24天不等。此外，承首邀伙之人，不出工本锉捣，或在‘客日分’内，或在‘地脉日分’内，各拨一天，或共拨一天，作为收入，谓之‘千日分’。”(孔泾源，1990b)
既然权分不是西洋独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各个社会集团长期博弈的结果，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有历史厚度的概念。一个“分”字，接通了我们祖先以数千年血汗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四、权分与理解空间
严复想用“民直”替代“权利”，理由之一，就是rights在英文有“直”的意思。这个词的拉丁文词源rectus的本义就是“直”，由此引申出“尺度”和“正当”等含义。right本身还有“右”的意思，一个空间方位概念。
这些形象对“分”字也适用。分是以刀分物之象，从甲骨文至金文到楷书一直如此。其本义为分开，分割。至于分割是否公正，那是操刀人的问题，进一步说，就是如何控制并使用操刀人的问题。西方人的权利，如果不是由上帝亲自分配的，必定也存在控制操刀者的问题。这条思路可以接通权力制衡和“元规则”之类的概念，开启更深广的理解空间。
分的本义也能引申出近似“公正”和“正当”的意思，如春分和秋分的“分”。还可以引申出与“尺度”接近的意思，如“分寸”的分，其本身已是一个度量单位。我们选用的义项，即划定的范围、规定给各色人等的本分等等，更是一个堂堂正正
的引申义。最后，“分”和“右”一样，还是一个有空间和方位感的概念。
相比之下，“权利”就缺乏空间感和方位感，比较抽象，无从引出边界的意思。结果，与权利密切相关的“自由”也随之凌空蹈虚，似乎自由可以漫无边际且不受限制，引发了许多误会。
在英文《牛津词典》里，自由(freedom)首先被定义为一种权利，不受干涉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或做事的权利。权利与自由的这种缠绕关系似乎很抽象，然而，将权利译为“权分”之后，自由便获得了空间感觉的支持，这两个概念有一种自然而贴切的空间关系：在你的领地内，在你的分内，你当然是自由的，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无论人家有什么看法，也无论高尚或卑下。就好比在你自己的家里，一天擦地十遍也好，随地大小便也罢，别人一概管不着。当然，相应的得失也完全由你本人承担。
如果把权分想象为一组同心圆，我们还可以直观地领会“核心权利”与“边缘权利”，理解“权利的结构”，也更容易发现这些东西如何随着历史而增减损益。
“权分”所具有的空间感，还可以为我们接通制度、规则、约束、立场之类有空间管理意味的重要概念。英文维基百科说，权利(Rights)在人们的互动中发挥规则的作用。在中文里，规则本来就是空间划分的工具，分所具有的规则作用是一目了然的。
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individiuism，其拉丁词根divid意为“分”)，也可以从权分的角度得到更贴近原义的理解：个人主义原来就是以坚守个人权分为第一要义的主张。顺着这个思路，我们甚至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欧洲的历史。英国法学家梅因(1822～1888)在《古代法》中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种运动，就可以看作家族依附的等级性“身分”，向独立个体的平等“权分”的变迁。“分”还在，占有这个“分”的主体、“分”的边界和底限设定却改变了。平等的个人权分成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
权分的概念还能接上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分的面积和边界是可以计算的，譬如在围棋对局中，你三日我五日，斗智斗勇，看谁计算准确，算路深远，361个交叉点的争夺，造成千变万化的形势与格局。史家赵翼就用“大变局”这个词描述过秦汉之际“布衣”取代贵族出任将相的巨变。
从空间感的角度考虑，我甚至觉得，“权分”不妨写作“权份”。“份”主要用作量词，但“身份”和“身分”也可通用。英文right是一个可数名词，往往以复数形式出现，这个感觉不好翻译。权份则有明显的数量感，人身权份，财产权份，迁徙权份，未成年人权份，公民基本权份，疆域分明，面积也是可以计算比较的。而且，加上单立人的偏旁之后，这个词更以人为本了——人的要求正是right的核心。
五、暂时无解的问题
作为译名，权分与right仍有差别。就好比方形咖啡杯的盖子和圆茶杯的盖子扣在一起，总有欠缺或过头之处。
人权、天赋权利、自然权利、公民权利，这些常用概念都有平等的含义。同时，这个概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又占有首要地位，比权力更加显赫的地位。西方现实的咖啡杯，对应着right这个盖子。近几十年，咖啡杯渐渐做大，公民权利倾向于添加医疗和基本教育等福利性内容，right这个盖子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也有加大之势。当然，这也只是大概而言。张宇燕先生提醒我，即使在美国，使用同样的词汇，新教背景和天主教背景的人们对right的理解也有差别。
中国社会始终不平等，权力的大小，决定着权分的大小。官家之分必定大于良民之分，良民之分必定大于奴婢之分。区别尊卑贵贱既正当又合法，无君无父属于大逆不道。我们传统的茶杯，也对应着“分”这个盖子。近百年来，打倒了皇帝，又砸了孔家店，家天下变成了官天下，茶杯和盖子都有变化，但核心结构依旧稳固。
这时候，我们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想象着欧美的历史和现实，努力再三，造出一个“权分”的概念翻译人家的right，这个新盖子到底适合茶杯呢，还是适合咖啡杯呢?权分在国人心中唤起的感觉，与right在欧美人心中唤起的感觉一样吗?“权分”真和risht全等吗?恐怕仍不相等。但我们还是有理由使用“权分”。
从消极的方面看，如果说权分不等于right，那么权利同样不等于right。中国人的权利或权分至今也未达到欧美意义上的平等，更没有获得right在欧美的显赫地位。在我们心中凛凛生威的概念是权力，是大权在握的皇上和朝廷命官。在中国农民和小镇居民眼里，公民权利，连同宪法一起，未必能敌上县太爷三个字的分量。正是这种事实，造成了中国人对权利这个概念的理解困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更何况权利这个译名以霸译王、不接地气、混淆权力与权利，增添了理解的困难。
从积极的方面说，权分的不平等不显赫，只是历史事实的反映，并不意味着权分的边界不能逐渐移向平等，也不意味着公民权分不能驯服官家权力，逐步登上显赫的地位。
我们可以把权分看作一个有伸缩性的历史概念，不同权分对应于不同历史阶段。西方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对应着民主宪政体制。臣民之分，对应着皇权专制。要实现权分和right的全等，就要完成宪政民主建设，让中国真正出现right所表示的东西。没有这个基础，不解决有名无实的问题，仅靠语言技巧肯定是不够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本文使用了君分臣分之类的词汇，还把兵权和行政权归人贵族权分之中，似乎默认官家也有权分或曰权利，于是有混淆权力与权利之嫌。根据社会契约论的思路，最初人人都有原始权利，彼此像狼一样厮杀争斗。为了保护自身的财产和安全，人们达成契约，把自己的部分权利——主要是与使用暴力相关的部分，转让给政府，委托他们以强制手段维护秩序，于是形成了权力。从此，权利和权力便分开了。公民权利中已经抽掉了权力，权力中也不再包含公民权利——尽管它来自原始权利的让渡。
君分臣分或官分民分的说法确实混淆了权力和权分，即权力和权利，但这种混淆恰好反映了我们的传统：官家动用权力扩大并维护自己享有的权分。帝国权力并不是契约的产物，而是暴力竞争的战利品。政府或执政集团也不是社会契约的维护者，而是依仗暴力立法定分，宰割天下的一方。作为天下主宰，凭借权力扩张并维护自身特权，正是官家权分中的核心部分，岂能为了迎合某个洋概念而自废武功?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时候官家的权力受到有效制约，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手段，操刀者受雇于全体公民，俯首帖耳地为公民服务，那时候，权力和权分才具备区分清楚的历史条件。参考文献：
1、邓文初：《学术本土化的意义》，《博览群书》杂志，2004年11月
2、金观涛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二期，1999，2005年12月下载于世纪中国网站
3、孔泾源：《手工业与中国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4、李贵连：《话说“权利”》，《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5、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