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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洁若大姐写了一本新作《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文笔活泼平易，生动有趣，既勾勒了这两个老头儿的一生和交往，又重点突显、比较了他们各自的身世、个性，写出了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长达七十年的深厚友情。许多为人熟知或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这本书里，都有详细准确的描述。
       文洁若说：“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萧乾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怎样做人。’”这些话强调了巴金对萧乾一生的重要性。
       萧乾总结了他与巴金友谊的三个重要层面，即挚友、益友、畏友。前二者比较好理解，文洁若的书中也有较详细的描述。如萧乾最早是在巴金的启示、鼓励、影响下，有了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以至后来终于走上一条他认为正确、健康的人生和文学之路。当他处于人生的低谷，被社会遗弃的时候，只有巴金一如既往地热诚相待，使他懂得在任何境遇下都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巴金始终对萧乾抱有热切的期待和很高的评价，希望他把“才华和文采”贡献出来。萧乾觉得巴金几十年来一直推动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进”。这些真挚美好的友情，充溢在萧乾过去的有关文章和文洁若的这本书中。至于畏友之说，他们也有所涉及，但我想在这里作些补充，因为这在今天的文坛实在是太难得了。
       萧乾第一次婚变，巴金“看不惯”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萧乾的感情生活问题。萧乾一生有过四次婚姻，情况各有不同，文洁若书中都有记述和评点：也说到巴金对萧乾第一次婚变的批评。巴金说：“我批评他，同他争论过，我看不惯那种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换一个的办法，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感情，等等等等。我谈得多，我想说服他，没有用!但是他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对一个朋友的私生活肯这样直言不讳，这样鲜明表示自己的意见，在文坛这个圈子里是很少见的。对巴金来说，他不是矫情，也不是说教。他是真诚的。他对恋爱婚姻历来主张，既要有感情，又要负责任。当巴金的另一位朋友杨苡在生活中碰到不顺心的时候，他也劝她：结了婚，“算是负上了责任”；“系在一个共同的命运上，就应该互相帮助，互相谅解，互相改进自己。”而且，巴金更主张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改造社会的事业上。他对于自己的感情生活是这样的，对自己的写作也是这样的。他一生觉得自己身内充满着激情，像有一根鞭子在驱使着自己，为人类和民族的进步献身。他是个言行一致的人。所以萧乾说他是医治他的心灵的医生，视为“益友”、“畏友”。但是当时萧乾却听不进去，任性而为，白白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才华。文洁若说他早年写出《梦之谷》时的艺术灵感因此都失去了，被艺术女神抛弃了。由此比较巴金与萧乾两个人的性情、心灵不同处，导致了后来的不同。萧乾晚年，对于当年这段婚变，一直歉疚在心。这也正是文洁若书中特意把萧乾写的《心债》两字作为主题的用意。
       巴金要萧乾“器量大些”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萧乾被打成右派时的遭遇。文洁若对此语焉不详。1979年，我和唐达成曾去看望萧乾，那时他住在永定门附近的一间陋室。达成和他是老友老同事，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但他一样非常随意亲和，像是接待一位相识多年的朋友一样。谈到当年反右派，他漫不经心地说：“我对所有批判过我的人，都不会计较，但对叶君健，我是决不会原谅他的。”达成是过来人，知道此事的原委。我在反右时还是北大学生，是从当时的文艺报上读到有关此事的报道的，虽然时隔二十多年，仍留有深刻印象。果然，不久之后，萧乾在香港杂志《开卷》1980年第10期上发表文章《猫案真相》，叙述此事的本来面目。巴金看到后，从此到1985年间，在长达五六年时间内，至少有六次在信中规劝萧乾，不要纠缠此事，不要再提叶君健。但是萧乾在这时期给巴金写了许多信，但对此事却没有什么反应，直到1985年9月的信中，才勉强回答说：“器量问题我一定注意就是了。”显然他是有所保留的，但他尊重巴金，还是不再提说此事了。
       当然，萧乾所以如此，是有他的原因的。1957年反右派时，曾对萧乾连续召开批斗大会，批判发言多属辱骂和人身攻击。有一次，叶君健以一个战时也在英国的当事人、知情人的身份发言，揭发萧乾如何向一个英国女人谄媚，像她豢养的一只猫似的匍匐在她的脚下。这个绘声绘色的发言无异于扔了一颗重磅炸弹，使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一下子从政治批判转成对萧乾人格的鄙视和唾弃，进而达到对萧乾批判的“大获全胜”。叶君健的“批判”是否系主持人事先的安排，则不得而知。但这对萧乾确有极大的杀伤力，即那时流行的说法：把他搞臭了。难怪萧乾对此耿耿于怀，一旦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他是非把此事说个明白加以澄清不可的。但巴金又为什么几次三番叫他不要再提此事呢?
       其实巴金是非常同情萧乾曾经受过许多委屈和苦难的，但是，他主张对人要宽容，要器量大些，心胸开阔些(包括对亏待过自己的人)。他以自己为例：“文革”时，老友赵家璧经不起造反派的逼迫，胡编了许多不实之词，说巴金有许多反对毛泽东的言论。造反派如获至宝，以此来整巴金，使巴金吃了许多苦头。“文革”后，巴金从不对别人提此事；在编《巴金全集》书信卷时，把涉及赵家璧、叶君健等的名字都隐去。但这次在文洁若的书里，有关巴、萧来往书信中，却都明白地保留下来了。其次，巴金历来认为萧乾有才华和文采，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过去因为政治原因，浪费了二十多年的宝贵时光，现在更要拥紧时机，不要为这些旧事分散精力和时间。第三，他对当时政治环境颇有看法，曾引用别人的话来告诫萧乾：“拿棍子的人还有”，“要冷静些”，“你还得有更大的成就，还需要埋头，小心地写下去”。这些肺腑之言，金玉良言，可见巴金对朋友的一片赤诚之心。所以萧乾对叶君健问题在感情上不一定能够释然，但还是听从了巴金的劝告。
       巴金说：“……我死了，也难闭上眼睛。”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曹禺的《雷雨》的发表问题。前几年对这件文坛公案聚讼纷纭，颇有歧异。还是上面讲的1979年我和唐达成访见萧乾那次，萧乾也讲到此事，而且有点绘声绘色的渲染，说：“曹禺写了《雷雨》剧本，给靳以，靳以压着不发。有一天，巴金从编辑部办公桌的底下抽屉里发现，已是布满了灰尘，后来看了以后，决定马上发表。”萧乾讲这段话时对章靳以的不满表情，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晰。(据萧乾文章中说，他在“文革”下放干校时，在稻田里，也曾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事说过这件文坛掌故)正是这种情绪，在他后来写有关巴金文章时，也都统统表露了出来。这就引起巴金极大的不满，在信中多次严词批评和告诫萧乾：“你写文章表扬我却把靳以扫了一下，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读者怎样看我呢?我死了，也难闭上眼睛。因为这不是我的交友之道……”他希望萧乾在文章中，“写出事实就行了。”
       
       因为这件事情的当事人，如靳以、巴金、曹禺，以及郑振铎、李健吾等都已作古，很难再把每个细节都弄清楚。他们生前讲到的一些情况，也都有一些出入，与这些老人在半个世纪后记忆有误不无关系。例如，巴金给萧乾信中说：当时他听靳以说，曹禺“写了一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但没有说清是放在作者手里，还是放在编辑部。曹禺给巴金信中说：“是你在那里(指北京三座门大街14号《文学季刊》编辑部)读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屉里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见这个青年还有可为，促使发表这个剧本。”萧乾说稿子积满了灰尘，是说在编辑部抽屉里放的时间久了。但事实是：1933年9月巴金到北京后，郑振铎、章靳以与他一起商量决定创办一个刊物，定名为《文学季刊》。10月，以这个刊物名义正式宴请在京的著名作家共同筹划并组稿。1934年1月创刊号出版。曹禺的《雷雨》是在1934年7月即第一卷第3期刊出的。也就是说，它在编辑部最长的时间也不可能超过九个月，减去一本季刊的正常工作日三个月的周期来算，充其量耽搁了六个月。其次，所以没有及时选用，巴金说：靳以“把稿子送给了一位朋友看过，那位朋友说：‘写得乱，他就不敢用了。”这里说的这位朋友据说是指李健吾。但是李健吾不是《文学季刊》的编委。《文学季刊》主编是郑振铎和章靳以。靳以主持日常编辑工作，周旋在各编委之间，他与曹禺又是中学老同学，所以有了不同意见，他就为难了。巴金是编委，是创始人之一，文名也大，和靳以一起住在编辑部里，参与实际编务，说话就比较少拘束和顾虑。他从靳以手里要来这个剧本，看后很激赏，就决定发表了。所以无论怎么说，最早“决定发表它”的是巴金，这点是人们一致的看法，是没有歧义的。再其次，当事人曹禺、巴金从来没有说过靳以处理此稿有故意扣压的问题，相反曹禺在出版这些剧本写的序跋中，都对巴金、靳以表示很真诚的感谢。1936年1月，曹禺在《雷雨》单行本《序》的末尾说：“不过这个本头已和原来的不同，许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动，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和我的友人文慧(谢谢他的友情，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孝曾，方叙，他们督促着我，鼓励着我，使《雷雨》才有现在的模样。”这里的文慧是巴金的笔名，方叙即章靳以。同年11月，在《日出》单行本出版的《跋》的末尾，曹禺又说：“最后我愿意把这个戏献给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1940年12月，巴金在曹禺的《蜕变》单行本出版时写的《后记》中说：“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这里说的另一个朋友就是靳以，因为曹禺早期的剧本都是靳以、巴金编辑的《文学季刊》等发表的，这些都充分说明曹禺与靳以之间没有什么过节，靳以也没有理由故意去扣压曹禺的作品。
       萧乾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但已进入北平文学界，常来三座门大街14号编辑部会友聊天。在这件事上，他毕竟不是当事人，也只是听到一些传说而已。从巴金给萧乾的信中，可知萧乾与靳以个人间有点不和。所以，他对此事的说法，不足为信，也是引起巴金对他批评的原因。萧乾还是尊重巴金，从他写的有关巴金的文章中，删去了他原先的说法。
       共同的理想追求
       从巴金给萧乾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巴金对萧乾的关心、鼓励、友善，还常有批评和提醒。他提醒萧乾要器量大些，眼光远些，谨慎些。他关心萧乾的住房、工作、写作，他欣赏萧乾有才华、文采，鼓励他多写，写出传世之作。他批评萧乾有时过于聪明，显露锋芒。他同情萧乾过去遭遇不幸，为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而高兴，称这是正义得到伸张。但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他对萧乾不留情面、直言不讳、真诚友善的批评。几十年来这种肝胆相照的深厚友情使萧乾视巴金为亦师亦友，既益又畏；即使有时他未必完全同意巴金的意见。萧乾曾说：“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它不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它时刻鼓励着你向上，总怕你跌跟头。当你跌了跟头时，它不是称快，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而是感到痛：这种痛里闪着金子般的光辉，把人间(即使是没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因此，萧乾把从年轻时就结识了巴金看作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
       巴金和萧乾的友谊是上个世纪文坛的一段佳话。这种真挚单纯的友谊在今天还多吗?我不知道。他们有很多不同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同一个理想追求上，这就是文洁若在书中说的：“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启迪善良的人性，鞭笞一切丑恶，在国家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日子里，为和平，为正义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文洁若写这两个老头儿的故事是有深意的，有现实意义的。
       附：
       文洁若按：编辑部出于好意，在发表此文之前，拿给我看了一遍。我完全不知道陈丹晨先生到天坛南门东二楼的寓所去看望过萧乾(“文革”后期，日本文学这一摊从以前的一个和尚发展到两个和尚，害得我在办公室住了十年，夜以继日地搞业务)，看了此文方晓得，他对萧乾的了解，比我想象的深多了。萧乾认为，在复旦任教时期，倘非章靳以带着某种情绪对他讲郭沫若被称作郭老，茅盾被称作茅公，他不会那样来写那篇文章(用钱钟书的话来说：“萧乾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所以介绍情况时，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靳以的。至于叶君健，由于萧、叶二人在英国期间打过交道，萧乾于1946年回国后，叶君健夫人找上门来，着急地告诉萧乾，丈夫已多日不来信了。萧乾不假思索地把刚收到的一封叶的来信拿给叶夫人看。上面是满纸春风得意。俗话说：“夫妻吵架，狗都不睬。”事后，叶认为萧乾挑拨了他们夫妻的关系，所以没把英国人托他带给萧乾的照片转交给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