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王申教授的这本《法哲学三论》专著，结构上分成法的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三编，其实，全书所论中心是贯串着一个关键词——理性。
       我同意他在书中的一个评断：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界“鲜有正面系统讨论法律理性的论点出现和论著的出版”。虽然，近年也有屈指可数的几本部门法哲学的专著中论及法的理性，也有散见于一些论著中关于某个部门法的具体“理念”的论述；但是，从法哲学高度，对理性，及由它而引申出的法理性和法理念做系统研究和出版专著的，确是少见。王申同志这本专著应当说是初露端倪。
       从该书中，我看到了作者较厚实的理论积累，其“系统性”探究，似乎体现在他编撰其诸篇专论时，采取了“由抽象概念上升到具体概念”的逻辑思维方法：先论理性的一般概念与源流，然后上升到法理性，再而法理念、法推理，进而评说中国法制实践中的理念(包括司法，乃至具体到律师的作业)，以及法学界对法理性的理论研讨现状与问题。其论点的是非得失，自有读者的公评，我所感到的是作者对“理性”做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字里行间不乏作者追求“理性”的激情。我除了从中获得不少有关理论知识而外，更重要的是被作者在书中不时发出的对理性的呼唤所感染，引发我沉重的思绪和某些“理性”的思考。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前仆后继地追求理性，却遭遇无所不在的非理性、反理性的传统思维习惯和现实权势的阻挠、折磨和扼杀：
       有变法维新的政治理性启蒙，更有血染菜市口的暴政和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的愚昧和野蛮。
       有五四运动的追求科学与民主的理念，也有老军阀“三，一八”的屠杀和新军阀的长期独裁专政。
       新中国的诞生，本来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性的时代，却又被一个接一个非理性、侵人权的“排内”运动浪潮所淹没。“引蛇出洞”的阳谋，“大放卫星”的愚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疯狂，无不是在上演一个接一个丧失理性的闹剧与悲剧。
       在当代，经过反省历史的教训，经过真理标准讨论的启蒙，经过革新与守旧、包括法理性同法蒙昧、法幼稚的多次较量，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界终于有了某些理性的觉醒。直到近年开始提出“以人为本”、“政治文明”等口号和人权入宪等举措，表明我们开始要走向理性的时代。这当然是难得的进步，十分可喜；但也透露出，之所以要突出这些理念，表明过去的年代和现实生活中还有不以人为本，漠视人性、人权和人命的非理性、不文明甚至反理性、反文明现象的存在；还有继续挥舞教鞭，鞭笞理性幼芽生长的专横恣意、违反法理性的行为存在；表明实现人类理性统治的时代，路漫漫其修远。
       什么是理性?理性这个极其抽象的词，被康德的纯粹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等讲得极其深奥和玄妙。本书在从概念、理念、观念、信念以及理性思维方法等层次上，对什么是理性有翔实的理论论说。如果用相近和相反的词来对照比较，也不难理解理性的真谛。
       理性即人性，“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性中的仁性，而非兽性。法国大革命中恐怖专政的大杀戮，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全面专政”的大扫荡，就是悖离人性的仁性，而为疯狂的兽性所左右。
       理性即真理性、科学性，而非迷信。对神或人的“绝对权威”的狂热崇拜，对意志决定论的盲目信仰，对现代教条的盲从等，都是违反人类理性和法理性的。
       理性是正义性。如作者所说，理性涵盖属于人类正义所有价值。
       理性也是理智性，要求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不同的思维方法和视角，可以认识真理的不同方面，产生不同的学派。理性的思维要求对各种方法都应当兼容并蓄，择善而从。但我认为，被称为“新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应是理性思维方法的首选。十九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评价马克思的理论时，就特别强调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意义”，指出：“一般说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主义方面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中也自认为：“方法就是新的观点体系的灵魂。”当然，应用到法学上，还应当参照其他法学思维方法，如作者专编所论法律逻辑推理方法，等等。
       理性是独立自主性。要求有个性，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有坚持真理、力排众议的品格。排斥对权力者的人身依附，对权力者非理性的话语的逢迎，对错误的理论和决策提供所谓“理论支持”。
       理性要求有批判性。如马克思说的：“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理性是宽容的、平和的、冷静的，但不是冷冰冰、干巴巴的。理性并不排斥激情，而需要有正义感和理论勇气，为执著追求真理而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
       正如该书作者援引的德国一位法学者所说的：“法律乃是人类社会最高的理性。”这里“法律”应是指真正体现人类理性和正义的法。所以也可以这样说：理性的法是人类最高的法(自然法学者就是把反映人性和人的理性的自然法视为高于人定法)。
       上面这些对理性的概括性的界定和要求，其实也是本书大多论及的。我将它集中起来，意在提起读者的关注和重视。毋庸讳言，对照上面的理性要求，我们离法的理性和理性的法，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法学界、法律界以及执政者要真正进入理性王国，还有相当长的路程。
       既然我们已有了初步的理性觉醒，既然已有像本书一样地对人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研究和呼唤，我相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总有一天，我们会迈进人类理性和法理性的新时代的。
       (《法哲学三论》，王申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