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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月21日，“科索沃共和国”总统易卜拉欣•鲁戈瓦死于肺癌，终年61岁。超过5万科索沃人前往首府普里什蒂纳参加了他的葬礼，向这位作家出身、自1989年以来领导科索沃阿族“消极抵抗”运动、有“巴尔干的甘地”之誉的总统致以最后的敬意。
       他死在一个微妙的时刻：联合国原定于在四天后的1月25日在维也纳召集塞尔维亚政府及科索沃阿族代表开会，寻求科索沃地位问题的最终解决。现在，会议已经被无限期推迟，直到科索沃人选出自己新的总统，但科索沃各党派的领袖都明白，谁也没有足够的个人魅力和历史威信，去填补这个“瘦削的巨人”身后留下的巨大真空。
       比起在兄弟相残的内战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激进分子，鲁戈瓦属于另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更习惯操持语言，而不是操纵卡拉奇冲锋枪。他的姓氏来源于科索沃西部的一条山脉。据说，对于每一个来访的客人，他都会赠送一块来自家乡大山的石头留作纪念，以表达对故土的忠诚。他曾经获得过普里什蒂纳大学文学和哲学学位，教过书，并且在1976年，借助国际社会对属于不结盟国家的南斯拉夫相对宽松的政策，进入法国索邦大学，投师于结构主义思想大师罗兰•巴特门下。
       这也是科索沃历史上难得的一段平稳时期：这一地区历史上从来是民族纷争的焦点，原本浓缩了巴尔干半岛几个世纪以来动荡纷乱。塞尔维亚东正教建立的第一个大主教区建立于此，塞尔维亚王国面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最后一战也发生于此，因而塞尔维亚人始终将科索沃看作本民族的摇篮，认为如今占90％人口的阿尔巴尼亚人只是借土耳其帝国进犯、塞族人大量外逃的机会才得以将这一地区“伊斯兰化”。相反，阿尔巴尼亚人则坚称其祖先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在此生息繁衍。结果到1912年南斯拉夫王国独立，并将科索沃划归其治下，对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势力实行严厉镇压。二战期间德、意占领军又将科索沃划归阿尔巴尼亚版图，阿族趁势复仇，屠杀了数千塞族平民。但等到二战结束，科索沃重归南斯拉夫，塞族也以牙还牙，鲁戈瓦的父亲就在1944年他出生不久后死于南斯拉夫内乱。直到1974年，铁托颁布了更为宽松的新宪法，科索沃由此获得了自治省的地位，拥有了独立的行政立法体系，并对联邦中央所颁布的法令拥有否决权，在内政方面更是完全不受中央掣肘。
       但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由化的风气吹遍东欧各国，科索沃的离心倾向变得越发强烈；同时，南斯拉夫最高领导人也换成了一向力主“大塞尔维亚主义”、歧视其他民族的米洛舍维奇，他于1989年(借科索沃战役六百周年纪念之机)彻底取消了科索沃省的自治权。鲁戈瓦也就在这时，以系一条红丝巾的形象登上了南斯拉夫的政治舞台。他立下誓言，直到科索沃独立的那一天他才会解下丝巾——这条丝巾最终伴随了他一生，像阿拉法特的头巾一样成了科索沃消极抵抗运动的标志。
       1990年3月，贝尔格莱德宣布科索沃进入紧急状态。6月26日，科索沃议会活动被搁置。7月2日，阿族议员宣布自立L11头，并被开除出议会。由此，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开始实践作家鲁戈瓦的和平主义理念，对南斯拉夫行政体系有组织、非暴力的秘密抵制：他们集体抵制了1990年12月的选举、1991年3月的人口普查，抵制教育系统和含有大塞尔维亚主义色彩的教科书。与此同时，1991年9月，科索沃阿族以地下形式举行了全民公决，宣布“科索沃共和国”成立，并于次年3月自主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以压倒多数推举鲁戈瓦为总统——一个从来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民选总统。他所领导的科索沃民主阵线(LDK)也在同时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完胜。依靠侨居海外的阿尔巴尼亚人提供占个人收入3％的税收，科索沃还得以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教育体系，与塞尔维亚官方行政系统相抗衡。
       1995年，在接受法国记者，伊斯兰问题专家Kutschera采访时，鲁戈瓦把自己的总统生涯描述为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谬处境：一个没有官邸，寄居在作家协会的办公室里，也没有安全保障，出入国境都要接受盘查的总统。对于“是什么铸就了阿尔巴尼亚民族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位前作家协会主席只回答了一个字：语言。阿尔巴尼亚语与希腊语、亚美尼亚语等语言同属于印欧语系，与巴尔干民族所普遍操持的斯拉大语系语言差别较大。是语言的力量，使阿尔巴尼亚人历经罗马帝国统治、斯拉夫部落西进和奥斯曼土耳其占领，被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马其顿等国的国境分割肢解而始终坚守民族本色。两个身处异乡的阿尔巴尼亚人只有靠语言来作为共同身份的凭证，而不是靠共同的宗教信仰。与多数人的印象不同，阿尔巴尼亚人除了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之外，也有约10％的罗马天主教徒和部分东正教徒。鲁戈瓦自称是一个“历史原因造就的穆斯林”，继承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伊斯兰传统，同时植根于欧洲文化，与伊斯兰教的大本营阿拉伯世界保持着一定距离，信仰上帝但并不狂热排他。他坚称，巴尔干决不会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大本营，相反，这种温和伊斯兰教的存在会为西欧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建立一道缓冲带。阿尔巴尼亚曾是巴尔干半岛最早接受天主教的民族，三种不同信仰的并存让阿尔巴尼亚人很早就领会了宗教宽容的含义——也包括宽容塞尔维亚在内的其他任何民族。当被问及对科索沃未来地位的展望时，鲁戈瓦表现得相当乐观，希望科索沃能经过一段时间的联合国托管过渡后，成为独立的中立国家，与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相互开放边境，自由贸易，和平相处。
       也就是在1995年，代顿协议的签订结束了多年的波黑内战。科索沃领导人的温和态度使科索沃成了被时代顿遗忘的角落。“战争是从科索沃开始的，最终也得在科索沃了结。”鲁戈瓦苦涩的评论不幸一语成谶。
       五年的和平抵抗，换来的是被国际社会抛弃的挫折感，在科索沃这个南斯拉夫最贫穷的省份，一些人的耐心已经走到了尽头。武装抵抗活动从这一年开始浮出水面。1997年，著名的极端主义武装科索沃解放军(UCK)正式现身南斯拉夫政治舞台，并得到相当比例的年轻人的支持。鲁戈瓦坚决反对这一极端组织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政治理念，他自始至终拒绝与UCK对话，从没有为UCK提供过一分钱的经济援助。他始终坚持寻求与塞尔维亚方面进行和平对话，然而一切谈判都无果而终。连年累月的失望使科索沃民主阵线党内也开始传出不同的声音。在这样的背景下，鲁戈瓦参加了1998年自主举行的总统选举并在怀疑声中获得了连任，暂时保住了科索沃表面的平静。但科索沃政治力量的重组已经不可避免。1999年2月，在郎布伊埃为避免向南斯拉夫动武而举行的最后和谈中，鲁戈瓦已经无奈退至二线，取而代之担任阿族代表团主席的是科索沃解放军的年轻发言人塔契。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空袭一周后，鲁戈瓦在贝尔格莱德会晤了米洛舍维奇，双方握手言欢的照片传遍全球，科索沃舆论一片愕然。鲁戈瓦始终没有解释过，为什么在他的人民被塞族部队驱赶背井离乡的同时，他会同意公开与米洛舍维奇见面。一个月以后，他选择了流亡意大利，不再公开发表任何言论，直到北约对南空袭结束后一个月才动身返回科索沃。此时科索沃政坛已经天翻地覆。他的战友阿贾尼在轰炸期间被塞族方面暗杀，科索沃民主阵线处于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状态。极端的科索沃解放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走出丛林，准备享受胜利果实。各方舆论都认为鲁戈瓦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然而，次年在联合国托管下举行的第一次立法选举中，鲁戈瓦领导的科索沃民主阵线依然保持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虽然他已经不得不与其他各反对党分享权力。科索沃选民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成熟：他们成功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维持着一套独立政治系统的运作，也历练出了足够的耐心和冷静。面对极端军事武装的胜利呼声，面对鲁戈瓦的一系列政治失误，他们依然能一次次超越现实的失望与苦涩，将手中的一票投给和平主义的信念。
       的确，鲁戈瓦在他最后的几年中也表现得更加坚定，同时更加谨慎和务实。他始终强调，科索沃独立的目标只有经过联合国托管下的自治阶段过渡才能逐渐实现。科索沃选民审时度势的成熟与对和平信念的执著，这或许是鲁戈瓦身后最大的一笔遗产。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和平的火种不会因一个人的离去而熄灭，因为它已经点亮了无数普通的生命心中的理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