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历史上，尹壮图算不上是什么名人，他虽官居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却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但他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五十六年初的一段经历却值得读史者重视，至今仍能发人深省。
原来乾隆皇帝晚年，如发现各省总督、巡抚有错误或不称职的，往往采取罚款的办法，只要交了罚金就万事大吉。尹壮图认为这样做很不得体，于是就上了一疏：
督抚们自己犯了错误，皇上圣恩不马上撤他们的职。罚若干万两银子充公，也有督抚自己请求认罚若干万两的。这样做的结果，贪残的官员就以此为借口大饱私囊，就是清廉的也不得不指望下属赞助，以后遇到亏空营私一类重案，难免不会千方百计加以庇护。所以罚银虽然很严。却非但不能使他们感到羞愧和恐惧，反而会滋长无所谓的念头，请永远停止这一做法，将罚款改为记大过若干次。如这些人才识平庸，或者撤职罢官，或者调任京官。不要再让他们担任地方要职。
尹壮图的意见显然并无不当，却在无意中犯了乾隆的大忌。原来当时吏治废弛，腐败成风，贪赃公行，督抚中的贪官污吏比比皆是。乾隆一方面要粉饰太平，所以除非实在掩盖不住，否则对督抚们绝不公开处理；另一方面又要显示自己明察秋毫，对督抚们不时要找些过失。由于乾隆挥金如土，国库早已逐渐空虚，让臣下自愿缴纳罚款，既没有横征暴敛的恶名，又增加了“计划外”收入，岂不妙战!至于督抚们的钱从哪里来，就只能不闻不问了。尹壮图要改变这一做法，不仅断了乾隆的财路，而且等于是要他认错。如果真依了尹壮图的意见，不少督抚就得公开处分，大案要案一多，岂不是向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和他这位圣明天子脸上抹黑?
刚度过八十大寿庆典的乾隆头脑十分清楚，他知道要堵住尹壮图的口并非难事，要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和国家的大好形势却要费一番心思，至少要先弄清楚尹壮图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十一月十九日(1790年12月24日)，乾隆亲临乾清门听政。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一些督抚拿了优厚的俸禄，不能尽职，所以给予罚款充公的处分。让他们自己拿出钱来弥补罪过，只是偶然的做法，并没有形成制度。假如有人胆敢乘机向属员摊派，就是贪污徇私。自蹈重罪。要是将他们撤职罢官，或调任京官，名义上是加重处分，实际上反而宽大，他们都得感谢你尹壮图这个建议了。为爱惜人才起见，不计较他们偶然的过失，从宽处理，照样录用。即使给予罚款。也都留作地方工程公用。这是考虑到督抚俸禄优厚，所犯错误还不到违法的程度，才采用罚款，以示薄惩。……但督抚中可能有人辜负了我的恩惠，昧着良心，以筹措公费为由，向部属伸手，而部属们也乘机摊派搜括以讨好上司，这种人也不能保证没有。……尹壮图既然上了这样的疏，当然必定确有见闻，应该将具体事实报上来。朕必定严加追究，从重处罚，决不稍有姑息。
尹壮图见上说了一番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又是一派虚心纳谏的态度，就将自己的见闻如实上报，殊不知正好落入了乾隆的圈套：
各省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我在经过的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考察官吏是否贤良，过往客商和当地百姓有一半都皱着眉头，摇头叹息。但要问下令摊派或奉迎搜括的人，他们上司和下属之间内部勾结，外面人岂能了解?请皇上选派满洲大臣和我一起去各省秘密调查财政亏空的情况。
乾隆见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尹壮图又没有掌握督抚们的具体罪证，立即穷追不舍。对尹的批判也开始上纲上线，十二月二十一日下了上谕：
尹壮图的覆奏朕反复看了几遍，并未指实一人一事，仍然只是拼凑一些没有根据的内客，拿空话来搪塞。朕临御五十五年，对待百姓像子女一样，恩施优渥，四次普免天下钱粮，两次普免各省漕银，补助抚恤，救济贷款，贫穷百姓都受到实惠，这不是家喻户晓的事实吗?有天良的小民，感恩戴德还来不及，何至于“蹙额兴叹”，聚在一起发泄牢骚不满呢?或许这是尹壮图在途中偶然遇到一二受赋役困扰的小民向他陈诉，就应当据实奏闻，朕必定差大臣去调查办理。
尹壮图要求选派满洲大臣，同他秘密往各省盘查亏空，朝廷从来没有这样的制度。况且各省吏治不同，仓库充足的自然不需盘查，即使偶然有亏缺的。一听到钦差起程的消息，早已设法弥补，名义上是盘查，实际上还是有名无实。合计天下州县，不下千余，即使经历数年，也不能全部查遍。其实尹壮图心里也明白，这事是办不到的，不过是自己掂量学问才干都属平庸，在朝廷不能升为侍郎，外放派不到学政，至于尚书、督抚的职位更难梦想，想借此奏折显示才能，或许能侥幸录用，又可借盘查为名，沿途进行恐吓讹诈，希望得到贿赂好处，可以名利兼收，此等居心。岂能逃得了朕的洞察?
让尹壮图将所奏直隶等省亏空在何处，兴叹的商民究竟是什么人，月选官议论某一职位亏空若干又是听自何人传说，一个个指实覆奏。若果然查询得实，朕从不肯让他们蒙混过关，自有办法。尹壮图不可仅用空言假话搪塞，自蹈欺罔的罪过!
此时尹壮图才知道上了乾隆大当，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写了认罪书，承认自己措词不当，请求皇上治罪。但乾隆却不肯就此罢休，而是要充分利用这个跳出来的反而教员，在二十三日又下了上渝。
他首先指责尹壮图提这样的建议是为了讨好各省督抚，然后对尹的言词严加驳斥：“若谓普天之下，岂不堪命，竟至疾首蹙额，怨及朕躬，则断断无此情理，朕不肯受其咎。”“尹壮图于朕爱民勤政之意，懵然罔察，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语，几于摇惑人心，岂伊自外生成，独非大清之民乎?”简直是自绝于人民!
于是乾隆命户部侍郎庆成(满族人)带了尹壮图到山西省“切实盘查”，如有亏缺就治地方官的罪，“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钓誉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灭，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将百姓当作子女)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试令尹壮图清夜扪心，亦何忍为此耶?”他下令将“朕办理庶务之苦心及尹壮图莠言乱政之处”布告天下。爱憎分明的大臣们立即上书，要求将尹壮图撤职查办。可以肯定，全国大小臣工声讨尹壮图的滔天罪行，歌颂乾隆勤政爱民，洞察一切的奏章会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乾隆却坚持让“事实”说话，对尹壮图不作组织处理，让他以高级官员的身份到各处“任意盘查”。
其实尹壮图盘查的结果已不问可知了。且不说各省地方官已有了充分准备的时间，要是真的给尹壮图查出什么问题，岂不辜负了皇上“办理庶务之苦心”，与“尹壮图莠言乱政”同流合污了吗?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地方官绝不会有半
点含糊。尹到达大同后，果然仓库“丝毫并无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属相符”，查不出任何问题，尹壮图只得覆奏皇上，承认自己“陈奏不实之咎，请求让他早日回京接受处罚。
十二月初三，乾隆下了第四道上谕，指责尹壮图名义上认错，实际在造成他是“抗疏铮谏，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居心巧诈，殆不可问”。虽然他承认“大同如此，太原可知”，但他奏折内所指不止山西，“一省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当前往山东及直隶正定、保定等处”。
同日，乾隆传谕军机大臣：庆成是钦差大臣，应按规定开支出差费，尹壮图是自愿去盘查，给他提供驿马已是格外开恩了，不能再给出差费。但他是穷书生，带的盘费大概不会多，如果不够用，可以让庆成在出差费和差役的口粮中酌情分一些给他。乾隆怕尹壮图过于紧张，要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这场运动就搞不下去了，因此又要庆成转告：“尹之谬妄之处，困难辞咎，然究系愚昧无知，其罪断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要他配合，继续盘查下去，以便“折服其心，无可借口”。
尹壮图赴太原后上奏，书麟说历年积存的养廉银交罚款绰绰有余，何必再想其他办法。他承认自己说话“过当”，“业已倾心帖服，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乾隆于十二日通过军机大臣传谕，让尹壮图继续去山东、江南。
十五日，乾隆又让军机大臣传谕，重申令尹壮图继续盘查各省。
尹壮图在山东上奏，“经过州县地方，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情事。”二十八日，乾隆令军机大臣传谕，让尹壮图无论如何也得找出二三个来，不能支支吾吾，含糊其词。乾隆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尹壮图由北京丁忧回籍云南，只应该经过直隶、河南、湖广、贵州等省，怎么会经过江、浙、广西各省?自然故意绕道各处。与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风，必须老实交代。
事到如今，尹壮图知道再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就直截了当承认自己捏造事实，欺骗皇上，请求治罪。大概乾隆觉得这场用“事实”来说话的批判运动还没有进行到底，下令他们按原计划查到江南，果然苏州的布政使库也毫无亏空。
五十六年正月初十，乾隆发表长篇上谕，指出原来任尹壮图为内阁学士，只是因为云南没有大员，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说他的才干学问，当阁学已属侥幸，还想往上爬，“其希荣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见其肺肝”。但对他这种“天良尽泯”的无稽之谈“不可不辨”。为此乾隆历数康熙、雍正和自己的政绩，从古代至明朝，只有汉文帝曾免过百姓一半田租，史官已传为美谈，从未如本朝再三再四普遍免除钱粮。现在“纪纲整肃，内外大臣实无敢有营私玩法者”。“各省督抚，当此吏治肃清之际，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潜移，岂敢以身试法?”督抚们至多只让下面采买些果品，而受到尹壮图指责的书麟、长麟二人连这样的事也从未有过。尹壮图举不出任何事实，“有心欺罔，其咎实不可宽宥矣”。不仅如此，乾隆还发现尹壮图居然将年过七十岁的老母留在故乡，既然不能将老母接来北京，就应辞职回乡供养，“乃竟恋职忘亲，弁之不顾，尚得谓之人类乎?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丧失，岂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绅?尹壮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押回北京后，尹壮图被解往刑部受审。正月十八日，乾隆谕军机责令尹壮图对要害问题逐一交代。按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制造假象欺骗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议的罪名)问拟斩决，将尹壮图判处死刑，上报乾隆。
二月初四，乾隆对此案作了总结。他充分肯定群臣的正确立场，认为尹壮图即使不马上处决，也应该发配伊犁，以示惩诫，要是他还让尹官居原职，“不特无以安天下百姓之心。而朕亦转类矫情矣”。但对他特别开恩，免以刑事处罚，降为内阁侍读，但属革职留任，八年内没有过失，方能复职。
乾隆对尹壮图的处置颇能体现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原则。将本来属于“敌我矛盾”的事当做“内部矛盾”处理。因内阁侍读并无缺额，尹壮图被安排为礼部主事，从副部级降为司局级。乾隆大概忘了曾经将尹壮图“恋职忘亲”斥为“人伦丧尽”，居然让他继续与母亲分离，倒是尹壮图知趣，以侍奉老母为由，辞职回乡去了。
本来，臣子给皇帝提了不合口味的意见，注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清朝大臣因此而被充军到伊犁(今新疆)的，发遣到宁古塔(今黑龙江)的，以至被杀的并不少见。乾隆对尹壮图要采取如此特殊的方式，自然是有其深意的，或许是受了乃父雍正皇帝的影响。当年雍正在审讯曾静、张熙、吕留良案时获悉民间流传他篡权夺位时，并不是将曾静等一杀了事，而是启发曾静的觉悟，让他写了《归仁录》，连同雍正的有关上谕、审讯时的问话与口供编为《
大义觉迷录》刊行，并发至各州县学，向臣民宣讲。曾静、张熙也被宽大释放(吕留良已死)。雍正的目的，无非是希望通过这本书来证明自己从未篡权夺位，通过对曾、张的宽大来表明自己问心无愧和宽宏大量。乾隆逼着尹壮图到各省盘查，让尹自己承认别有用心造谣生事的罪行，再宽大处理，当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勤政爱民、官吏的清明廉洁和百姓的安居乐业。有了尹壮图这个反面教员，就不会再有第二个尹壮图跳出来，看来乾隆达到了目的。
尹壮图获得宽大的原因，也在于他对乾隆的积极配合。他不仅及时认罪，还一次次“如实”报告沿途见闻：“目击各省库项丰盈，他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而往来数千里内复见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所过淮、扬、常、镇，以及苏州省会，正当新年庆贺之时，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并未闻有官吏滋扰之事。”他对大学士九卿的交代肯定相当彻底，将自己的罪行“实情”一一招供。要是尹壮图不识时务，一味对抗，这幕戏固然会演不下去，他的下场也就不会如此平安。另一方面，或许乾隆真的不得不发动一次规模更大的政治运动，清查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反对派集团，刊行一本新的《
大义觉迷录》，在全国开展大宣讲，使臣民们深刻体会大清的深恩厚泽和当今皇上的丰功伟业、认识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
不过乾隆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至少没有取得自己的继承人嘉庆皇帝的认同。就在他以太上皇身份归天的次年，刚亲政的嘉庆就将乾隆宠信的权相和珅撤职下狱，逼令自杀；次年召尹壮图进京，重新起用。至此，乾隆晚年煞费苦心维持的“太平盛世”，包括这起尹壮图上疏事件的真相如何，已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