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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我就陆续读到伯威这本今天定名为《青春·北大》的回忆录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来，有关反右的回忆录多集中于当时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对于一般右派中的“小人物”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以及其后几十年岁月的命运沉浮，出版界兴趣较少，所幸这几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忆录，毕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即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人。他们的际遇应该更能反映这个重大事件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散布于穷乡僻野，被打成右派的小学教员，基层单位的小职员等，他算得上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又是一个“小人物”。伯威的“从左向右转”的成长道路，颇具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与大多数毫不涉及“思想”，只因给基层领导提了一些意见，或根本没提任何意见，就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的人完全不同，伯威是因“思想异端”而成为“右派”的，而他的“思想异端”恰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从一个虔诚的“少年马列信徒”，“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在北大完成的，这就使得他和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北大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伯威在北大求学的岁月正是北大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代，它构成了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外部环境。伯威书的最大的特色是写出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在时代的大转变中思想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轨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北大师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风貌。因此他所书写的就不仅是他个人一段历史，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提供的五十年代我国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横切面，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
       伯威为建国后新时代的“进步青年”或“革命青年”，他虽然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但被革命和革命领袖完全吸引，1949年8月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少年马列信徒”。伯威在初中三年级就是团总支委员，他真诚地按照党的要求，积极参加党团领导的尸切活动。他热烈地拥护新社会，支持党的一切行动，在家中也积极宣传革命的道理，教育父母弟妹也要热爱新社会，他以“革命”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的家人要给受到革命打击的亲戚寄送物品，他也要愤而指责，加以制止。1953年3月，年轻的伯威为期大林的去世而流泪，他和他的那些高中同学，模仿起苏联电影《宣誓》，自发地在斯大林画像前宣誓，要继承斯大林的遗志，永远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伯威在195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又成了团支部书记，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放弃了自己热爱的物理专业而进了气象专业，一如既往地听组织的话，跟党走。在北大最初几年，伯威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他积极争取入党，一时间也左的可爱，他有一个同学，在和他“交心”时提到一个长辈的告诫：政治都是凶险的，竟被伯威批评是染上了“旧社会的偏见”。
       那时，1949年革命的胜利还散发着巨大的热浪，国家刚结束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还没有消失，“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起步，“全国沉浸在掀起不久的建设高潮的热烈气氛中”，新社会和新中国发出耀眼的光芒，对美好未来的理想，强烈地激励着像伯威这样的青年。在全国所有高校，学生读书吃住都不要钱，北大甚至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大一小两个由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赠送的白色半球状搪瓷钵用于食堂打饭，“开会谈的都是学习的事”，校园里每天飘荡着中国和苏联革命歌曲的旋律：“提起那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雀儿山上扎下营。要把山打通……”刚刚进入北大的伯威满心振奋，所闻所思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完全的一致。
       应该说，在五十年代初，国家在督促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使之适应新社会的同时，对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宽和的，尤其在北大这样的学校。老校长马寅初登台做报告开口还是“兄弟我”，党委书记江隆基每次都很谦虚地让马校长走在前面。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还在讲台上继续上课，“出身不好”的青年依成绩仍然能考入大学，他们比1962年后，那些因家庭问题不能入学的青年幸运的多。科学与民主思想，质疑和讨论的空气还在理科类的专业课中延续，独立思考也得到老师的鼓励。
       在和西方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下，这时期中苏友好的文化氛围，以“苏联”为符号的视野和世界观，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进步人类不断走向胜利”的图像，显出朝气蓬勃的力量，更激发青年的理想主义热情。伯威高唱“莫斯科——北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完全信服当时报刊对苏联现状的描绘，这就是苏联“展开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宏图”：宏伟的古比雪夫水电站、激动人心的伏尔加——顿河大运河、土库曼大运河、预计比顿巴斯还大的库兹巴斯大煤矿、还有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在这里产生的工业管理体制被中国人称之为“马钢宪法法”，以后在大跃进运动中受到批判)等等，伯威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就像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一样如数家珍。他虽然学的是理科，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熟悉和热爱苏联的历史和小说，电影，歌曲。每年的五一节，伯威和他的同学们满怀真诚，高举着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的画像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他们像尊敬中国的革命领袖一样，牢牢记住各“兄弟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苏联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波兰的贝鲁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皮克和乌布利希、蒙古的乔巴山和泽登巴尔、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今天的人们除了还记得赫鲁晓夫、金日成和胡志明，早已忘却当年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和蒙古领导人的名字，他们已消失在遥远的时光隧道，可是在当年，就是他们组成了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大学生在中国之外的“世界”。
       然而非常遗憾，伴随着向社会主义的快速过渡，在革命的凯歌行进中，隐藏在革命肌体中的极左因素也渐渐扩散。对于革命的政治，伯威在解放初感觉非常亲切，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可是当他来到北大一两年后，他的心里却渐渐生出了“凄怆之感”。伯威发现，他理想中或想象中的新社会和眼前的不完美居然还存有不小的落差，他为这落差而沮丧，而在建国初年种下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又不容得他“眼睛里揉进一颗沙子”。他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走在坦荡大路上安然自信的感觉，“不时袭来一阵忐忑、一阵躁动、一阵惶惑”。
       伯威作为北大学生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听许多领导人和名人的报告，但伯威却没有对自己比一般大众可以多获得一些信息而心怀感激，他听过报告后的感受却是：平常百姓在资讯获得方面“贫乏到多么可怜的地步”，“统一，简单，标准而响亮的口号”，把“翻身当主人”的老百姓“搞得头脑简单又简单”。伯威也发现，那些赫赫有名的“理论家”，没有哪一个有什么自己的研究结果，“统统都是革命领袖的传声筒”：“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革命成功、人民掌权以后除了一个
       革命领袖就再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独立发表新论点的理论家了吗”?
       教条主义的压抑和枯燥逐渐吞噬了伯威心头的热情，那时苏联已开始走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泥沼，出现了“解冻”的早春天气，但在中国，“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仍坚硬如常。理论宣传上的照本宣科，对理论问题不能发问，如果发问，那就是立场和感情有问题，会受到老师的警告。政治理论课从讲课到“课堂讨论”，到总结复习，到考试评分的过程，都是“僵硬死板到极点”。课堂讨论发言不能“出格”，不能按自己理解去发挥，“用不同的话说出同样的意思也不行”。伯威回忆的一个细节极为生动：北大某副教务长为了说明无产阶级情感和资产阶级的情感的区别，在台上先后高歌《马赛曲》和《国际歌》，他的结论是：《马赛曲》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鼓噪、张扬、浮华，而《国际歌》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深沉和庄重。因为无产阶级饱受最深重的苦难，而又肩负着最沉重、艰巨、复杂的，最终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要像《国际歌》那样洗净一切浮华，表现出坚毅、沉稳的品格。
       于是，在北大，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作“驯服工具”的新的人群，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为人做事的“老成化”和“五个性化”。伯威“逐渐感觉到，解放若干年来，人的性格普遍朝着一个令人丧气的方向被塑造着”。“人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在他的班上有一个留级下来的女生是唯一的党员，她选中的几个人党培养的对象，一个个都具有这种“五个性”特点。“他们按照上面的精神说话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作为，也找不到他们有什么错误；看起来他们像和尚尼姑一样不表露出任何七情六欲”。而后来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他们都是那个党员在班上最可靠的膀臂。而伯威发现，这并不是他所在的这个班上的特殊现象，在北大的同学中早就流传着对这种人的各种形容词：“面包干”、“五分加绵羊”等等。
       伯威看到，一些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甚至包括作为高干子弟的学生干部)，“不像搞学生运动出身的人那么民主和透明，有的还带来些等级地位观念”。北大在那时虽说是官场气氛最淡薄的地方，却也见到过对“首长”的点头哈腰。伯威偶然在出外时也见到个别官员拿腔作势，这又和他心目中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相去甚远。
       五十年代中期发生的“高饶事件”，对伯威这些还没跨进党的大门，更未经历党内斗争考验的青年人是一巨大冲击。曾几何时，高岗的《荣誉属于谁》是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并列，都是入党积极分子必读之书，但一瞬间，高岗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使伯威非常困惑，因为经过几年的宣传，高、饶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令人敬仰的党性、正义和高尚品德的化身”，他们“都是环绕在毛主席周围的亲密无间的战友”，伯威一直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应该是共产主义的诚挚友爱的典范，可是怎么一下子他们就被宣布为极坏的坏人”?“平时他们教导给我们的那种伟大人格怎么在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了”?于是又有“更多疑团涌上心来挥之不去”。
       北大的“反胡风”运动，对伯威的刺激更大，他在思想上“打起疙瘩以及政治上的消沉”就是从看到“反胡风”开始的。在北大的肃反运动中，极左思维随意化，甚至把不安心读气象专业的同学打成“反党集团”，都为伯威亲历所见，都使之发生困惑，使其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发出更多的疑问。
       在北大，伯威真诚地实践着那个时期国家对广大青年的要求，他怀着新社会“主人公”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不仅关心国家大事，还真正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要求自己，提升自己，在专业知识学习之外，他热心关注着我们国家文学电影艺术等的发展，可是这一来又带来了新问题，他觉察到建国后文艺、电影出现了严重的“公式化”偏差：“解放初一接触‘人民的’新电影、新小说、新歌曲，还感到一股新鲜味。后来渐渐就感到千篇一律，索然无味的老一套”。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苏联的电影和文学，因为在苏联电影和文学中，虽然也有“政治正确”的内容，但还保留了人性和人情之美，不像他曾一度喜欢的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的作品，尽是一些标准化的“英雄语言”、“群众语言”和“坏人语言”，“看了上面，下面就能猜出来”。
       其实，那时我们的体制刚刚建立，而它又是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以及战时状态下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体制互相融合而来的，由体制的不完善而衍生的一些缺失在当时只不过刚刚萌芽。世上本不存在绝对的完美，“水至清则无鱼”，这是普通的道理，问题是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岁月的像伯威这些人，都是在建国后“理想、纯正的共产主义理念和道德准则”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被培养出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追求一个美丽的新社会，当他们以这种眼光观察现实，再以这把尺子衡量眼前的事物时，就觉得如鲠噎喉，难以容忍了。
       正是在伯威的思想苦闷中，他迎来了1956年，这一年可称的上是二战后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年二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苏共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震撼并改变了世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的披露，对伯威和他的那一代人，更是石破天惊。他回忆当时的感受：苏共二十大“像一串钥匙一样打开了曾经闷在心里的无以名之的许多想法”。然而，他看到的却是“没有人公开地大事谈论，人民日报上照登了会议情况，除了一般的套话，对那些新鲜、敏感的内容没有作什么评论”。他感到纳闷，为什么建国后人人都不断地受着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参加频繁的政治学习，当苏共二十大这样一个大情况出现的时候，至少在表面上反映出一种普遍的“麻木”状态?伯威得出的结论是：教条主义对人们的长期影响，已使得人们“对党和国家的大事独立动脑筋甚至发表自己意见的那种功能早已退化殆尽”。伯威其时并不知道，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朱德元帅也和他一样对“二十大”的新概念感到莫大的兴趣，但是日后就连他老人家也因这“兴趣”受到了批评。有关领导和有关方面正密切关注着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正等待“乌龟王八蛋”露头，好一举歼灭之。
       天真的伯威“沉不住气”了，他为“我们党”对苏共二十大的“暖昧态度”而焦急惶惑，他也不满意《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那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大文，他觉得这两篇文章以“一惯正确”的姿态，否认中国和苏联一样，也存在着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不符合事实的。伯威并非不知道这两篇文章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但他还是“本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以真名投书“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恳请最高领袖在党的八大上亲自出面制止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宣传。他也写信给《人民日报》，请求党报把东欧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准确信息告诉人民。伯威期待一种真正体现马克思理想的新政治文化，它的内核仍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他以赤诚之心，把组织看为亲人，把自己的苦闷和希望
       向党倾诉。伯威给中央的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给《人民日报》的投书也没有发表出来，但做为思想动态，刊登在供党内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上，只是几十年后，伯威才看到了这份《内参》。
       伯威以后的命运其实从他写那两封信时就被注定了，创新的思想火花终将被僵硬思维所扑灭。伯威铸下了“大错”，他的“错”，就在于他的“思想”太活跃，背离了“思不出其位”的数千年的祖训，竟受到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的影响，也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也“错”在他真的相信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以为同属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也会走苏联的路；更“错”在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主人公”而忘了自己仅是一介“小民”，竟敢上书言事。伯威是一个依“思想逻辑”而存在的人，而他的那个对“政治”怀有恐惧，曾被他批评留有“旧社会偏见”的同学，是依“生活的逻辑”而存在的人，他虽然没有“思想”的勇气，却无可厚非。正因为他遵从了“生活的逻辑”，在反右运动中毫发无损，不少和那个同学一样，抱“明哲处身”态度的同窗，虽然受到惊吓，却暂时躲过了一劫，在运动中落网的都是如伯威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伯威为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北大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分子”，1958年北大“反右补课”，又被升格为“极右分子”，其时伯威才二十二岁，已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省气象部门，于是他成了北大几百名右派的一员，以下的遭遇是所有右派所共同的：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在“文革”中再受冲击。伯威的个人的生活也完全被破坏，直到1976年，才得以成家，那时他已四十岁。
       伯威的最富创造力的青春岁月被极左思维无情地摧毁了，伯威的不幸，既是个人的，也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文革”的极左泛滥成灾有其精神来源，这就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冒头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带有浓厚蒙昧主义色彩的专断思想和专断作风，伯威在几十年后给这个现象一个概括，称其为封建政治文化在“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复辟和延续。正是这些汇溪成流，导致我们的国家在五十年代后期陷入了长期的极左的方向，而一步步滑人“文革”。
       伯威的这本回忆录在不经意中触及到一些重大问题，这就是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中，有两种突出的现象：一是对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另一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强调。许多人都能记得这样的领袖名言：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人们也都熟悉“文革”中的那句流传全国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建设也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在伯威的书中看到，在建国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国家给大学生提供了在那个年代所能提供的较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条件。而对“思想一致性”的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自有其必然性，但是当国家进人到和平建设时期，“思想一致性”却逐步转入到绝对主义的领袖崇拜的轨道，除了国际共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极左的传统，还有“中国革命道路模式”的深刻的影响。中国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1949年，革命的胜利者满怀自豪进人城市，其中一些同志对知识分子充满鄙视和偏见，革命领袖虽也看到农民的狭隘性，但认为“忠诚”更重要。伯威的书提到，在反右运动前，北大一些“思想正统”的同志非常不满物理学、气象学专业课上的那种质疑讨论的气氛，他们一直为此感到憋气，认为北大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一直到了反右运动打出几百名右派，才出了那口气。
       自那以后，较具开放和人道主义色彩的五十年代苏联文化就逐渐成了历史名词，未几就被冠以“修正主义”的标签受到批判和禁止，中国真正走向了完全封闭的自我欣赏的方向。“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被尊为治国之不二法门，“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铁律，蒙昧主义和思想专断越演越烈，思想盲从、领袖崇拜、农民思维、农民习气，被认为是体现了纯正的无产阶级特质而受到高度推崇，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蒙昧、专断的狭隘思路下，配之以强力的惩戒手段，继五十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不断“排队”，“分类”，发展到六十年代“文革”前夕对知识分子整体“一锅煮”。有名言：我们没有大学教授，没有中学教员，没有小学教员，全是国民党的人。除了极少数“红色笔杆子”，干脆把新老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全部打人另册，一概加之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帽子”。北大这所已经打了几百名“右派”，不断受到阶级斗争洗礼的中国最高学府，更被视为“反动堡垒”，还被加封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的贬敕。由极左思想滋生的蒙昧主义终于掀起“文革”的滔天恶浪，茶毒了人们的心灵，严重戕害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和创新的生机。
       伯威在回忆录中提到叶企孙先生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嘘。叶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物理学家，建国前，曾派遣他的学生为解放区筹集和运送材料，制造军火。解放北京时又不畏艰险参与组织护校，五十年代还在北大给一年级大学生亲自讲授基础课。“文革”期间，古稀高龄的叶先生受尽摧残羞辱，有一次一位留校任教的伯威的当年的同学从外面回校，“看见一个老叫花子坐在西校门边墙脚下，用一根草绳系着又脏又破的棉袄，手上捏着一个干馒头在那里啃，走近了一看竟是叶先生!!”
       伯威先生的书是一个蕴涵丰富思想性的个人实录，多年来我们熟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正当性的响亮的命题，可是在我们的官修正史或学院修史中，却找不到普通大众的踪影，看到的更多是一些阐述历史大规律的宏大叙述。今天伯威以他个人在北大“右派生成”的具体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北大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横剖面，甚至是更广阔的“五十年代史”的某些重要方面的生动图像，对当今和以后的历史编纂学都是一个贡献和不可或缺的补充。我也注意到在这部独特的个人化的“五十年代史”中，伯威对他在反右后的痛苦遭遇着墨很少，他谈的更多的是他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的理想、激情和对国家健康发展的期盼，他真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以人为本”的理想，他的全部文字都渗透着对祖国无限的爱。伯威的叙述细腻而耐读，读者随他走进一段岁月，看到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是如何燃烧，又怎么被极左思想所摧残，走向无边的深渊，再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获得新生，作者不怨不忿，更增添他这本书的感染力，带给读者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青春·北大》，胡伯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