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我国方志编修的重要发展时期，留下了大量志书，成为后人研究明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源。明史研究的一些重大成果，往往离不开方志资料的发掘和利用。顾诚为撰写《明志发展战争史》和《
南明史》两部专著，即曾查阅了当年战争波及地区的千余部方志，从中搜集到大量罕见的资料，据以得出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的《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和《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也使用了数百种方志的资料。在近年兴起的社会史和晚明社会变迁的研究热潮中，学者们也无不争相挖掘方志的资料。然而，相对于方志资料的利用而言，学术界对方志本身的研究却非常薄弱，不仅成果无多，而且迄今未见一部对明代区域性方志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问世。张英聘女士最近出版的《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可谓是填补空白的拓荒之作。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是个很有价值和意义的课题，因为南直隶是明代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地区，方志的编纂水平也最高，探讨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将有助于揭示明代方志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它又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因为它不仅涉及两广，头绪多，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明史和方志知识，而且由于明代南直隶的方志数量多，又散佚严重，资料的掌握和整理殊为不易。但是，张英聘女士不避艰难，凭借自己多年研究明史和方志积累起来的学识和经验，下苦功夫，孜孜砣砣地搜集资料。不仅查阅了各地图书馆的大量现存南直隶方志，还查阅许多明人文集和笔记，从中寻找线索，顺藤摸瓜，发掘各种可供利用的资料，探明事实的原委。如为编制第十章《明代南直隶方志总表》和《明代南直隶专志、山水志、乡镇志等编修情况统计表》，她除依据明人的书目、文集、笔记、方志和今人的书目提要与有关著述，还根据目前海内外包括中国的台湾以及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各主要图书馆的馆藏目录，查阅了大量的馆藏卡片资料，然后逐一进行考订、甄别，弄清明代南直隶四百多种方志的书名、纂修人及存佚状况。全书征引书目多达368种，资料翔实可靠。
根据新掌握的资料，作者从纵横两个方面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做了梳理，认为从发展时序上讲，可以划分为明初至正德初年的擘划奠基阶段、正德中期至万历中期的发展成熟阶段、万历中后期至明亡的沉寂阶段；从地域的分布来讲，则呈现淮北少而淮南多的不平衡状态。全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总体分析与个案研究交互使用，对明代南直隶修志兴盛的原因、编修的源流、志书的编纂与续修及组织、方志的结构、创新与发展、内容与价值、历史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重大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与论述。所有的论述，都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运用丰富的资料加以论证，从中引出结论，做到论从史出。这种严谨的实证学风，使书中的结论显得扎实而稳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例如明代方志的续修，由于存在重修、重编、新修、续志、新志、续集、重刻、志补、增辑等几十种不同的名称，表述的形式也大不相同，学者对其涵义的诠释和理解也就出现很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所谓续修，就是接续旧志的门类修纂新志。有的学者更认为，续修等同于续编，就是按照年代的顺序，以旧志的下限作为新志的上限来编纂新时期的方志。因此，续志不是统合古今的通志，其中有的是断代志，有的则是一代一朝设局多次而纂成的多部志书，断限不一。作者仔细查阅现存的明代南直隶编修志书，经过认真的比较分析，赞同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所说的续修是遵循“统合古今”、“详近略远”的原则，并有创新与续补两种形式的观点，认为续修不等于续编，续编的形式不能涵盖续修方志的全部内涵；续修也不仅限于续编一种形式，许多续修的志书往往对旧志的阙略或弗备者做了增补，遗误者加以订正，因而也就具有增补型、续志型和重修型等多种形式。这个结论，显然更符合客观实际，是令人信服的。
作者通过深入的研究，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编修的成就、特点和历史地位进行了概括和论述。作者指出，明朝继承前代官修方志的制度，在立国之初，明太祖就诏令各地编纂地方志书，并四次下令纂修总志，绘制舆图。明成祖继位后，也诏纂天下郡县志，并于永乐十年(1412)、十六年颁布《修志凡例》和《纂修志书凡例》。此后的明英宗、代宗也先后下诏令各地修志。朝廷的积极倡导和修志凡例的制定颁布，有力地推动了南直隶方志的发展，使之更趋定型化与规范化，并逐渐形成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数量大，品种多。有明一代所修志书为宋元两代修志总和的六倍多，南直隶的志书则占到明代方志的百分二十几，比宋元修志的总数还多。从品种上说，除前代原有的种类外，南直隶的明代方志还出现了结合区域特点和需要的官署志、郡城志、水利志、漕河志、盐政志、文献志、乡镇志等许多新的志种。
二是体例结构更趋完善。明代以前的方志，主要是平分列目体，还有少量的纪传体。从明中期开始，除平目体外，纲目体志书已发展成为南直隶方志的主流，纪传体志书也逐渐增多，并创立不同于史书的“纪”，后来发展成为大事记，成为方志不可缺少的栏目，编年体志书也有出现，并新创了文献体。从内容结构来说，明代南直隶的志书不仅序、跋、目录、凡例、正文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图、表、志、传、纪诸种体裁的运用也更为普遍。
三是指导思想明确，强调修志的目的在于发挥其资政、教化的功能，以振兴乡邦。
四是史料价值高，存史作用大。明代南直隶的方志，保存了大量其他史书包括政书、实录、文集、笔记所未载或载而不详的资料，可补其缺或正其误，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成为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宝库。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作者对明代南直隶方志作出了有别于清代以来贬多于褒的新评价。她指出，明代南直隶的方志，尽管存在取材不精、归类失当、滥收诗文、体例庞杂，昧于史法乃至为了应付塞责而草率成书等问题，但就总体而言，其编纂的理论、体例、结论和种类都超越了前代，不仅数量多，史料价值也高，对清代方志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方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概括和论述，凝聚了作者多年研究的心血，见解新颖而又论据充足。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编修的经验做了归纳总结。她指出，政府首倡是方志编修成功的前提，明政府的积极倡导，不仅使方志的规范得到确立，而且为修志的有效运转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物质保障；修志者的素质是方志质量的保证，南直隶方志的修撰者都为文人学士，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并且具有较高的史德与志德；众手成志是方志编修的有效动力，南直隶方志的编纂，除少数私撰志书外，一般都有数人甚至是数十人参与，分工合作，便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利于提高编纂的速度和质量。这些成功的经验，不仅为清代的修志所吸纳而产生影响，就是对现今的修志也仍具有借鉴的作用。
学术上的拓荒之作，免不了会存在一些不足和薄弱之处。张英聘女士的这部专著也不例外。除了南炳文教授为此书新作的序中指出的“明代南直隶方志与明代其他地域方志的比较研究似应再为加强”之外，我以为，还可在理论分析上进一步加强力度，使论述在实证的基础上更带理论性。但瑕不掩瑜，从总体来说，它是一部成功的较为优秀的学术著作。作者对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严谨治学的作风、求真求实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扬的。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张英聘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1月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