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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讲都算不上陌生。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由此引起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似乎也并没有过去很久。正像有人说的，往事其实并不如烟。
       吴晗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在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使我感兴趣的是吴晗对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关注。
       1959年，吴晗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发表了一个对中学历史教师的讲话——《从曹操问题的讨论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随后发表在《历史教学》1959年第7期。之后，吴晗在《人民日报》1959年9月21日发表《论海瑞》一文，10月27日在南开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发表“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后发表在《历史教学》1959年第12期)1961年又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发言。(后来发表在《新建设》1961年1月号)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内，吴晗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是极为关注的，并提出了八个参考意见。这些看法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当年这位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却是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强调着：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要区别史料；不能将阶级出身当作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条件；评论人物应从政治措施及作用来衡量，而不应单纯从私人生活出发；不能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不要搞鸡毛蒜皮；应该从整个历史发展出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一位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都是我们在涉及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时不能不慎重考虑的。
       但是，我关心的是，历史学家如何才能做到这些?有很多事情，往往并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虽然知道，却无能为力。就像我们曾经很熟悉的那个关于节约的理论：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节约一粒米，10亿人每年就可以节约n吨米。这个理论自然是没问题的，只是很少有人想过，那散落在每一个人手中的每一粒米究竟有什么意义?那一粒粒米终究只是抽象的n吨米中的组成分子，它不能变成饥饿者碗中实实在在的米饭，不能使我们的粮食产量增加n吨，不能使任何一个家庭因而少买哪怕一斤米。总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有几个人能从抽象理论中走出来呢?
       吴晗先生告诫我们，要区别史料。凡是在当时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和事件在当时及以后都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应该根据当时人民的意见，应根据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可是，谁是当时的人民?谁是当时的大多数?吴晗先生举了例子出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吴晗先生说：“例如土改，我们说好，地主说不好；大跃进，总路线，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我们说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不好。”(《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
       在吴晗先生看来，“我们”就是人民，就是大多数，那些“地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少数人，而少数人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吴晗先生说他们“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论海端》)
       但是，仅仅过了几十年，我们就发现，吴晗先生当年认定的“我们”，似乎不一定就是“人民”，而当年那些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也不一定就是“一小撮”。作为睿智的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可以评价从曹操到武则天到海瑞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分辨每一个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多数与少数：他不是没有理论水平，他对人民也怀着深厚的感情，他正直、热情。但他却终究没能搞清楚自己所处时代的多数与少数，没能正确评价他所处的时代——也就是我们今天眼中的历史，那么，当轮到我们来评价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历史人物时，我们应该根据谁的看法?应该如何区别史料?
       我绝不是要嘲笑吴晗先生。他仍然是一位勤奋、正直、渊博的历史学家，可与其比肩者甚为寥寥，我仍然一如既往地仰慕他。
       但是，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我们仍然要评价历史，仍然要评价历史人物。只是，谁敢肯定；我们能比吴晗先生走的更远些?
       任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马大正先生在评论清兵入关时，曾说：“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新京报》2004，11，8)马先生提出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立场，正是吴晗先生所说的要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来考虑如何评价历史，但是当时当地的人民究竟是谁?我们如何知道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当时当地的李白成政权谁敢说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呢?所以立场问题仍然是个问题。郭松民先生就不服气，认为马先生的立场与其说是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倒不如说是站在二十一世纪。“因为清兵入关以后的种种好处，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站在二十一世纪才能看得出来。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看到的只是赤裸裸的侵略、征服、屠杀。明末时中国的人口为1亿左右，到清顺治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其中大部分是在清兵入关之后遭到屠杀。”(《西安晚报》2004，11，15)
       在郭松民先生看来，马先生或许只是从历史发展来看问题，而不是从当时当地的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问题，也是吴晗先生已经指出的，吴先生并举出秦始皇修长城和隋炀帝开运河为例，指出有些事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是有益的。我们看到，从当时当地来看历史，与从长远发展来看历史，有时显然是矛盾的，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即便是郭松民先生主张从当时当地的人民的情况来看问题的意见，也仍然很容易落人那个关于多数与少数的陷阱。这不仅仅是指我们往往不能分辨谁是代表多数，谁是代表少数，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真的确定了谁是少数，而这些少数也是鲜活的生命的时候，谁有权力决定这些少数就一定应该被忽略，被湮没以至被消灭?当我们不能从少数服从多数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时，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被视为少数从而被忽略、湮没以至消灭的威胁。吴晗先生当年视自己为“我们”中的一员，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少数，而结果，他还是被当时的“人民”斥为“少数”继而消灭的。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刘知几曾说过，“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史通·鉴识》)刘知几也是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但他感觉到了要对历史、历史人物做出“铨核得中”的评价是何等的不易!江山依旧，才人自然依旧辈出，只是，我们似乎不应该忘了与前人比比，看看我们到底往前走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