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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中央医院是延安时期条件最好的医院，也是发展得最完备的医院。
       1939年8月，在延河上游，距离延安城西北方向大约十公里处的李家堋村旁边的一个山沟里，经过四个多月的筹建，已经开挖出上下两排四十多个窑洞，可以应急收治病人的中央医院初具规模，即将开业。可是主持其事，负责筹建工作的医生何穆博士，却在这种时刻与其夫人陈学昭博士，带着他们8岁的孩子，愤然离开了延安。其原因是他关于这座现代医院的管理理念和自由民主、科学效益的社会人生理想，与革命队伍里某些地方日渐孽生着令人窒息的落后愚昧、专制奴性习气的矛盾冲突。
       何穆(1905—1990)，江苏金山县(今上海市金山区)人，震旦大学医学科毕业，1926年留学法国，主攻肺科，获都鲁士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初，他与同在法国留学，并获得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陈学昭一起回国。经过几年奔波辗转，1938年8月，他们通过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重庆办事处介绍，举家来到延安。据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工作，具体接待何穆夫妇的金城晚年回忆：“何穆中等身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陈学昭身材瘦小，一副理想主义文人的风范。两个人热情很高，一到交际科就要求参观、访问、工作。……我对他们的到来内心感到十分喜悦。因为当时边区的医疗条件很差，特别对肺结核病束手无策。这种病即便在中国大城市也是被视为绝症的，一个患者只要被确诊为‘TB’则无异于判处他极刑。如今能有何穆同志这样的肺结核病专家来，该能挽救多少党的宝贵财富，怎不值得庆幸呢?”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亲自安排，何穆被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以重庆《国讯》旬刊特约记者身份，被安排到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专业采访写作。
       红军到来之前，陕北地区缺医少药，现代西方医学几乎没有。红军长征带来的一些医疗队，都开赴前线做战地医疗服务。1937年1月，中共中央随红军总指挥部从保安迁驻延安，原苏区红军医院院长兼红色医务学校校长傅连暲，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整编后，该院改称为陕甘宁边区医院，条件简陋。1938年冬季，延安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边区医院迁往安塞，留在延安的只有中央总卫生处及其门诊部和军队系统的军委卫生处直属卫生所。何穆没有随边区医院到安塞，而是被留住在中央组织部，为中央首长看病，偶尔也到中央卫生处或门诊部上班。在这种情况下，傅连暲和何穆建议在延安组建中央医院。
       两位医生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同意和支持。1939年4月，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将主持筹建一座正规化综合医院的任务交给何穆。当时现有的筹建条件是：中央财政准备的3000元钱，以及华中万国红十字会理事长马克维尔、汉口美国教会苏霭士女士及希金先生、史沫特莱女士等捐赠给了我们总共一百张病床半年之用的药品器械及现款20600元。何穆受命之初，寝食不安，竭尽全力，在两位工人的陪同下寻找院址，雇工布局开挖窑洞，购置医疗家具器械，忙得不亦乐乎。至于市场上买不到的消毒锅、小便壶、大便盆等诸多医疗特殊用品，他就亲自动脑筋，画图纸，然后带领工人用美孚油桶、白铁皮、木料等土法制作。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不断地抽调医疗和行政管理人员来充实壮大医院组织机构。这样经过四个月的紧张筹备，到同年9月就已经粗具规模，11月7日正式成立，对内称中央医院，对外又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
       成立仪式很平淡，到场领导只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军委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和新四军代表张鼎丞等。这在延安是很少见的。此番平淡冷清，显示出中央医院正式开业前何穆愤然离去，引起中央领导者对医院内部矛盾激化的冷处理。
       这种矛盾有人事上的纷争，更有价值观念上的冲突。
       当初，何穆从李富春那里受命之际，双方都以为何穆是医院筹建工作的全权负责人。但实际上，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的傅连暲还可以对医院筹建工作起领导作用。虽然傅连暲曾经长征的资力威望，以及与中央领导人的私人交往都是何穆所不可比拟的，可是何穆觉得他更有责任将医院筹建成一座正规化、科学化、现代化的综合医院。而中央对于医院究竟要办成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样的规格，开始并不明确。甚至医院的名字是“中央干部医院”，还是“中央医院”，也不确定。据传是傅连暲拿到毛泽东那里，请示后定名为“中央医院”的。最初草创阶段，尽可以让何穆去操持，现在要开张了，傅连暲就不能不表示关心。还有人事上的调配，也是傅连暲在拍板决定着的，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与何穆通气。这些都出乎何穆的意料之外，他不愿意自己卷入无谓的人事纷争。
       而更让其难以忍受的，是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何穆当时享受小灶、骑马待遇，但马房里的马还有骏马与病马之分，当马夫为他套出一匹病马，别人在他身后窃窃议论。他自己也就感觉是被捉弄了。同样，到仓库里领东西，保管员看你的级别与亲疏，可以精心为你挑选最佳，也可以将被挑选过的遗弃物分发给你——只有这些存货，你不要?那可就没有啦!
       供给制按照个人所处的一定行政级别进行资源分配，一方面造成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人人平等，处处公平的理想景象；另一方面又在一切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垄断的前提下，分配过程暗箱操作，上一级知道下一级情况，下一级不可以知道上一级情况，从而掩藏着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可能。而社会政治道德一元化的价值取向，取消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舆论监督。作为一种补偿，是直接民主的道德清洁运动，即每个供给制单位里的定期民主生活会制度。通常每周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进行道德集体清洁游戏，没有个人隐私，也毋需个人尊严，要拿得起放得下，自己不要把自己当人，才不在乎别人是否把你当人。这样才能将个人价值消解到集体生活规则之中，变得通脱开朗起来，敢想敢干，敢作敢当，敢破敢立。
       这种集体生活规则，是个无物之阵。平常闲居可能并不觉得，一旦当你要有所追求，尤其是个人事业追求时，你就能感觉到四面临敌、跌落陷阱的困境。
       二
       肺结核、伤寒、回归热、天花等传染疾病，都曾经先后肆虐过缺医少药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敌人的炮火与身体的疾病是夺取战士生命的两大杀手。而对疾病，最立竿见影的武器是现代医学。救活一个革命干部，比消灭一百个鬼子还重要，因为他们都是火种，革命事业正等待着他们去完成啊!延安中央医院正在不断地从延安各学校，从晋察冀、苏北等其他各抗日根据地抽调选派医务人员，也从西安、上海、重庆等
       国统区大城市招揽医务人员。作为中央医院筹建主持人的何穆，带全家愤然出走，是个影响很大的事件。
       为了挽回影响，中央有关方面安排让傅连暲亲自写信给何穆，表示：中央医院已修建了更多的病房，接受病人日渐增多，正需要更多的医生护士，医院院长一职还留待着你回来就任。而何穆夫妇同到重庆后，虽然开着私人诊所，但已经难以再过普通百姓的生活。此前陈学昭在《国讯》旬刊连载《延安通讯》，所以他们一直受到国共双方的监视与争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聘请何穆为保健医生，始终与他保持联系，并对他的生意垂顾有加。而国民党政权拉拢不得，便对他施加压力。乘此时机，经多力‘努力’并由周恩来出面，又争取何穆夫妇带领其他一批招募来的医务人员，于1940年11月从重庆返回延安，
       重新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对中央医院组织关系及何穆工作作出重大调整。任命何穆担任中央医院院长，医院直属中央机关，供应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工作由中央组织部领导。这在延安是绝无仅有的，它使得中央医院脱离了中央总卫生处，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1940年12月20日，何穆一行历经坎坷和风险抵达延安，中央医院盛会欢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亲临致辞。次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专门看望何穆，表示热情欢迎。随后，陈云、李富春又找到医院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石昌杰强调：“希望你们认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非党专家。如果再走人，要对党负责，要追究政治责任。”同时，医院召集党员大会，陈云动员党员积极团结非党专家，与非党专家交朋友，支持何穆工作。后来，周恩来回延安期间也严肃指出：“中央医院拥有一大批中、高级专家，是一个统战工作任务很重的单位。医院的党政工作同志，必须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工作安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他们产生要离开延安的情况，有关同志那就要向党负责，”
       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何穆再次主持中央医院工作，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设计一个比较正规的综合性医院了。
       经过几年建设，至1945年，该院已有病床210张，设置内、外、妇、儿、结核科和传染科。医院主体部分占地九层窑洞，布局整齐，远远看去像九层楼房。一层是儿科，编号从101开始。二、三、八层是工作人员宿舍，依次编号从201、301、801号开始。四层妇产科，五层为外科，六层为内科，七层是胸科和肺科。最高的第九层是学生疗养院，编号从901开始。依照地势走向，各层窑洞编号一律从西到东，每个窑洞四张病床。医院另有手术室、婴儿室、药剂室、检验室和x光室，以及俱乐部、食堂、厕所等生活设施。如此规模，中央医院成了延安对外展示的窗口。经常接待中外记者或嘉宾。
       更重要的是，医院通过何穆和苏联医生阿洛夫博士的努力，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现代管理制度。医院内部从院长、科主任、主治医师，到实习医生、护士长、护士、卫生员、炊事员，都有明确的岗位分工和职责；从出入院、值班、接诊、门诊、病房、手术，以及消毒、隔离、病历书写等局部细则方面都有明确的规章可循。在此基础上，医院建立起全院业务学习制度，各科主任定期为本科医务人员上课，同时不定期聘请院外大夫做报告。对各级医务人员的学习成果褒贬臧否，奖罚分明。这样促使全院上下虚心业务，杜绝是非，驱之向善。
       这些严格完备的规章制度，严密科学的管理体制，保证了医院医疗水平的充分发挥。自1939年9月至1946年6月，该院共收治伤病员13886人，治愈数13423人，总治愈率96.67％，历年平均治愈率达97.25％。这在当时中国所有的医院里都是可以成就骄人的。
       当时国内产妇平均死亡率为1.5％，而中央医院各年收治的3143名产妇中，除1941年因农村旧式接生难产病危始送医院而死亡2人外，其余无一人死亡。
       另据同时期国内一般医院统计，小儿腹泻肠炎、小儿支气管肺炎、成人大叶性肺炎的死亡率都在20％以上，而延安中央医院则分别为8％、5％、3.7％。
       在延安当时那样艰难的环境下，中央医院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
       三
       当时延安有四座医院，除了边区医院、中央医院外，还有位于延安东北角二十里铺附近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创办)，与之隔延河相望位于柳树店附近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1943年创办)。这些医院对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公家人”都是免费医疗。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要求住院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央医院在内部管理方面可以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现代管理体制，但对于外部社会环境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住院制度和探视制度两项聊以抵御纷繁的社会干扰。
       住院制度规定，病人必须由所在机关单位卫生所介绍，经过中央医院医生检查，依照病情，确认需要住院的，才允许住院。这改变了以前由单位卫生所或行政领导决定病人是否应该住院的情况。探视制度规定，医院在限定的时间地点接受探视病人，此外一概由门卫挡驾；探视病人时必须遵守医瞩。这些制度，改变了过去在长期游击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习惯，院内外都有强烈反应。一位从前方回来的将军来院探望战友，因为不到会客时间，被收发挡了驾。此类事不只一桩。
       八路军一二0师政委关向应因患肺结核，住院接受脓胸排脓手术，体质虚弱。毛泽东在探视时间里前来看望时，说话较多，值班护士刘鑫炎马上提醒：“首长，医生不让关政委多说话!”
       毛泽东也只能点头称是，默默地坐了一会就告辞了。出了病房，他再向护士询问关向应的病情。
       事后，关向应问护士刘鑫炎：“小刘，你认识这位首长吗?”护士回答：“不认识。——不管是谁，都得服从医生的吩咐!”
       这件事后未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一直传为佳话。有章可循，按章办事，规章制度大家制定，大家遵守，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现代社会一个最基本的行为准则。遗憾的是，延安时期只有中央医院能够在其内部建立起完备的现代管理体制，而在医院外部的广大社会，仍然是个人情世界。医院里的医生们在遇到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时，仍然习惯于凭借着与最高首长们有医务上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告御状”，而达到自己个人的或集体的目的与愿望。而首长们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人情这根绳索，作为制度政策的补充，留住人才，安抚人心。
       江青生产出院后。1940年9月16日农历中秋节，毛泽东邀请中央医院主要医务人员到杨家岭住处，分两桌吃饭，并合影留念，让参加者感到莫大的荣幸。
       1941年初，吴玉章患败血症，高烧不退，经中央医院各科主要医生多次会诊，抢救治愈，中央领导数次宴请医生。
       在物资供应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将宋庆龄捐赠的手表、贺龙部队从前线缴获的留声机，以及冬季取暖的木炭等，都特别转送中央医院的医生们。医生们在享受着领导关怀、人情温暖的同时，也就滋长着通过人情关系，“告御状”，走捷径，以达到集体或个人局部问题特殊解决的目的。
       当何穆一行再次回到延安中央医院，领导层采取的具体工作策略就是：物质上由行政总务部门尽财力、人力、物力之能，做好供应保证，为治疗任务的完成提供必要的条件；精神上组织党员医生主动地悄悄地与非党员专家医生结对子，一对一地分工承包，关心之、感动之、改造之。医院党支部一开始就设置了，但是秘密存在的，直到1942年3月才公开。伍义泽的分工对象是从四川来的几位医生，何奇的分工对象就是何穆。党员医生对于分工对象，“几乎每天业余时间都要轮流到他们家里和他们谈心、互相交流思想，讨论问题，参加文娱活动……还专门请了政治教员给他们讲解社会科学知识，和他们座谈，帮助他们了解党和边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组织他们参加中央机关高级理论班的哲学学习”，邀请参加中央办公厅的周末舞会。这样结对子，直到非党员专家发展为党员，支部建在科室里。
       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延安通往外界的道路被全部堵死了的情况下，中央医院再没有发生过医生出走的事。
       在组织策略与人情策略的双重作用下，知识分子专家医生们与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之间逐渐让步，相互妥协，完成团结的局面。
       1941年7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中央医院广告启事：“本院何(穆)院长近因医疗工作繁多，一切院长事务暂由石(昌杰)副院长代理。”这样一直到1942年12月，中央正式任命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兼任中央医院院长。1942年7月，何穆与陈学昭在边区法院办理正式离婚于续，不久与医院化验室副主任姚冷子结婚，1945年8月，经组织安排他到晋冀鲁豫军区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医院主要医务人员分数批抽调转移后，改编为陕甘宁晋绥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后更名为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