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照搬西方模式不符合国情。同样，发展循环经济也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一、循环经济的定位
在我国，循环经济的理念已超出环保业的范畴，并成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经济概念。国务院参事徐嵩龄认为，“如果说，二十余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显著表现出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那么循环经济可能是提供这一超越的机会”。国务院为此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循环经济促进法》列入立法计划。可当人们认真面对循环经济时却很难准确定位，甚至当新华社记者采访2006年全国“两会”时竟发出了“力戒循环经济冷漠症”的感叹。
这是由于，认识循环经济有“三难因素”：
1．概念宽泛，难以理解。对于循环经济的概念之争由来已久，有的学者将循环经济等同于垃圾经济概念，即如何处置废物；有的认为循环经济是指发展经济的一种战略，或是一个新型的工业化过程，或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甚至还有人认为循环经济的概念不够科学。如果望文生义地去推理，“循环”和“经济”这两个词都有太多、太宽泛的涵义，将这两个包罗万象的词结合在一起的效果，不免使人产生过多的似是而非的困惑，致使循环经济非常容易被神化为“一循环就灵”，或庸俗化到“什么都可以装”。
2．曲高和寡，难以问津。循环经济具有多学科交织、跨行业共进的架构特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西方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操作已发展得非常复杂，一个企业的物质流、能量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等循环经济的数据及相关关系，需要多种专门知识组合起来才能搞明白。
3．形式多样，难以掌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源的禀赋不同、市场配置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关联产业的成熟度不同、体制和文化不同，循环经济的表现形式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在外国能够实现的循环经济模式，直接拿到中国来或许就成为“末端治理”；即便是成功的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也可能会受到循环经济产品市场容量等多方面的制约而失败。
虽然采用“循环经济”这个名称显得过于宽泛，而且理论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循环经济公认的定义、明确的边界和相应的区分标准，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现实的情况是，发展循环经济是大势所趋。不管如何争论，这个名称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国内对“循环经济的实质，是含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已经基本达到了共识。这样，就为我们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念上去认识循环经济，从“为我所用”的角度去掌握循环经济创造了条件。
由此，“循环经济”可以定位成为统领生态农业、清洁生产、节约型社会等众多次级概念的“纲举目张”的基本概念，成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和落脚点，完全可以取代以GDP为代表的“速度经济”的基础位置。
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分类指导。以下，将循环经济区分为“自然循环经济”和“工业循环经济”、“主动型循环经济”和“被动型循环经济”等几种类型，通过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进一步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
二、发展“有中国特色循环经济”需要明确的三个基本层面
科学发展观需要的是从基本事实出发的概念，需要的是从实践出发的创新，需要的是简洁明晰的思想路线，需要的是能够调动民众的政策。发展循环经济，切忌“唯洋”，拘泥于对西方循环经济理论的诠释，照搬西方循环经济的操作模式；切忌“唯上”，看不到人民群众无限的创新能力，看不到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
(一)循环经济的自然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
生态经济的理念可以运用于农业、工业等各个领域，“自然循环经济”贯穿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始终。充分利用“自然循环经济”，不仅是中华祖先的优秀传统，也是“有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循环经济的发展历程和前景
自人类有经济形态以来，掠夺式的线性经济和可持续的循环经济路线，一直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着，是在比较中存在、在斗争中发展的。
在《吕氏春秋·义赏》中，即对掠夺式的线性经济进行了批判：“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曾经指出：“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人与自然关系是协调的，这是渔猎文化的优势。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通过对古代和近代若干案例的分析，阐述了掠夺式农业的后果，并得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玛雅文明、两河文明等许多原始农业文明的消失，清晰地表明在线性经济的发展模式下，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会造成经济基础的崩溃，进而导致上层建筑的毁灭。
中国5000年的农业耕作史，土地连续利用，复种指数很高，但是地力并没有消失和枯竭，许多耕作体系至今还在使用，说明作为经济基础，可充分利用自然力的“自然循环经济”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同时说明，循环经济的基本形态是“自然循环经济”，是从掠夺式的原始农业中发展出来的，经历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化，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始了对资源进一步的掠夺式开发，出现了传统工业化“大量开采、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西方循环经济也初露端倪——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一章中已经描述了市场经济中发展出来的循环经济：“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化学的进步，发现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
在这个阶段中，农业也同样出现了问题。石元春院士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近两百年，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引发了农业的科技革命，进而产生了工业化的农业。有了化肥、农药、地膜和拖拉机等能源和物质进入原有的闭合式体系，传统农业变得更加开放了，开始进入一个更大的循环系统。带来的结果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本和高资源环境的代价，农民的收入不高；而且是不可持续的。”
人类的经济活动具有增长性，对生态环境资源的需求具有无限性；而生态环境具有稳定性，对资源的供给具有有限性。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资源与环境双重危机制约着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首先认识到的是污染治理，主要是“末端治理”——这是一种只投入而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措施，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造成环境污染以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我国的环保业也在重复着这个过程。例如，投资600亿元的淮河治理
“零点行动”历经10年，水质又回到了治污前的状态；两个环保“十五”计划执行到中期时即相继夭折——几次重大环境治理行动的效果说明，照搬发达国家“末端治理”的模式不符合国情。
“末端治理”路线走不通，循环经济理论应运而生。
现代循环经济理论的早期表现是二寸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美国科学家k·波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地球如果不想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就要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能循环使用各种物质的“循环式”经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2年在巴黎发布的《全球环境综合报告》着重指出：“除非大大减缓资源使用，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否则到100年后的2100年，地球温度将比现在上升6度，必然导致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贫瘠、空气污染、水极度缺乏，食品生产减少和致命疾病扩散等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可以在循环经济中得到双赢；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上，才能有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央决定，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目前，人们又给循环经济赋予了高科技产业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内容，认为循环经济的本质和最高理念是生态经济。段宁同志在《循环经济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和《物质代谢与循环经济》中认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人类使用的物质将达到完全循环，最终实现人类未来必然要发展的一种理想经济形态”——生态循环经济乃至循环型社会。他提出的“人类循环经济的发展成功的五条标准”为：
①人工合成和生产满足人类各种活动所需功能的全部初级原材料，完全停止自有人类以来从地球上开采矿物质的历史；
②人类活动的一切最初驱动能量来自于，且仅来自于太阳；
③各种生产和经济过程所需的物质达到最小化；
④各类物质代谢产生的废物在数量上低于环境容量，在毒性上小于动植物阈值；
⑤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包括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就业机会达到人类期望值。
可见，实现这种最高理念的循环经济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见循环经济示意图)。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和循环经济发展阶段中可以认识到：
①不能将循环经济机械地孤立起来认识，应依照经济发展史的脉络进行纵句的系统研究，从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进行横向的深入探讨。
②采取工业方式解决工业污染物的“工业循环经济”与充分利用自然力的
自然循环经济”，都是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是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废弃物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工业循环经济”与“自然循环经济”在现代循环经济中是两个不同的侧面，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
③农业和工业各自的发展进程，都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和谐一不和谐一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规律。农业还多循环了一次。
④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现代循环经济的发展是有传承的，决不仅仅是“新型的工业化”，也不是“全新的经济理论”，更不是经济形态的突变。
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找准与现实经济形态的结合点。
2．我国古代循环经济的哲学思想及实践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有许多都是符合现代循环经济理念的。例如：
《
周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这与现代生态哲学思想是一致的；
《
周易》提出的世界结构模式为“三才者，天地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苟子在《天问》中写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管子·五行》篇中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都是指人类的行为要遵循自然法则；
《礼记·中庸》提出“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现代生态学思想完全吻合；
阴阳学说是中国关于宇宙万物发生和相互作用而构成系统整体的理论，其中“阴阳消长”揭示了物质循环运动的规律，符合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特征，五行学说则更进一步发展了阴阳学说。
孤立地看，这些思想似乎是坐而论道、神秘莫测。然而，这么多先哲共同构建了一个与现代生态哲学思想相一致的思想体系，至今依然闪耀着光芒，就不是巧合了。我们应该深究一下，这些思想是怎么来的?
中国传统农业是以集约方式经营管理的，是以一整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来保持地力经久不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据循环经济的实质，以含有“‘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来进行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符合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属于“自然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地力常新壮”是古人对“自然循环经济”最精辟的理解和操作之一。中国古代农家肥料差不多包括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是古代人利用可再生资源实行循环农业生产的创举，如：清《知本提纲》提出“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阴湿地用火粪，沙土用草粪和泥粪，黄壤用渣粪，水田用皮毛、蹄角、骨蛤，高燥地用猪粪”，等等。在人畜粪便直接利用的基础上，在自然循环经济的驱动下，如今又发明了沼气技术，形成了我国南方“猪—沼—果”的生态农业模式。
孟子认为“斧斤以时人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贾思勰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的先进农业观点和“周而复始，永世无穷”的森林经营径级择伐法和轮伐法，等等。
我国古代形成的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于一体的农林牧渔复合经营模式种类颇多，珠三角地区在唐代就形成了生态农业的“桑基鱼塘”模式；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的“农—桑—鱼—畜”相结合的“农田生态平衡模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我国中原地区最近几年形成的粮、棉、林、草、药、禽、菌为一体的产业复合经营模式，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充满生机的现代循环经济类型。
诸多经典论述说明，古人通过生产实践早已意识到掠夺式原始农业的弊端，对早先的“自然循环经济”已有明确的认识和广泛的实践，只是没有使用“循环经济”这个词语罢了。
3．关于“自然循环经济”的位置
针对大工业造成的资源与环境双重危机问题，西方出现了模拟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机制提出的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然而，西方循环经济理论来源于自然循环的生态模式，却回避了“自然循环经济”的存在。例如，农业中有没有循环经济?如果没有，那么产业化后的农业能不能搞循环经济?“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循环经济?此外，城市垃圾的处理是否属于循环经济范畴?如果属于循环经济范畴，那么现代人畜粪便的处理与古代有何
本质的差别?等等。
生态农业是对传统“自然循环经济”的发展，但搞农业的人往往不大敢这样提。原因在于理论界有一种声音：“中国古代也有循环经济”的说法，“是有考古癖的人常犯的毛病，能把什么先进东西都找出一个祖宗来”，“古代简单的资源循环利用仅仅是从节约出发，而且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领域，它对于整个社会的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几乎为零。”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明之深刻内涵，不能用“仅仅是从节约出发”便一言以蔽之。广西贵港、鲁北化工等我国典型的循环经济企业对资源“吃干榨尽”的操作方法，与中国的饮食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真理往往是朴素的，这种可贵的“节约”精神，恰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恰恰是发展“节约型社会”的基础，恰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和目标之所在!
中国普遍的、集约经营的小农经济绝不是“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领域”。并且，不晚于宋代，人们已经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返回农田，纳入农业的物质循环大系统之中。正是在“自然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它对于整个社会的资源和环境的影响”才“几乎为零”，现代人类才享受到了前人文明的成果。
案例一：利用“自然循环经济”，将“被动型循环经济”转化为“主动型循环经济”
以草类纤维为原料的碱法制浆的污染防治是世界性的难题，是我国水污染治理的重点。宁夏美利纸业在污水处理的工艺上已采用了循环经济的方式，实现了制浆造纸生产过程中清水的六级重复使用，但从总体上看，美利纸业搞循环经济是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段水污染治理模块拖了经济效益的后腿。
现行方案是将达标外排水和生化污泥深加工生产复合肥，分别用于沙漠中的林地，在物质循环上该系统已很完美，问题在于该项环保工程的投资额和运行成本分别达到7000余万元和1500万元，一运行就亏损，不符合“主动型循环经济”的要求。
纸厂污水中的木质素和半纤维素属于天经地义地应“秸秆还田”的成分。按照现行环保要求，却必须经物化、生化处理后才能排放。与此同时，企业所在的中卫市采用活性污泥法处理城市污水中的超标氨氮含量，需投资9800万元，年运行成本达1000万元，是典型的“末端治理”。
利用土地处理系统处理污水是一种高效、低耗、经济的污水处理方法，属于“循环经济的自然模式”。经过碱回收后的纸厂污水与城市污水混配后的成分更加接近农用肥料，对于沙漠土壤来说是恰到好处，等效于“不留外人田”的“肥水”，显然没有必要花很大的投资和运行成本将其分离后再分别输送到沙漠中去。
美国50个州中有45个采用污水回用农业的工程，印度每年用于农田灌溉的污水占城市污水总量的50％以上。只要不“一刀切”地执行常规的排放标准，纸厂和城镇的两个污水处理系统均可按此方案简化，管理环节可以减少，投资可大大节约，“被动型循环经济”就转化成为了“主动型循环经济”。但是，现行的环保政策依然是我行我素。如果将循环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理念，就会优化有关的部门政策。
(二)循环经济的经济属性
在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下，废弃物的排放具有显著的外部性，靠纯粹的市场经济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人们就将目光转向政府，试图以通过收取污染排放费的方式，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为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资源，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利益分配。这样，可以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改变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这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
由于有了这个通道，从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出来的西方理论反而对循环经济的“经济性”讳莫如深。很多学者根据西方的循环经济学理论认为，循环利用物质是循环经济的唯一属性，并将循环经济运行的特征定义为“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Reduce、Reuse、Recycle)原则，首要因素是“减量化”。深人分析3R原则间的关系后不难发现，“减量化”是对“再利用”和“再循环”能力不足的被动对策(这里指循环经济2R原则的原本概念)。
只强调物质上的循环而不管财务状况优劣的循环经济，多数不能形成资本循环，企业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地实施，所以西方还将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循环经济称为“废品经济”、“垃圾经济”和“静脉经济”。对于“只循环，不经济”的模式，需要大量的外部条件配合才能得以实施，属于“被动型循环经济”范畴，就是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力全面实施这种类型的循环经济。
按照西方的理论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然会受到原有体制和市场主体自利性的强烈反抗。有学者归纳，循环经济“既挑战现代经济学的思维和理念，也挑战既有的市场规律和现代产权理论，还挑战现行末端治理方式的环境政策”。还有人分析，阻碍现代循环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实现循环经济不是对旧范式进行细枝末节的修改、补充和调整，还需要对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深刻变革，循环经济不但要求人们建立‘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经济新思维，而且要求在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领域倡导新的经济规范和行为准则”。按照这种方式来发展循环经济，其难度大大超过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那么，是否有更易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呢?
通过对我国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互动发展过程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将企业作为惩治对象，将环保部门作为“罚款机器”，既无法解决企业治污缺乏积极性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以提高电价、水价将负担转嫁到用户身上的方式解决污染治理成本过高等问题；
第二，“被动型循环经济”与“末端治理”一样，均难解决“环保投资不足和资金效率低下”的环境治理“瓶颈”；
第三，目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主要靠政府推进，缺乏市场有效驱动和企业自觉参与，因而步履维艰；
第四，从现实的市场经济背景上看，循环经济既然属于“经济”范畴，就有经济属性，就要考核经济效益。于是，“资本循环”不可避免地成为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
第五，循环经济与“不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能一厢情愿地默认为“一循环，就经济”；
第六，从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上看，循环利用物质，实现由“污染”向“资源”的飞跃，同时提升经济效益，才能完整地体现循环经济的本质特征。
由此，完全可以建立“既循环，又经济”的经济运行模式，即“主动型循环经济”。实现这种具有“资源性”、“资本性”和“关联性”等基本特征的循环经济，首要条件是将“垃圾”这个“放错了位置的资源”置于“可实现经济效益的资源”位置。这样，西方循环经济3R原则中的“减量化”将被中国式的“资源化”扬弃，物质循环的“唯一性”将升华为“资源”和“资本”的双重循环，环境污染成本的“外部化”和“内部化”将得到统一。
所以，“主动型循环经济”是解决循环经济“冷漠症”的良方，是环保产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是环保投融资的最佳选择——这是解决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
案例二：以“主动型循环经济”实施燃煤电厂脱硫
我国大气中弥漫的二氧化硫已达2000万吨(其中燃煤电厂为826万吨)，平均到国土面积上约为2吨／平方公里／年。为治理污染，预计未来十年内我国燃煤电厂约有三亿千瓦装机的烟气脱硫装置要建设和投运，投资约2000亿元。
国内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污染防治的主体技术是引进的湿式“石灰石／石膏法”，这在联合国推荐的“卡伦堡模式”中是循环经济的典范。但是，有关专家指出，我国的脱硫石膏正在成为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后的又一大污染源，是用二次污染的方式解决一次污染的问题，得不偿失。
问题在于，我国是世界上天然石膏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化肥工业产生的大量废石膏早已成灾。生产一吨磷铵会产生4吨废石膏，其中贵州的废弃磷石膏污染已通过地下水扩散到了广西和湖南，如果火电厂都搞“石灰石／石膏法”脱硫，必然是助纣为虐。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是硫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硫磺的年进口量已达650万吨(折合二氧化硫975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硫磺进口国。
若以“主动型循环经济”将每年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硫资源化、商品化，转化为不同种类的化工产品，才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建设为两台33万千瓦火电机组配套的“氯碱法”烟气脱硫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总投资为16亿元，仅有两台机组投资的60％，但可实现发电产值的近2倍。实现这个方案的难点不在于技术，而在于观念和体制。改变这种观念和体制的有效方法，就是将循环经济放在国策的首要位置。
(三)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基础
据我国循环经济战略课题组的调查结果，认为“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全面发展循环经济还面临着很多困难”，这是按照西方理论得出的脱离国情的结论。如果采用上述分类指导的概念来分析循环经济，就会得出与该课题组大相径庭的结论。
我国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许多“工业循环经济”项目并不需要特别高深的技术和特殊的外部环境支撑，即可做到在“变废为宝”的同时提升经济效益，可以常规方式得到投融资；发展“自然循环经济”，主要是优化循环经济的工艺组合，通常不需要投入巨资即可见效；有些“被动型”的“工业循环经济”项目，在改为“自然循环经济”模式后即转变为“主动型循环经济”。例如：
我国农业部总结出来的“生态农业”模式已达一百多种，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三大效益”；
中国企业1998年自发地进口“洋废纸”时，尚不知何为循环经济，进口量从当初的192万吨猛增到2004年的1200万吨，既提高了纸业的经济效益又保护了森林资源，成功地实现了跨国的“主动型循环经济”(利用一吨废纸可造纸800公斤，节约木材3立方米、烧碱300公斤、电300度，还可以少排放大量污水。奇怪的是，这个在国际上实现大跨度循环经济的典型案例却没有被相关部门认可)；
我国自发形成的废旧物资回收和加工利用体系，有各类废旧物资回收企业5000多家，回收网点16万个，回收加工企业3000多个，从业人员140多万人，每年的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机电产品、造纸原料、化工原料等废旧物资回收量超过6000万吨，2003年全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总值约500亿元；
我国生态工业园区的产业集成创新，在不增加下游负担的情况下解决污染的治理问题，又可采取银行贷款甚至采取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方式实施环保工程，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并为“主动型循环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人民在创造着历史。相对于创新成果的数量来说，我们更需要的是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随着观念的转换和科技的进步，更加丰富、更加主动的循环经济模式必将涌现出来。
案例三：鲁北化工生态工业模式的启示
我国的鲁北化工以“磷铵、硫酸、水泥联产”、“海水一水多用”和“清洁发电与盐、碱联产”等三条高相关度的工业生态产业链，创建了复合生态工业系统，解决了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实现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资源综合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比联合国推荐的卡伦堡模式的企业间联系更加紧密，比杜邦模式的产业链关联度更大，成为我国用生态科技产业技术发展循环经济的典范。
然而，鲁北化工的三条世界级水平产业链是一个农民出身的人创造出来的。其中，“磷铵、硫酸、水泥联产”产业链的核心部分是从磷石膏中制取硫酸，国外搞了七十多年没有成功，我国曾组织了以院士为首的近400名专家队伍联合攻关了两个五年计划也没有成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鲁北化工的创始人冯怡生只有当地盐校的中专学历，他仅仅利用40万元研发资金，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历经两千多个昼夜，竟然将这个世界级的难题攻破!
当年，冯怡生根本不知道“生态”的概念，更没有循环经济的理论指导，但有“变废为宝”的坚定信念，从骨子里认识到“不挣钱的不干”的道理，所以在上述三条产业链中的每一个节点上都具有正向的财务效益，创造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主动型循环经济”模式，被国际公认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多年成功运行经验的生态工业系统。当问道，鲁北化工的循环经济是否需要将3R原则里面的“减量化”作为首要原则时，冯怡生答道：“不需要”。
三、建议
1．循环经济是渗透到经济生活方方面面中的经济行为，需要广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来完成。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有丰富的实践基础，传统和现代成功的循环经济模式多数是自发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应以满腔热情将其发扬光大。
2．应确立“自然循环经济”的地位，发展的重点是优化循环经济技术路线的组合并大力提倡。
3．发展“主动型循环经济”，既不需要国家财政花巨资去推行，又可形成政府积极推进、市场有效驱动和企业自觉参与的机制，是循环经济与现实经济形态的结合点，应明确这个环保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
4．以求实精神发掘中华文明的精髓，以创新精神兼收并蓄西方经济理念，全面、深入地研究循环经济的内涵，完善“有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理论体系。
5．尽快建立对循环经济的模式区分和分类体系，以便分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