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受奖演说时说：“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我用高兴一词并不只指让他们发笑，虽然那也是中国小说的目的之一”(《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她谦虚地承认自己就是一个通俗小说家，甚至称自己就是“说书艺人”。
赛珍珠专门研究过讲史与小说的关系，她的论文《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中国的著作中很早就开始包含故事素材。除开说书人和巡回演出的艺人，多少世纪以来，也一直有写下来的故事。”“到了宋代，故事的篇幅大大增加，部分原因也许在于使用了印刷。据说，因为天下太平，无事可做，皇帝宋仁宗就命令大臣们给他讲以前的故事。故事越来越长，一天讲不完，第二天接着讲，最后，就有了后来的长篇小说的篇幅，然而，这些故事除了开始分章分回以外，实际上只是长篇故事而非长篇小说。”(张丹丽译，载《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赛珍珠本人小时候和中国小孩一样，她回忆“听周游四方的说书人讲故事，他们在乡村道边走边敲小锣，到了晚上，就在乡村中打谷场说书。一些江湖戏班也常到村里来，在大庙前找个地方唱戏。这些艺人的演出，使我很早就熟悉了中国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6页)这对她日后继承中国说书人的传统来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大有裨益，正如她自己所说“由于儿童读物的匮乏，小小年纪的我只好读成年人的书，结果是，我，我还远远不到十岁，就已决定当一名小说家了”。(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说到赛珍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一方面她家里“厨师给大家讲他从书本上读到的历史故事，他读过《三国》《水浒》，还有《
红楼梦》，他屋子里还放有其他一些书”(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另一方面与清末民初镇江发达的说书业有关。这里介绍一下扬州评话和镇江的说书。
“扬州评话镇江说”
扬州评话源于唐代的“说话”、宋代的讲史。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称：“继承宋元讲史的评话，在清代特别发达，最初中心是在扬州。”镇江(古名京口、润州)、扬州(古名维扬、广陵)一水相隔，登临镇江北固山可以“夜深灯火见扬州”，而扬州平山堂“江南诸山来于此堂平”之意，在蜀岗“隔江山色近在几案”，镇江话与扬州话也颇近，清初以来，扬州评话风靡镇江城(除镇、扬两府城外，扬州说书艺人常去运河线上清江浦、淮安、高邮、邵伯4个大站)内外，甚至不逊于发源地扬州。清末镇江山巷有支巷“书场巷”地名，开书场的是回族商人童某，后来镇江书社联合会、书场业同业公会的负责人完恩正也是回民，可见镇江书场之盛，故有“扬州评话镇江说”的说法。据地方文史学者孙金振(1922～1991)根据其前辈吕发荃的回忆整理：清末镇江有书场36家，民国初年为18家，北伐前后只剩8家。(《孙金振遗稿续编二》，第43页)初版于1922年的《镇江指南》说：“镇埠书场，城内外不下数十处，多数都破桌断凳，污秽不堪，只陶家门、吉康里等处略为修整，听者多中下流人物，其所说之书，大书以西汉、三国、水浒等为重，弦词以珍珠塔、双珠凤等为重，说书者多维扬籍。”(朱瑾如、童西蒴编，镇江指南社，1931年，第6～7页)
露天书场说淮书
在美国出版赛珍珠的传记里，有一幅“说书艺人”的照片，照片下面有这样一段说明，“赛珍珠从小在镇江就爱听说书，得诺贝尔奖时亦称自己是个‘说书艺人’”，但照片上的形式是“露天书场”，背景为城墙垛，表演者为留着辫子、持鼓的民间艺人，一点不像扬州评话演员。据吕发荃回忆：当时镇江“露天书场有两处，一处在黑桥，另一处在五十三坡下面，露天书场唱锣鼓书，又名说淮书”。(《孙金振遗稿续编二》，第43页)
《镇江指南》专门提到“露天书场一种，在黑桥、邹家巷、江边等处，所以者为打鼓书，狂哼乱叫，类皆齐东野语，而其魔力则甚大。每日午后，蠢男俗女，围座而听者，每处总有数十人，较之通俗演讲时，有过之无不及”。作为镇江本地文人，他们对江北移民文化休闲活动的记述，明显带有调侃甚至歧视色彩。
笔者三代以来生活在镇江，我发现，上文的两处书场(黑桥、五十三坡)，都与赛家在镇江的两处住所(五十三坡书场紧邻就是当时英美领事馆，今镇江博物馆)靠得很近，尤其是黑桥附近的露天书场，印证刘龙先生对赛珍珠回忆“打谷场上听敲铜锣的说书艺人讲故事是终生难忘的趣事”的考证(打谷场在其旧居不远处，见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第23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周边居民中也多“两淮”逃荒来的移民，特别是1905年淮河水灾，灾民顺运河到镇江，麇集在宝盖山、云台山、镇屏山一带(津沪铁路修建宝盖山隧道时，曾以工代赈，招募了许多苏北逃难人员)，因此镇江的苏北人口比例骤增，他们的文化娱乐主要是看淮剧、听淮书。
地道的镇江人、扬州人自恃文化品位“高于”清淮一带(即指清江、淮安，现在淮安市的4区范围)，不听淮书的，认为有失身份(笔者认为，揆其原因有移民原因、经济原因，如清初以来扬州人口多为徽州移民；也有灾害原因，明朝中叶，黄河决口，水人淮河，决高家堰，哀鸿遍野，民谚云“倒了高家堰，淮、扬两府不见面”)。笔者幼年就听爱听扬州评话的祖父带有歧视性地说那些淮安人说的“小书”、“下三流书”，说这些书是说给“苏北扛大包”或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听的，他们甚至侮辱淮安等地的苏北为“淮刁”和“下河貉子”。这里举个例子：在上海务工的扬州理发师周殿元追述“1949年以前，我们到太原坊去听扬剧，听众全是扬州人，特别是理发师。但我们从不去听淮剧”，从文化活动反映了扬州人的地方主义。([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和上述镇、扬人不听“淮书”同出一辙。
道光间邗上蒙人《风月梦》(胡适在《扬州的小曲》说“此书写扬州妓女生活，颇能写实，可以考见乱前的扬州的风俗”)第二回：“今日午后无事，带着跟来的小厮小喜子，到教场闲玩。看了几处戏法洋画西洋景，又听了一段淮书……”清末汪有泰的扬州竹枝词说“把戏淮书杂色多”。民初孔剑秋有竹枝词：“一段淮书唱不休，盲词瞎语诌春秋。儿童爱听无稽语，拍马无端闯上楼。”直接将淮书鼓词等同于“瞽词”——瞎说。可见扬州文人对说淮书描述的态度也不好，他们觉得淮书是一种戏谑、荒诞、恣肆的“据地为场，敲锣击鼓，信口雌黄，大抵无稽之言居多，听者士大夫无一焉”的下乘说书技艺。(徐谦芳：《扬州风土小记》，广陵书社2002年版，第49页)
淮书艺术在各地
淮书是民间曲艺品种，却不见于辞书以及《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协上海分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淮书”与苏州评弹、扬州评话一样，是一种说书艺术，流行于晚清、民国。生于扬州的镇江籍陈汝衡教
授在《说书小史》(中华书局)中说：“苏北清淮一带艺人们用小锣小鼓说唱，名称是‘说淮书’，也是一种鼓词。”胡士莹在《宛春杂著》里谈及“苏北清淮一带艺人们用小锣小鼓说唱”，故称其技为“说淮书”。淮书在近代知名度不算低，据扬州学者韦明铧研究：大约一百年前“无论在江淮，在江浙，甚至在四川，都常常可以看见那些敲着小锣小鼓，操着淮腔淮调说书卖唱的流浪艺人。这些艺人被称作说淮书的”。
安徽寿州李警众《破涕录》中写道：“盲翁负鼓，信口开河，名曰说淮书。其言荒诞不经，实有令人闻而失笑者”。作家阿英在《小说闲谈·杂考四题·说书篇》中对于淮书记载不同于扬州的描述：“……湖南的‘讲评’，在我们家乡也有，不过那是指在茶馆里说书而言。至于在大的书场上说书的人，一般的却叫做‘说淮书’，因为说书的人，大都是由淮河以北而来。说书的中心地点，是‘把戏场’一带。”阿英是安徽芜湖人，他描述的淮书是在接近淮安的芜湖一带流传的情况，可能是淮书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境况吧。今天淮书艺术已经消亡，虽在淮地，也罕为人知。
淮扬曲艺的影响
赛珍珠从童年开始，对评话、弹词、鼓词等口头文学兴趣很浓，她在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说终了说：“村屋里的说书的人，文人经过时他无需抬高他的嗓子。但若一群上山求神朝圣的穷人路过时，他一定要使劲把他的鼓敲响。”(刘龙：《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这里的说书人倒像淮书艺人。赛珍珠对“淮书”应该有些模糊印象，可能与赛家在清江浦的短暂生活经历或镇江寓所附近很多的淮安、清江人士有关(直到现在，镇江城区务工人员中首推淮安人，近90万人口的市区号称10万“老淮”)。
赛珍珠回忆赛家的保姆王妈，“天下美女出扬州，我的中国保姆就是其中一个。虽然我记忆中的她已是掉了几颗牙齿的老太婆。”(《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王妈“年轻时是美人，有缠过的三寸金莲。被家人卖做童养媳。婚后没几年，丈夫就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丧生。后来三十年间，她主要靠风月生意挣扎谋生。(1896年)凯丽把她从街上带回来，让她做保姆照看赛家的孩子”。(彼德·康《赛珍珠传》，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从出身来看，王妈属于“扬州瘦马”的一种，未必是扬州本土人，极可能是“淮书”听众。
笔者敢肯定——童年的赛珍珠一样也是“扬州评话迷”。扬州说书艺人李真撰写的《王少堂传》(江苏文艺出版社)专门一节虚构了赛珍珠与传主童年在镇江西城外书场相晤的场景；正如扬州前辈学者徐谦芳(1886—1950)在分析比较扬州说书(包括“淮书”)后所言，“大抵扬州人善诙谐，尤善折狱，故近世小说家蔚然兴起”。(徐谦芳：《扬州风土小记》，广陵书社2002年版，第49页)听书(包括弹词)不仅是文化娱乐活动，对一个人的文学启蒙特别是叙事水平的提高影响深远乃至终身。老舍评价扬州评话《武松》“是一部大著作!字数虽多，读起来却不吃力；处处引人入胜，不忍释手；这真是一部大著作!无以名之，我姑且管它叫作通俗史诗吧。”(《谈<武松>》，载《雨花》1960年4月号)
1946年，谙熟中西文化的女作家与以说书讲史闻名的黎东方(从小客居扬州)一见如故。我想，少年因听书而对《水浒》故事的爱好是赛珍珠40岁时翻译原著的动力源吧。作为西方学者、作家，赛珍珠并没有专门研究扬州评话，但另一位西方女性——来自安徒生故乡丹麦的易德波教授，8次来中华，7次赴扬州，终于在上世纪末完成论文《一个扬州说书人故事里的文白异读》，还出版《扬州评话探讨》《扬州古城与扬州评话》《中国口头文学》等论著，在汉学界引起不小反响，提高了扬州评话的世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