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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事]由旧时山西的助学捐款说开击
作者:散 木

《博览群书》 2006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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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记得母校百年校庆时,发来的邀请书上有敦请助学捐款的条文,如,捐款多少将分别记载于不同等级的地方(建筑物,或书册),以示纪念。
       校庆,是一桩极好的事情,但是不知怎么,这么一来,心头就别扭了许多。通过传到耳旁的信息,不免就是悠悠众口的抱怨。或许,千载难逢的机会,如今办学者的运思可能就是市场经济下的法则:校庆搭台的经济主戏,于是,也就颇伤了一些古道热肠却没什么官衔和巨款的校友,有些牢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且不说先前是怎么做的,以山西“不东不西”的经济文化的地理方位,万事离不开一个钱字,当然了,还有人材的问题。钱与人,这是两难,如校庆,要钱还是长远之计的要人(所谓“人力资源”),是大可深思再定夺的。
       说一段旧事为例:抗战前的1936年,据说这是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年份,中国的现代化正在步人正轨,经济发展指数焕然可观,若老天再假以年,可能我们不知怎样估计后来历史的演进了。然而,日本的侵略战争彻底打断了这一进程。也是这一年,开办在北平的洋人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派国文系主任马鉴先生到太原募集捐款,如果换一种思维看:这怎么会呢?美国人有钱还是山西人有钱?为什么燕京大学居然到山西来要钱?如果您实在想不通,可以设想一下:马先生是否有辱使命地空手而归?
       您猜对了吗?马先生是非常欣喜地离开山西的,他拿到了一万元(想一想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万元呵)!
       二
       燕京大学这所贵族学校,一般人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进入这所学校的山西子弟大多是“高干子女”——省长、后省府总参议赵戴文的公子赵宗复,阎锡山秘书长贾景德的女公子贾元荑、晋军首领的女公子李效黎(后来她和燕大的教师、白求恩的好友林迈克产生师生恋,又一同投奔根据地,一时传为美谈。后来他们还曾到台湾阎锡山居住的那个“种能洞”去拜会过“下野”而专心著述的阎锡山)等,当然也有家庭殷实的子弟,如后来的历史学家、孝义人冯家升,社会学家和藏学家的太原人李有义,甚至后来投笔从戎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家王达成等。于是,这就有一个有趣的话题:读书在贵族学校的子弟们,大多成了左翼学生。这是时代使然,抑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力使然?让人遥想不已。
       却说马鉴先生领命到山西开展“燕大”的“百万基金”募集,是走了“上层路线”——他通过两个进步学生赵宗复(时中共“燕大”支部书记)、贾元荑,得与山西的最高长官们(阎、赵、贾以及晋军参谋长朱兰荪等)会晤,这结果便是当年《燕京新闻》的报道:马先生与山西要人“往还过从,实行联络,始届成熟之期,故能一举而得成功”,如此这般,马先生一番口舌,“阎乃以绥靖主任名义,捐款一万元(内山西七千,绥远三千),已由马氏携回,故此行结果,极为圆满。”
       马先生虽说大功告成,返校后却对记者表示:以他在山西的见闻(“以晋绥两省之现状看来”),“捐此巨款,实属难能可贵”。那么,是彼时山西“头脑”们作了“憨大”?抑或是“双赢”?在我看来,就凭“燕大”为山西培养了那么几位人才,值!
       三
       助学捐款,在中国曾是一个优秀的传统,用今天的思维来看,即使是若干“家族”来之不义的金钱吧,通过助学捐款(或者就是“洗钱”的一种?),也能在历史上大书一笔,这在西方的历史上,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比如欧美的许多大学或学院,不知是多少财主捐款“输血”的,因此,这些大学或学院的日常运行,除了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之外,基本上就是靠这些捐款过日子的。许多财主在遗嘱中坚持不给子孙留下过多的遗产而要捐款于教育。
       话说回来:先前的“燕大”,如今是北大的一部分了,以北大之地位,应该说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了,如果从反哺的角度,可以说它是应该为山西做些事的。此外如南开大学,先前山西的阎锡山、孔祥熙、傅作义等等,也多有助学捐款的雅事,(见《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载《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自然,也应该为山西做些事。不过,以我的见闻,不说钱了,就说人,“孔雀”向哪里飞?那还不是一个常识问题么。说开来,所谓“三农”问题、西部问题、中部问题,等等,就等因奉此,不好解决矣。
       最后,宁波马鉴先生,他后来服务于香港大学,他的公子马临先生后来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宁波邵逸夫先生捐助国内众多大学的善款,许多就是通过马临先生经手的。说到宁波马氏家族,就知所谓“文化中国”,所谓“中国文化,三分在浙江”,当非虚语。先前北京高校有“一钱二周三沈三马(或五马)”的典故——浙江的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二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以及马裕藻、马衡、马鉴三兄弟(加上马太玄、马廉,合马氏五兄弟),皆曾领风骚于“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当年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先生,于1926年闻山西不法古董商偷运古壁画运至北京,欲秘密售于洋人,马衡知悉后堵到门上,不惜以四千元购下这批壁画(出自稷山兴化寺,为元代作品),后这批古壁画遂收藏在故宫内。再后,不知有多少山西的文物因经费拮据、疏于保护而流失在外。于是,可否再套用上述捐款之事问一声:以山西的出煤支援全国经济建设,以旧时山西对全国高校的助学捐款、以山西文物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镇库之宝……我们什么时候对它道一声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