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博览群书》2006年第3期陈礼荣君《迟来的清算》一文在谈到辜鸿铭时写道：“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吴宓亦称赞他道：‘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李大钊竟如此赞扬辜鸿铭?对李大钊思想、对新文化运动时东西文化激烈论战有所了解的读者，读到此恐都会不无疑虑。
       一查书，果不其然，李大钊此言对辜并非赞扬，而是讽刺，因为紧接此句之后就是对辜氏观点的大段批评。
       陈文所引此之言出自李大钊著名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特性分别概括为“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排比列举了二者间几十项不同，如：“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以此来看二者是在伦理道德方面：“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而“更以观于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有数年更迭之元首之代议士，有随民意以为进退之内阁，政治现象刻刻流转，刻刻运行，随个人之意向与要求，聚集各个势力以为发展。”他明确写道：“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而中国文明要重生的唯一方法“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他呼吁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
       这篇长文的后半部分，有两大段专门谈到辜鸿铭的观点。他说文章写完时，读到《东方》杂志登有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而这篇文章又是译自日本杂志《东亚之光》，其开篇写道，有一位姓胡的中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德国出版了两部德文著作，一本名为《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辩护》，为战前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据介绍，这两本书弘扬中国、东方文明，在战后的欧洲深得好评，如台里乌司氏和普鲁克陀尔福女士对其都赞赏不已。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就读过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感到这篇文章许多观点与辜鸿铭一样，即疑“胡氏”为“辜氏”之误，因为：“辜氏译音颇与胡近，其书既以英文出版于北京，复以德文出版于柏林。日人展转迻译致讹为胡某，国人不察亦以胡某受之。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一之为奇，宁复有偶，必为辜氏之讹无疑。”李大钊紧接写道：
       愚读欧人对于辜说之评判，不禁起数种感想：第一，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扦格不入，诋诽之惟恐不及。而我以最无价值之梦话，一入彼欧人之耳，彼皆以诚恳之意迎之。或则以促其自反，或则以坚其自信，虽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虚心袒怀为他人之助。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远，非可以道里计者。故吾人对于欧人之注意辜说，惟当引以自愧，切不可视为“惊动欧人之名论”以自荣。第二，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质主义，宜否取东洋之理想主义以相调剂，此属别人问题。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例如以不洁净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不重物质之证，则吸食鸦片之癖亦何不可数为相同之例，是非欲腐化世界而何?)断不许舍已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第三，希望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勿令欧人认此陈腐固陋之谈为中国人之代表。第四，里乌司氏谓“人虽有采用新税制新服制者，而无轻易采用新世界观者。”斯言诚不尽妄。但愚以为于东方静的世界观，若不加以最大之努力使之与动的世界观接近，则其采用种种动的新制度新服器必至怪象百出，不见其利只见其害。
       恕我将此段全部抄录，以避断章取义之嫌。很明显，李大钊坚决反对辜鸿铭观点，认为是“最无价值之梦话”、“陈腐固陋之谈”。这篇文章发表于1918年《言治》季刊第3册，但今日并不难见：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上)就收有此文；影响甚大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也收有此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此文也是研究的重要文献。
       然而，观点如此鲜明、且并不难见的一篇文章，却被“误读”，殊使人憾。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这段文字有几百条，仅从我点开的近百条来看，都是：“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吴宓亦称赞他道……”有趣的是，这近百条竟都是李大钊“尝言”，而没有“曾说”、“曾写道”、“曾认为”、“曾说过”、“曾写过”……都是“吴宓亦称赞他道”，而没有“也称赞他”、“曾称赞他”、“曾赞扬他”……可以判定，这种“误读”都来自同一“出处”。当然，李大钊对辜氏的批评究竟对不对大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与本文无关。本文只想说明《迟来的清算》所引李大钊这段话对辜氏并非赞扬，而是讽刺，切莫把讽刺当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