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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中国提起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人们并不陌生。随着清末西学东渐，有关古希腊犬儒学派的信息即在中国流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中文刊物中即有介绍。由来华传教士创办的中文刊物《万国公报》454卷(1877年9月8日出版)上刊登的《续希利尼贤哲记略》一文(执笔人韦廉臣，约1200字，详见《清末民初报刊丛编之四·万国公报》第4035～4036页，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曾记述了地傲皆内士(即第欧根尼)的生平、家庭出身、从学的经过、怪异的生活、90岁才死的情况等。文章也记述了第欧根尼的思想观点，介绍了他对知识界和商界的批评指责，如他认为一些读书人所讲者亦非不善；令人遵书而行，而自己却背道而驰。第欧根尼认为商贾利令智昏，只知拥资居奇，而不思行善事，尤可悲也。文中还介绍了当时社会上对第欧根尼言行的反映，有惊怪者、有责备者、有嘲笑者，但也有仿效者，有人“见其道德行善，虽不愿学其所衣所食、所居之行为，而多仿其讥人、笑人、刺人焉。”另外也介绍了第欧根尼会见柏拉图、亚历山大以及白昼持灯寻好人的逸事。文章末尾交待了其讲学的“皆纳刹”即(Cynosarges体育场)被称为“狗”的来历。在谈到安的兑内士(即安提斯泰尼)时指出，安氏所讲者“苦练身体，淡泊衣食，坚受困苦，乃至大之德行。”韦廉臣的这些记述大致反映了犬儒学派两个代表人物言行的概貌。
       清末记述犬儒学派的国人，首推清廷出使英法的使节郭嵩焘，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一则日记中说，谛窝奢尔斯(即第欧根尼)隐居一岩穴中，敝衣草履，负暄以为温，也记述了他会见亚历山大和白昼提灯寻好人的逸事。(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1984年版，第373～374页)
       光绪五年(1879年)郭氏在另一则记述古希腊圣贤的日记中写道：
       耶苏前三百二十年，有安夫子(即安提斯泰尼)，言福气不在加，在减；常减除心里所要的，就是德行。所以常轻视学问知识，荣华富贵。其学生杜知尼(即第欧根尼)名尤著，常住木桶中，刻苦自励，讥弹一世。(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第946～947页)
       郭氏的记述，大体上反映了犬儒学派的思想观点。
       继郭嵩焘之后，严复与国粹派人士邓实也评述过犬儒学派。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出版的革命刊物《江苏》上也介绍过犬儒学派。该刊第8期《英雄逸话》栏中的《亚历山大礼士》一文介绍了“大哲学家”代屋改士(即第欧根尼)独特生活方式及其与亚历山大相晤的逸事。作者在描述第欧根尼不畏权势，傲世独立的性格时写道：“亚历山大征服希腊，自为希腊之大元帅时，诸府之将校、官吏学者皆来贺。车马塞途，独西恼布(即西诺普)之代屋改士不来”，“代屋改士见车马纷纭，冠盖接触，徐起出其身于桶外，熟视良久无一语”，接着就发生了亚历山大与他交谈的故事。(详见《江苏》第8期第141～142页。辑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湾国际印刷厂版)到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出版的古希腊哲学史的著作中都提到了犬儒学派，黄方刚著《苏格拉底》一书(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称之为“傲世派”；罗忠恕译的《希腊哲学》(梯利著，1944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译为“犬園学派”。
       虽然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出版的著作不断对犬儒学派有所评述，但始终没有出现研究性的专著。在西方哲学史著作中，犬儒派仅仅作为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加以评介。代表性著作有杨适著《哲学的童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中国发表的有关犬儒学派的论文也极为罕见。笔者只见到一篇，即徐立新著的《重评犬儒学派》(见《台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全文只有五千字，仅对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内涵作了评价，并未见到针对性的重评。
       杨巨平教授著《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部填补了国内深入系统研究犬儒学派的空白。
       古希腊的犬儒学派历来被列入“小苏格拉底学派”。“小苏格拉底学派”之“小”不是这些学派自己采用的称呼，显然是来自主流范式的贬称，以显其“非主流”也。这些“非主流”的使命正是在于对主流社会及其“正统哲学”进行激烈地批评。犬儒学派在小苏格拉底学派中，较之其他两个学派——麦加拉学派、享乐学派——在伦理学上的独创性和影响方面要大些，因此必须重视对这一学派的研究。重视对犬儒学派这一非主流学派的研究，还在于从整个希腊伦理史中，非主流与主流学派是并存的两股思潮，它们并存的张力与斗争影响了整个希腊伦理精神的推演与变化。有的学者在强调研究古希腊伦理学史中非主流派的重要性时提出：“希腊伦理的丰富多样和经久不衰的魅力，正是由于主流与反主流两种潮流的共生与张力，希腊没有出现汉朝独尊儒术和中世纪独尊基督教的真正范式霸权局面，所以两种潮流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发展。总体说来，在雅典上升时期，主流伦理学影响大一些，在希腊国运衰颓时，反主流伦理学更为社会所认同。研究历史的人容易重‘主流’而轻‘支流’，这实际上没有很大道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证明，随着人的生存境遇，面临主要问题的改变，相应的‘解题方式’也必须改变，从而主流、反主流各有其时代有效性，而没有绝对正确性。”(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这也如刘家和教授指出的那样，犬儒学派虽然不是希腊、罗马学术主流，但与主流密切相关。不了解它，就很难了解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整体。”(杨巨平：《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第1页)
       犬儒学派作为非主流学派对主流学派、主流社会的反抗，主要表现在对城邦伦理的抗议；对文明价值观的抗议。关于犬儒学派这些表现，杨巨平教授从政治观、社会价值观、社会理想、人生理想等方面做了很好的评述，这是《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一书的重要成果。在研究犬儒派的起源与流变这些问题方面，该书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对犬儒派的起源做了多层次的探讨，既指出犬儒主义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又理清了犬儒主义的文化思想渊源，对犬儒个人的经历和异域的影响也没有忽视。
       关于犬儒学派的创立与演变分期问题，杨教授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过去在西方哲学史著作中一般是把犬儒学派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与晚期，这样的分期法以黑格尔为代表。(详见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2～150页)有的学者如德国学者策勒尔则划分为三个阶段：创立期；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时期。(详见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292页)而杨巨平教授认为犬儒派前后经历了创立、转型、复兴、衰落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划分科学真实地反映了犬儒学派的曲折发展过程，尤其是提出了犬儒学派经历过转型期(适应环境转向与现实妥协是其特点)，复兴期(经历过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暂时的沉寂后进入这一时期，人数大为增加，但成分复杂是这一阶段的特点)。
       
       《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另一可贵之处在于进行了比较研究。关于犬儒学派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比较，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严复和邓实曾致力于此。
       严复1895年在其所译《天演论》的一则案语中阐述了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犬儒学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进行了相应的比较。严复关于犬儒学派(严复称之为“什匿克学派”)的评述如下：
       什匿克者，希腊学派名，以所居射圃而著号，倡其学者，乃苏格拉第弟子名安得臣者。什匿克宗旨，以绝欲遗世，克己厉行为归。盖类中土之关学。而质确之余，杂以任达，故其流极，乃贫贱骄人，穷丐狂裸，溪刻自处，礼法荡然。相传安得臣常以一木器自随，坐卧起居，皆在其中。又好对人露秽，白昼持烛，遍走雅典，人询其故，日吾觅遍此城，不能得一男子也。(《天演论·论三教源·论十一学派》，辑入伍杰编著：《严复书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
       这里提到的安得臣即安提斯泰尼。严复笔下的犬儒派的思想观点及其生活方式的特点大体准确。严复认为犬儒学派提倡的限制欲望，以恢复“自然状态”为幸福德行的基础，这与中国北宋张载所创的关学，主张修心善性，限制人欲方面有相似的地方。显然，严复进行的比较是恰当的，对人们认识犬儒学派有所启发，但严复的比较过于简略，没有充分展开。
       到二十世纪初，国粹派主将邓实把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与中国古代思想家也进行了比较。邓实在1905年发表的《古学复兴论》一文中写道，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希腊学派，不仅同时崛起，而且双方学说“且若合符节”，“陈仲、史鳅忍性情，綦溪利跋，近于希腊安得臣之倡什匿克学派”。接着邓实又引述了严复的评语：“什匿克派以绝欲遗世，克己厉行为归。”(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辑人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7～58页)这里提到陈仲是战国齐人(约公元前360～260年)，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他不食其兄之不义之禄，不居其兄之不义之室，辟兄离母。《淮南子·氾论训》又说：“陈仲立节抗行，不人秽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另有古籍说他品德高尚，孤行孤立，似道家。史鳅又名史鱼，乃春秋卫大夫，灵公不用遽伯玉而任弥子瑕，史鳅以尸谏，灵公乃进伯玉而退子瑕。孔子称之曰，直哉史鱼。看来陈仲和史鳅二人都很重气节。邓实认为他二人与犬儒派人士有相似之处。这种比较也算恰当，可惜邓实也没有把这种比较详加展开。
       杨巨平教授在研究时也进行了犬儒学派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比较。他把犬儒派的理想与庄子学派的理想比较，定位十分恰当。学术界从评论庄子学说角度出发进行的中外比较中，已有庄子与德谟克利特、与斯多葛派、与古希腊怀疑论、与斯宾诺莎、与黑格尔、与尼采、与萨特的比较研究，而杨教授把犬儒学派与庄子学派进行比较，可谓别开生面。为了坚持比较研究的科学性，杨教授首先严谨地论证了二者的可比性，因此随后展开的比较研究，颇具启发性，对人们深入认识犬儒学派与庄子学派都大有帮助。
       关于犬儒学派与庄子学派某些思想观点的相似性，周作人曾注意到这点，他在为琉善的作品《死人对话》加的按语中曾指出，犬儒学派认为不问是什么英雄美人，他们一律以枯骨看待，这有似庄子的一种说法。(周作人：《卢奇安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
       《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有疏失的地方。笔者读后发现两处，一是缺少国人对犬儒学派早期了解的评述。对此，我在上面已作补叙。一是在资料介绍或运用上有所疏忽。兹将有关情况补充如下，供作者与读者参考。
       生活于公元二世纪的古典作家琉善(又译作卢西安)生活于犬儒学派最后活跃时期，他对犬儒学派多有了解，因此他的作品是研究犬儒学派的重要资料。杨教授列举琉善有关犬儒学派的作品有7篇：即《柏里格利诺斯之死》《德莫那克斯传》《逃亡者》《待售的哲学》《死人对话集》《美尼普斯》《二次控告》，指出这些作品都辑人Loeb古典丛书中，实际上琉善的一些作品，在国内周作人根据Loeb古典丛书的古希腊文本已译成中文，辑人《卢奇安对话集》(共选三十篇)(周作人译：《卢奇安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有关犬儒学派的《死人对话集》(译为《死人对话》共三十则)，《美尼普斯》(译为《墨尼波斯》)，《待售的哲学》(译为《拍卖学派》)，除此之外还有杨著未列举的《伊卡洛墨尼波斯》《过渡》(罗念生也译了这两文，辑入罗念生编译：《希腊罗马散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罗念生将《过渡》译为《摆渡——僭主》)《宙斯被盘问》。周作人翻译这些作品时都加有引言，介绍作品的内容，还加有注释，对准确地利用这些资料大有帮助。关于《伊卡洛墨尼波斯》，周作人指出其篇名是集合伊卡洛斯(神话人物)与墨尼波斯(犬儒学派的一个人物)两个名字而成。墨尼波斯约生于公元前60年，其著悉散失。但从卢西安这部作品中尚可约略了解到一些内容。《过渡》系卢西安仿墨尼波斯的讽刺文体写成，其内容在材料方面也采自墨尼波斯的《召鬼术》，文章系对话形式，有犬儒派人物库尼斯科斯(Kyniskos，小犬儒之意)和忒阿革涅斯(Theagents)出场。文章有的地方反映了卢西安对犬儒学派的态度，有时有讥讽的话，但多数颇为赞许，如对于库尼斯科斯的描写。《宙斯被盘问》以库尼斯科斯盘问宙斯为主角，记犬儒派学者往见宙斯，问询关于定命和神意的矛盾问题。不知杨巨平教授在书中为何没有提到周作人和罗念生的有关译作。就进行研究工作必须广泛、详尽地搜集资料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在国内，《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是对犬儒学派系统、深入研究的开端之作，正因为是开端，有些问题的研究尚待继续。杨巨平教授已经提出犬儒主义的起源，犬儒派或犬儒主义的定性，犬儒派的基本原则与信仰，犬儒主义与其他学派、宗教及现代犬儒主义的关系等几个主要问题，但与小苏格拉底学派的另外两个学派——麦加拉学派、居勒尼学派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没有涉及。另外对犬儒学派在它的发展各个时期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它是否对加速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产生过作用等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犬儒学派的出现，表现了希腊社会走向没落时期文人的愤世嫉俗，表现了他们反常而又悖理的生活意趣，但在社会意义上，就像一股腐蚀性的酸浸渍着当时日益没落的社会，并加速了社会衰亡。(徐立新：《重评犬儒学派》，载《台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情况确是如此吗?有待研究。
       (《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杨巨平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