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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限时信的邮资是多少?”朋友问我。“嗯……”“你一个月水费多少钱?”“不清楚耶，都是自动转账的。”“计程车一上车是从几块钱开始跳表?”“八十吗?”“你喜欢喝柳橙汁，总该知道一斤柳丁大概多少钱吧?”“五十?”“老天!”朋友感叹，“你完全没有生活常识!”
       一月，我辞去工作，到美国玩了一趟。回来后，开始重新，生活。重新生活最难的，不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固定见到的人，而是没有生活常识，
       不知道邮资多少，是因为以前在公司寄信都是丢给柜台小妹。不知道水费多少，是因为不在乎那几百块钱。不知道计程车几块起跳，是因为一上车就累得睡着。不知道柳丁怎么卖，是因为从来没有自己榨过柳丁汁。
       过去的生活，都是由别人“代工”。我虽然没有菲佣，但很少自己动手。小到水费，大到友情，我都用广义的自动转账。当我和世界互动时，我常常不在现场。久而久之，我在自己的生命中，变成一位来宾。坐一坐，喝个茶就走了。不用清理，不留痕迹。这样的生活虽然方便舒服，但过久了，感觉身上包了一层保鲜膜，别人看或自己摸，都太过光滑而不够真实。有了保鲜膜，我已经好久没有流汗了。外表看起来新鲜，内心早就过了有效期限。
       为了找回真实感，我卷起袖子，凡事自己来。嘿，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要自己养牛，一早起来睡眼惺忪地挤牛奶。我没那个野心，更没有那种能力。我只是像罂儿学步般，一小步一小步、一滴汗一滴汗地，开始学习生活技能。
       踏出第一步之前，得先“维修”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内在早已残破不堪。但只要内在还不至于影响到生命状态的底线，比如说呼吸或心跳，我们就硬撑在那里。我六个月换一次手机，但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换过自己。
       2月1号，一个月的第一天，从外而内，我把自己送厂维修。
       瓦斯炉老是打不起火来、烘衣机每次要烘四小时、浴缸出水口的水流得很慢、天花板的灯泡有一个不亮、喝冰水时牙有点酸、电影院的字幕越来越模糊、衣橱的左边一直很空、看到某人的照片还会心痛……这些东西不修会不会死?当然不会。我还是吃饭睡觉，慢慢变老。但我不想再妥协下去。我不奢求富裕的生活，但对于我拥有的少数的物质和心灵，我希望它们完美，家以外的世界，我随时准备妥协。但打开家门，我值得有一个尊贵的空间。
       于是我打电话给水电行、周末去大卖场、忍痛补好蛀牙，把旧情书锁进百宝箱。然后我冲个澡，坐在床上。世界还是一样，地毯好像还是有点脏，但我像是一辆刚洗过的旧车，准备好转弯出发。
       出发，当然要加油。活着，得从吃开始。习惯在外面吃，口味变重了。糖和盐一直加，事后再用茶来冲洗。为了挣脱这种恶性循环，我决定自己做。自己要弄吃的，要有材料和工具。我走进全家最干净的地方——厨房，才发现架子上有朋友送的洋酒，却没有酱油。打开冰箱，里面有五彩缤纷的维他命，却没有苹果或柳西。我的厨房白得一尘不染，没开过伙。但我知道此时里面最需要的，是一个红色的大同电锅!
       每餐都在家里吃，我惊喜地发现：我可以一个礼拜不花钱!所以我的烦恼不再是怎么赚更多的钱，而是怎么样做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酱的玻璃罐打不开怎么办?”“用热水冲啊!”朋友训斥我。“包子用微波炉蒸，出来变石头!”“要洒水啊!谁叫你用微波炉?要用电锅!”“荷包蛋部煎焦了!”“火开小一点!”“冰箱里都是怪味道!”“不立刻吃的东西你要放进保鲜袋，往冷冻库里塞!”
       我跑遍世界，畅行无阻。但在一个小小的厨房。我却寸步难行。
       当我把煮好的意大利面(为什么动都没动，看起来却像吃剩的?)放在桌上，突然听到一个尖锐的声音。我本能地跑回厨房，检查锅炉门窗。当它再响时，我才发现声音来自客厅。那是……
       我的电铃。
       我家竟然有电铃!
       “挂号信!”“喔!那……我要下来吗?” (废话，你以为他是快递吗?)我跑到一楼，邮差穿着雨衣，背对我站在冬雨中。潇洒地像荒野大镖客，随时准备转身决斗。我开门，他转身，脸上都是雨水，嘴角却干裂。我突然了解到：我能舒服生活，是因为有这么多人辛苦地工作。
       “有没有带印章?”他问，“你是王文华吗?”“我……”
       我跑回去拿，然后看到他把我的印章盖在被雨滴沾湿的记录本上。过去，没有人问过我是不是王文华，我也从来不去思考这个问题。但一名陌生的邮差逼我拿出印章、面对自己。
       错过邮差时，我得去邮局认领邮件。要学会简单生活，必须常常出入公共场所。捷运、公车、银行、邮局……我的生活圈不再局限在菁英少数，而进入芸芸众生。我看到的不再是飘在星河的名人，而是挂在塑胶窗上的名牌。
       “张先生，请问邮件招领在哪里办?”“先抽号码牌。”“号码牌在哪里拿?”“你没来过吗?”他问。
       我惭愧地摇头，“对不起，顺便请问一下限时信的邮资是多少?”
       “十二块。”，
       我恍然大悟，拿了号码牌，坐到绿色的塑胶椅上。没有下一个行程，于是坐得很稳。我睁开眼睛，看到真实的台北人。学生、主妇、公司工读生，退休老人。他们戴着口罩，枯坐到睡着。我重新加入我在年轻时熟悉的族群，跟着他们排队、称信、跟邮局人员争吵、高兴地领到钞票。我坐在又硬又滑的塑胶椅，呼吸拥挤的邮局中潮湿而闷热的空气，终于体会到：“This isit!当一切都还原到最基本时，生活就是如此。”
       “923号，请到18号柜台……”
       邮局在呼叫我，我慌张地冲上前去，生怕错过了我的号码。我是923号，经过长久的等待，终于轮到我，走向生命的柜台。我的生命是一封限时挂号，长久以来我只是收信人。当这封信被送到我家时，我不在，或说其实我在，但因为忙于别的事，没有听到电铃。于是我的生命，静静地被放在邮局柜台后失物招领。年纪轻轻。却已沾满灰尘。它怎么会流浪到柜台后呢?那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我带着刻着自己名字的印章，要把它领回来。
       “你有带私章吗?”“有!”我坚定地说。“你是本人吗?”“是!”不知为什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却回答得如此骄傲。
       我拿同我的限时挂号，并不在乎里面是什么东西。也许是情书，也许是存证信函，也许是红包，也许是空的。宝贝或麻烦，无所谓，只要我领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走出邮局，注意到角落的邮筒。我警觉到：日后我都要自己寄信了。虽然麻烦，但我很高兴在生命中从收信人升级成寄信人。而我将开始不断地问自己：下一封信，我将寄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