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博览群书》上读到邓遂夫先生《李宗吾故居寻踪》一文，又发现有的网站竟然辟有“《厚黑学》学术研究专栏”，才知道进入二十一世纪，还有人们依然在关心着李宗吾这个人物以及他的《厚黑学》。
李宗吾1879年生，1944年逝世。他在《厚黑学》这部轰动一时的奇书中写道：“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他自称是发明了“厚黑史观”的“厚黑教主”，以为“用厚黑史观去读二十四史，则成败兴衰，了如指掌；用厚黑史观去观察社会，则如牛渚燃犀，百怪毕现”。
在《厚黑学》自序中，李宗吾有一段自我说明：“厚黑学，是我在满清末年发明的”，“民国初年，在成都公论日报，逐日转载，读者哗然……”在关于“厚黑史观、厚黑哲理、厚黑学之应用、厚黑学发明史”的议论中，他写道：“作者于满清末年，发明厚黑学，大旨言一部廿四史中的英雄豪杰，其成功秘诀，不外面厚心黑四字，引历史事实为证。民国元年，揭登成都公论日报。这本是写来开玩笑的，不料从此以后，厚黑学三字，竟洋溢于四川，成一普通名词。”李宗吾以“厚黑”总结古来政治生活，这种思想的形成，如果从“在满清末年发明”算起，差不多快要一百年了。
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年”，如果借用当今通用语汇，称之为“历史转型期”可能也是比较适宜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努力学习西方”的时代。毛泽东说，“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第1358至1359页)在当时“新学”和“旧学”相“对立”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怎样总结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呢?社会的动荡引起了思想的动荡。人们在对传统的反思之中，怀疑、批判的倾向引导了时代进步的车轮。
中国历史传统特别倾重政治史，中国文化传统特别倾重政治文化。中国传统学术也历来最重视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质和风格，不同立场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李宗吾的“厚黑”说别树一帜，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意见。
李宗吾说：“黄老申韩，是厚黑学的嫡派，孔孟是反对派。”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十分确实。《左传》中写道：“德刑不立，奸轨并至。”(《成公十七年》)又说：“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僖公十五年》)在中国古代，对于“德”与“法”在治国中的作用，曾经有过理论的分析。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按照鲁迅的说法，“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国传统政治的“德”与“法”的结合，或者“德”与“刑”的结合，其实稍经扭曲，就是“厚黑”。“德莫厚焉”的“厚”，当然不是《厚黑学》所说的“厚”。但是如果注意到“德”作为宣传的意义以及实质的虚伪，也许人们会同意“德”与“面厚”之“厚”也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白居易《青石》诗有“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句(《
白氏长庆集》卷四)。考察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有关现象，应当穿破表征透视其真质。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炫示“德治”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看来，以为孔孟乃是“厚黑”的“反对派”的评价，其实可以打一些折扣。李宗吾写道：“周秦诸子，表面上，众喙争鸣；里子里，同是研究厚黑哲理，其学说能否适用，以所含厚黑成分而断。”又说，“儒家高谈仁义，仁近于厚，义近于黑，所得厚黑者不过近似而已。”这些评断，都是准确的。法家讲究实用，所以更少道德顾忌，于是能够在“周秦”时代取得成功。不过，西汉以后儒法有所融合，逐渐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学政治正统，其实实行着“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原则。
《厚黑学》1989年1月曾经由求实出版社出版，至1990年5月第8次印刷，印数已达30万册。后来累计总数据说至于百万。此后陆续又有其他出版社印行。出版人当时虽然还不大说“市场”二字，但是现在回顾，却不能不在内心惊叹读者们通过“市场”进行的自由选择。
人们为什么愿意读这本书呢?
《厚黑学》分三卷，上卷“厚黑学”，中卷“厚黑经”，下卷“厚黑传习录”，部分面世后，就遭到当权者的嫉恨，也有友人对作者劝阻，致使《厚黑学》未能在《公论日报》连载完全。直到1934年，几经周折，才以单行本形式刊行。在专制制度下，长期被列为禁书。解放以来，《厚黑学》虽然在海外广为流传，可是国内中青年中却鲜为人知。求实出版社1989年1月又整理出版了《厚黑学》一书，并收入《厚黑丛话》《我对圣人的怀疑》《心理与力学》《厚黑教主传》等内容，使众多读者得以认识李宗吾和他的“厚黑史观”，这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厚黑学》中表现出强烈的反权威的意识。作者指出：“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动，圣人箝制人民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的“圣人”的实质是什么呢?“圣人也，厚黑也，二而一，一而二也。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与大盗的真相，庄子是看清楚了的。”他主张打破箝制人民思想的这种权威，“先求思想独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前景，书中也表示出鲜明的态度：“民主国人民是皇帝，无奈我国四万万人，不想当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有阿斗就有黄皓，诸葛亮千载不一出，且必三顾而后出。黄皓遍地皆是，不请自来。我国之所以濒于危亡者，正由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所致。”
李宗吾说，儒家高谈仁义，而“仁”其实与“厚”相近，“义”其实与“黑”相近，他与孔子“两自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中国所以纷乱不已，就是因为孔子家奴以及家奴之家奴的作用。李宗吾写道：“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并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并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达尔文高踞于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于孔子、达尔文之上。人的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出来。”对于传统文化遗产，他提出要以古为敌，勇于怀疑；以古为友，相互切磋；以古为徒，大胆批评。
李宗吾所说的“厚黑”，在某种意义上讲，大体接近于一般所谓政治权谋。日本曾经兴起所谓“帝王学”，努力从政治统治术，主要是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策略中汲取可应用于现代管理的积极因素。这可以说是从积极的方面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权谋术，《厚黑学》则展示阴鸷的权术与公开标榜的仁义道德之间的强烈的反差，揭露旧式专制政治的黑暗，令愚惰的民族心猛醒。
怎样认识所谓“民族精神”，怎样认识所谓“国民性”?李宗吾认为，“厚黑”之术未必为帝王所专习，它是“国粹中的国粹，根本上的根本”。“厚黑”作为文化的“根本”，所见形态千差万别，实质则皆归为一。“老子见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见
之，名之曰仁义；孙子见之，名之为庙算；韩非见之，名之曰法术。”虽然名义纷杂，其基本的原则，其实共通。“厚黑”之术对历史影响之长久，于文化植根之深入，使得民族心理形成了深深的印痕。《厚黑学》中说，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下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相喻，不许揭穿了，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也是一种公例。”于是，李宗吾主张“叫人把衣服脱了，赤条条的施用刀针”。
读到这里，我们会想起鲁迅的话：“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写在<坟>后面》)
从这一角度认识“厚黑”的文化存在，理解“厚黑”的文化影响，或许是适宜的。
有人批评李宗吾的观点过于偏激。李宗吾回答道：“诚然，唯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其药也。药中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有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
李宗吾关于“阿斗”和“黄皓”的比喻，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清末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强调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专制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如梁启超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养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现今依然有人以类似“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的说法阻滞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李大钊曾经在《平民主义》一文中写道：“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也有这样的话：“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毛泽东说这句话，是在65年前。李大钊推崇“平民主义”的文章，已经发表了82年。
今天重读李宗吾近100年前说的“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感觉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所说，“许多历史学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吗?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
一百年前，其实是思想界“先求思想独立”，争取走向自由的时代。在清末民初动荡年代的文化波澜中，可以看到相当深刻的思想闪光。当时检讨中国政治史的诸多论著，有一部也可以介绍，就是易白沙的《帝王春秋》。易白沙晚生李宗吾6年，生命却差不多比李氏短了30岁。岳麓书社1984年7月版《帝王春秋》用孙文题签，十分醒目，又附有章炳麟《易白沙传》和易培基《亡弟白沙事状》。《帝王春秋》中多有精辟的思想光辉，如其中指出，“忠”，是帝王“蔽塞人民之思想”的形式，“忠”，亦“乃吾人精神生活之桎梏也”，就是相当深刻的见识。其书序言写道：“庄周曰：‘侯之门，仁义存。’此言帝王宰制天下，不独攘夺人民之子女玉帛，并圣智仁义之号，亦盗而取之。”这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谴责了其“厚黑”吗?全书以批判帝王专制为主旨，分列12题，即：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可以看到，易白沙的传统政治体制批判，取严肃的手法，风格激切；而李宗吾的传统政治文化批判，取讥刺的手法，风格诙谐。正如李宗吾自言，“这本是写来开玩笑的”“滑稽文字”。如果说其笔锋有东方朔式的幽默，许多人可能是同意的。
(《厚黑学》，李宗吾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12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