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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的气味渐渐减少了些。到了1977年，我主动向王程伟总经理提出应尽早恢复新画征集业务，在业务开展之前，先搞一个近现代书画展，作为一个新的开端。那时的人们被“极左”吓怕了，王程伟总经理开始不敢，我说：“没事，‘批黑画’的下台了，一个卖画的店搞个画展有什么可怕的?”一次次鼓动之后，真就把他说活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种展览我们每年春节都要搞。
       王程伟总经理终于同意了，因为有新疆文物店用宣纸换画的基础，再约画家的画就方便多了。我立刻行动起来，和画家们打招呼，说要搞个近现代国画展。乍一听，他们既吃惊。又担心，更半信半疑：能搞起来吗?会不会再挨批?我一边安抚，一边一家家地去征集画稿，黄胄、李苦禅、吴作人、蒋兆和、黄永玉、肖淑芳、胡爽厂、白雪石、程十发、叶浅予、王雪涛等，都倾其所有，把好画儿拿了出来。
       近百年来的张大干、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徐悲鸿、虚谷、任伯年等这些名家作品，我们库里有的是，都从库里调了出来，该裱的裱，该整理的整理。
       那时现代的画家中，有的我熟悉，有的不熟悉，比如黄永玉先生就不熟悉。那名字是早知道了，“批黑画”那会儿差点让江青给整死，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了事。
       我去找黄永玉先生时，好像他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院子里看一张很大的设计图纸。那时他才五十多岁，个子不很高，脑袋圆圆的，眼睛圆圆的，长了一副猴相。您不要笑，相书上讲，凡是这种相貌，此人一是有才，二是有财，很了不起。不信您看吴冠中，还有我店搞碑帖的胡介眉师傅，都是这种相貌，非常有才气。
       找到黄永玉先生，说明了来意，黄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对他而言，这是搞画展，又不是“批黑画”，他怕什么。这是我和他老人家的第一次接触。
       到了李可染家里，说明了来意，先生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是在问“能成吗?”也难怪，上回他在北京饭店画画儿，还是周恩来总理组织的，结果呢，不但给赶回了家，还被关进了牛棚，挨批斗。我看他那样的眼神，就对他讲：“‘四人帮’倒台了，没事了。”那会儿，“四人帮”是倒台了，但“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啊!还是整天批这批那的呢。
       不管怎么说，李可染先生还是相信了我。拿出一张山水画儿来，让我带走。我拿到画儿后，心里踏实多了，有了李可染的画儿，画展的分量又增加了不少。
       找到叶浅予先生时，他老人家正在给学生上课，我们等了会儿。等课讲完，我们向他说明准备搞一个近现代国画展，先生二话没说，就将刚才在课堂上给学生做示范的两张画儿拿给了我，很痛快。
       随着一张一张宝贵的画儿进账，我的心里越来越踏实，也确信画展的分量越来越重。
       画展定在1977年5月2日开幕。在开幕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征画儿以外，还要装裱、发请帖，徐悲鸿的旧画儿还要从库里选出来。
       说到这次参展的徐悲鸿的作品，其中还有个故事。那是一张整纸的柏树白鹰，柏树，在国画里只有徐悲鸿画得好。柏树不像松树，柏树的叶子是一片一片的，很难表现，徐悲鸿用他特有的笔法画得很好。这张画是一只白鹰落在一棵很大的柏树上，徐悲鸿用柏树反衬这只白鹰，画得非常精彩，只不过画底子破损得很厉害。这张画是我收购来的，因为落款“悲鸿”两个字是早年的，卖画的人也很老实，告诉我说别的画店看假。我心里想，那就好买了，结果只花了四十多元钱就把这张画买了下来。这会儿从库里选了出来，拿到荣宝斋好好地裱一裱，当做了这次画展的主题画。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马不停蹄地忙活了好一阵子，终于在那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上，全部画都挂齐，布置妥当，就等第二天开幕了。展场在宝古斋的西侧店堂，从西侧门市店堂一直连续到后院西院的二层小楼，再拐弯往东延续到正院的内柜，很够规模。徐悲鸿那张白鹰就挂在有五间大小的内柜中央，我和几位同事前前后后一边走一边检查，查看有没有不妥之处。
       正在这时，从外面由王程伟陪同进来五六个人，我只认得王程伟，眼看他有些紧张，为首的那人原来是北京市文化局局长。
       这位局长看了看，张口就问王程伟：“谁让你们搞这个展览的，怎么没经过批准就搞上了?嗯?”
       王程伟有点结巴，眼看情况不对，我上去把话接了过来，说道：“这都是我们卖的画，不是什么真正的展览，只是个展销活动，还要报局里批准吗?”其实这时我的心里也很紧张。
       局长大人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又接着看画儿。忽然发现有两张叶浅予的人物画儿，马上又对王程伟讲：“叶浅予的画儿不能挂，他有重大历史问题!”
       他这么一说，我也慌了。慌的是什么呢?在这前一天我们正挂画时，叶浅予的夫人王人美听说他老头子的画儿能展出了，马上跑到宝古斋来看了看，之后非常激动地对我们说：“我立刻回去告诉老头子，你们真的把他的画展出了。”说完就走了，那肯定是报信去了。
       一想到这儿，局长大人要我们摘下叶浅予的画儿，我当时急得脑门儿上汗都出来了。这可怎么办?老先生已经知道他的画儿已挂出来将要展出了，如果开幕时没有他的画儿，那不等于往他的伤口上撒了把盐吗?原先批斗叶浅予，说他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现在早就明白了，哪儿有的事儿啊!可是现在怎么办?要是真给摘下来，我怎么向叶先生交代?怎么面对他老人家呢?
       突然，我想起一个辙来，马上对局长说：“局长，这两张画儿是我从叶浅予先生教课的课堂上拿回来的，它能给学生当教材，我们搞商业活动就不能挂一挂吗?”
       经我这么一问，这位局长也愣住了。是啊!我说得也不是全无道理呀!
       这位局长想了想说道：“那只能挂一张。”
       我一听这活，立马儿答应：“行，马上摘一张。”
       说完这话，局长大人掉头出门就走了。等他刚一出门，我一下坐在了沙发上，半天没起来。您想想，请帖都发出去了，明天不让开幕，那可真是闹天大的笑活。至于叶浅予的画儿是挂一张还是两张，那是数量的增减，碍不着实质问题，您说是不是。
       《近现代国画展》终于按计划在1977年5月2日开幕了。
       画展的第一天，来参观的人并不太多，因为我们发的请帖有限。再加上来不了的。等到第二天、第三天可了不得了，有请帖的，没请帖的，都来琉璃厂东街的宝古斋看看，想搞清楚这画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速度之快，令我们始料未及。
       鉴于这种情况，我就告诉门口收请帖的同志：第一，有请帖的进门时不收；第二，一张请帖不限人数；第三，只要我们认识的朋友，哪怕半熟脸儿，都可以进来看画展。
       本来嘛!一个普通的展销会，搞那么严格干嘛?
       这么一来，好家伙，可了不得了，琉璃厂东街简直就成了过年时的厂甸，车水马龙，满街筒子都是人。画展的展室中每个角落也都挤满了人，虽说是“五一”节的初夏天气，人们还是被挤得汗流浃背。
       人们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幅幅佳作：李可染的漓江山水，吴作人的熊猫，黄胄的驴，齐白石的大虾米……这个展览的规模谈不上有多大，但展品可以说都是高水平、高层次的。人们看着眼前的作品，指指点点，有的还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这像不像黑画?哈哈哈!”
       大家一边欣赏一边交谈，除了看画以外，好像还在感受着什么。是啊!十年了，这十年的日子都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整天不是批，就是斗，即使是在亲朋好友之间，也要彼此揭发，视若仇敌，甚至相互残害，就是一家人有时也要分出好几派。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负责组织的一次文物节上，有一项内容是图片展览，主要就是用大量的史料、图片展示琉璃厂文化街的历史，从开始形成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编辑、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负责文字编辑的是现任民族文化艺术促进委员会秘书长，也是四十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的编者之一王石先生。当编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版面时，他问我用什么形式。版面如何处置。我告诉他：“什么也不用，整个版面用一码黑的底色。”王石说：“在上面再写上鲁迅的一句话：‘世上的悲剧就是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你看好不?”我当即答道：“太好了，就这么写!”
       1977年的画展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画展，将这些珍宝当作有价值的东西呈现在众人面前。参观的人有何感受?画家们有何感受?不用多说，一定可想而知。这些作品都是大师们憋闷了十多年之后创造力进发之作，您想画得能不好吗?就这样，宝古斋举办的近现代书画展获得了极大成功，这成功的消息随着电话、书信很快传出了北京城。传到了上海、南京、广州……
       大家都来电话表示祝贺，最多的一句祝贺语是：“陈岩，你好大的胆儿!”
       画展正在热火朝天地举行着，突然，李可染先生来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到电话就去了。
       见到李可染先生后我问：“李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
       李可染先生有些口吃，不揎言谈，只简单地对我说：“我给画展准备了，一张更好的画，你把展出的那张换下来，好不好?”
       “好，没问题，您说换哪张?”这时。李老手里已经拿着一张山水画，虽然张幅只有一张《北京晚报》的大小，但不用多看，太精彩了，上题“爱晚亭”，那是湖南长沙附近的岳麓山上的著名景观。毛主席年轻时，常和他周围的好朋友到此亭畅谈远大抱负，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李老用他特有的手法，把个爱晚亭表现得非常出色。在爱晚亭的前方有一洼清水，其周围的山、树都是用浓重的积墨法画出的，层层画去，把这而积不大的一洼清水衬托得格外光亮，从而使这张通体浑厚的山水画儿立马显得那么通透、秀美，真是别具匠心啊!
       “李老，真是太好了，我马上去换!”，说完我调头就走，临走时见李可染先生坐在沙发罩，若有所思。
       我一边律回走，一边高兴地想，或许是可染先生听到大家对此次画展的赞誉了，要不然怎么拿出这样精美的作品让我换上去呢?一定是!我越想越高兴，可不嘛!没有比你做的事被人肯定、赞扬更使人高兴了，尤其是李可染先生，他可是画坛公认的坛主啊!
       我这儿一边兴高采烈地想着，一边往回跑，等到了宝古斋门口，可了不得了，门口乱营了，都挤在那儿。怎么回事?再一看，好嘛!堂堂的总经理王程伟亲自站在门口收请帖了。可能是他听到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他发现了我的秘密，一张请帖可以来回用，又不限人数，那不就越来越人多吗?他老人家亲自把关，一张请帖只准进一个人，没有请帖不准进，同时，他收的请帖够一定数量后，就叫人拿到食堂，放在炉火中烧掉。这样，走到门口的人进不去了，肯定会乱哄哄的，人也越积越多。
       见此情形，我赶忙上前和王经理说：“王经理，先让他们进去吧，要不越弄越乱。”
       “怎么这么多人啊?”他生气地对我说，“太乱了，不行，出了问题不好交代啊!”
       当时我没有多问。办这样的展览，不可能没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王程伟经理一看这么多人就害怕了，担心会闹出点事来，所以才采取了以上措施。
       不管怎么说，这个展览得到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尤其画家们，看了画展很是激动，很多人当场题词，赋诗，赞扬，肯定。黄胄先生还把请帖送到随业部副部长高修手里，并在请帖上写着：陈岩同志：请你陪高修部长看一些旧画。黄胄的这张请帖至今我还留着。
       画展期间还有个小插曲。我们当作主题画展出的徐悲鸿的《柏鹰图》，原来那家看假不收的画店的人来看画展时见到了这张画，几个人就在画跟前指指点点地吵了起来，可能当时有人看真，没听他的，现在后悔不已。
       1977年5月宝古斋举办的《近现代国画展》结束了，这个小小的画展在当时的国画界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宝古斋这家百年老店也受到了现代国画界有史以来空前广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