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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阳暮色重，
       乌云蔽日凶。
       法曹讨公道，
       光明存心中。
       这是家永三郎(1913-2002)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高津环于1974年7月16日宣布家永三郎控告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审定制度上违宪一案败诉后不久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吟的汉诗，用以表达他对“高津审判”的愤怒和对未来胜利的信心。事实也正是这样，1997年8月29日，东京高等法院最终认定文部省要求家永三郎修改《新日本史》中“草莽队”[草莽队是幕末维新时期，由志士、浪人等组成的准军事力量，有远州报国队、居之队、长州诸队、花山队等，最有名的是相乐总三(1839-1868)的赤报队。明治元年(1868)相乐总三组织人马为官军前锋，以减租为号召。后政局已定，遂被认为是“伪官军”遭到镇压，相乐也被处死。这段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让明治政府有点难堪]、“南京大屠杀”、“日军对妇女暴行”、“七三一部队”这四个问题上违宪，这等于是宣布家永三郎32年来，经过 3次提诉，10次判决，以一己之力挑战国家权力的诉讼案部分的胜诉，此时的家永三郎已是85岁的老人了。
       家永三郎是日本筑波大学(前东京教育大学)的历史教授，研究日本绘画和文化史方面的权威。在日本，他是个家喻户晓、令人钦佩的人物，这倒不是因其学术水准为人景仰，而是因那场他控告日本文部省违宪的艰难诉讼。比较而言，中国读者对家永三郎虽然也不陌生(商务印书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一套日本丛书，家永三郎的《日本文化史》就收录其中)，但知道这场“民告官”案子原委的人相对不多。近年由于日本右翼在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教科书问题上一再美化侵略，以至于中日两国的关系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仅从民间舆论看，日本人的形象几乎完全负面，就在国人一片激昂的反日和诅咒日本人的情绪中，我们对家永三郎却始终怀有敬意，因为以他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不懈地反对日本政府美化侵略战争的行经，但是有关家永三郎本人的具体情况国内介绍不多，《家永三郎自传》一书的出版(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版)，使我非常高兴，我一直就想知道其为何如此，又何以能够如此。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曾说，以“耻感文化”为特征的日本人都十分在意别人的看法并会根据别人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他们所受的忠诚教育使其不喜欢特立独行的举动，也没有坦白认罪的习惯。(《菊与刀》，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第153-155页)尽管今天有学者不同意本氏关于日本文化的定义，但我们只要对照战后日本主流社会在侵略战争罪行上缺乏深刻的反省，就能感觉本氏的说法大体上准确，它在逻辑上能够解释日本的主流社会缘何对战争罪行缺乏反省精神，因为“耻感文化”易导致共谋犯罪。日本当代颇有盛名的哲学家中村雄二郎指出，耻感“使得日本社会中容易形成一种情绪性的共同性，在有些问题上能够非常有效率地给社会整体定向。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之中卷进共同犯罪的关系之中，因此导致责任非常不明确的情况。”(《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06页)可在家永三郎数十年来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事件上，无论是从日本的文化特征，还是家永三郎的个人经历，我们都很难看见“耻感文化”对他有什么影响，这是文化传统与个人价值发生冲突中的典型现象。那么支持家永三郎挑战日本主流社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而这种挑战也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我们过去并不清楚，对关心中日关系和文化变异的人来说，从《家永三郎自传》或许可以找到线索。
       家永三郎1913年出生于名古屋一个军人的家庭，家永说他的父亲对社会主义怀有敌意但又不是一个日本至上主义者，他对后者尤其感到庆幸。(《家永三郎自传》，第11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军人的地位开始膨胀。一般来说，军人家庭的子女容易受到战争的鼓舞，家永三郎的父亲却没有给他这样的鼓励。1929年家永三郎买了池崎忠孝的《美国不值得可怕》一书来读，父亲却将自己欣赏的一篇书评剪下来给家永三郎读。该书评对美国的经济实力评价很高，并指出即使日本对美作战有小胜，占领了关岛或者菲律宾，也不过是草菅别人儿子的性命而已。父亲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怕他染上好战主义的情绪。不过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父亲仍然认为战败投降不可取，父亲的这种思想矛盾，使他“痛感言论控制是以何等巨大的力量左右着国民的思想这一事实。”(同上)可以说在家永三郎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正是这篇书评和他目睹被军国主义教育洗脑之后的父亲在思想上的摇摆，确立了他后来的政治立场。
       1937年家永三郎从东京大学国史专业毕业后做了中学教师，没有参加侵略战争。尽管如此，他对自己没有能反对当时的军国主义教育而有罪恶感。家永三郎在自传的中文版前言中说：“我每每懊悔，以个人的微薄之力，未能阻止这场不义莽撞的战争，也未能促使战争早日结束，可以说，我对这场战争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为了不使自己再度懊悔，我遂以法庭为基本阵地，通过广泛地评论社会问题，来阐述和宣传自己的信念。”从中不难看出家永三郎起诉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问题上违宪，除了有法理上的正义感之外，更大程度上源自他的负罪感，在耻感文化的日本，这是非常罕见的个人品质。
       从文化上看，罪感和耻感的本质区别是在对待国家罪行问题上，前者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后者却因强烈的国民意识而承认天皇制度的积极性，以“大家都如此，所以这样做应该没有错”(《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第109页)为借口逃责。家永三郎恰恰是主张在战争罪行上每个日本人都不可逃脱。1985年，在二战四十周年时，他特别指出一般国民(指当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日本人，包括知识文化人、媒体工作者、宗教界人士、民间自然团体和人为组织、妇女与儿童、日本共产党和一般大众)的战争责任，认为他们至少在道义上应该对战争负有连带责任，甚至是“不知道战争的世代”的日本人也同样负有战争责任。他说：“出生于战后与战争毫无关联中成长起来的纯战后一代人，完全不会有责任的问题，这是按常识进行的思维……如果说战后一代人不继承战前一代人的遗产就不能形成自己的话，就理所当然也要继承战前一代人遗留下的责任。”(《战争责任》，日本岩波书店1985年版，第311页。引自田中正俊：《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版，第150页)同样是在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著名演说《荒野的四十年》中也说：“不问有罪无罪，不问年老年幼，我们的全体都必须承受过去。全体都与过去相连，都对过去负有责任。”对照之下，家永三郎的价值取向超越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本尼迪克特所称的西方文化中的罪感特征完全一样。这不禁使人思考家永三郎超越日本传统文化之约束的原因究竟何在。
       家永三郎自己说，他从幼年到中学一直被灌输“国体观念”，所谓的“国体”就是日本万世一系的皇统。“正统的天皇制国民道德对于我依然保持着极大的权威，我是天皇制的忠实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是为了拥护天皇制而想成为历史学家的。”(第41页)就是这样一个想成为天皇制维护者的学者，却最终站出来对以天皇名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无情的谴责，甚至不惜耗费半生的精力把批准美化侵略战争教科书的日本文部省告上法庭。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家永三郎在战后接受东京一家出版社(富山房)的委托，于1947年编写的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1952年被日本的文部省判定为“不合格”。之后多次修改仍然没有合格。尤其是1958年，滩尾弘吉任文部大臣后，日本文部省利用审定程序对所有的日本教科书进行修改。其中的一次审查意见说道：“作者依据过去的史实，谋求反省的热情显得有些过剩。”(第128页)在家永三郎看来，“反省历史”正是历史教科书的重点，现在居然成为不合格的理由，这真是叫人啼笑皆非。1964年，修改后的《新日本史》仍然“不合格”，文部省提出修改的意见有三百多条，特别要求删除有关日军侵华的部分内容。家永三郎因此感到，文部省支持教科书有歌颂天皇、肯定和美化“大东亚战争”的内容，这就践踏了国民的权利，是国家本身的违法行为。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大支柱是用鲜血换来的，如果不能继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日本和平宪法就愧对先人，“国民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斗争，讨回正义。”(第195页)他说“教育自由”属于日本宪法保障的范围，并深知“教育内容一旦为权力支配是多么危险，我们放任这种现象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他自称“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但是抱有“教育内容自然不能容许国家权力的支配”的信念，因而无法容忍国家权力对教育的控制干涉。这位身高只有1米5、体重不足40公斤的学者毅然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民主价值的尊严，法庭胜负的本身倒显得不重要了。(第 149-150页)1965年6月，家永三郎第一次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他在诉讼声明中表示：“现行教科书的审定制，不仅践踏与蹂躏了《宪法》《教育基本法》，还试图从国民意识中剔除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的精神。对此，作为亲身体验过那样悲惨战争的日本国民，决不能沉默宽恕。我作为该诉讼的原告，请求法院以公正的判断，昭明现行的审定制是僭越教育行政权限的违法行使权力。”(第195页)此后，在1967、1984年他又两次提出诉讼，其间让家永三郎倍受鼓舞的是1970年的一审判决胜诉。判决不久后，日本文部省不服判决进行申诉，前面提到的“高津审判”就是东京高等法院在右翼势力的压力下推翻一审的判决。
       和中国文化的传统一样，在日本民告官鲜有胜诉。家永三郎在第一次诉讼前就告诉过家人，即使他死去，家人也要继续把官司打到底。尽管他屡诉屡败却从没有丝毫的动摇，直到1997年8月29日，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在教科书修改问题上有4处意见为违法，这位85岁的学者仍然不满意部分的胜利，因为他的基本观念是国家权力控制学术研究和教育是违宪行为，而不仅是文部省审定意见的是非，终审判决对此却回避了。他曾对记者说，以他的年龄他不会再上诉，也没有气力再写教科书，但是在有生之年仍然会继续战斗下去。对日本政府掩饰战争罪行的违宪行为，家永三郎之毫不妥协的战斗姿态不仅为日本文化传统所无，就是放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中观察，像他那样终其一生对违法行使权力说“不”的知识分子也罕有其匹。因此无论是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关心家永三郎诉讼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谜。我读这本《自传》从中感到家永三郎的书生意气并非不可理解，除了他个人的道德禀赋和坚守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这些因素之外，明治维新以来的宪法教育和西方进步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其中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在中学他受到德国弗莱堡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弗莱堡学派把价值和评价问题当作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新康德主义的一种。其代表人物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从价值的角度出发，对知识进行评价，由于“存在”和“价值判断”的对立，哲学需要重新建立“存在”的世界(自然科学)与“价值”的世界(社会科学)的联系，并由此推论出社会历史事件与自然科学没有关系，历史事件缺乏普遍规律上的意义。文德尔班曾说，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只有当它的个别意义具有“价值”才能成为“事实”，成为历史事件。(“历史与自然科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2页)：尽管弗莱堡学派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否定历史科学是研究历史规律，但它对日本教育以过去的历史事实为价值判断的基础，使天皇制度正统化的“国体观念”却是一种否定。弗莱堡哲学严格区分“存在”和“价值”的观念恰恰打破了家永三郎心中久已存在的日本至上的国家道德，使他成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第50页)此后他又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在理性上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第47-48、第64页)
       其二就是美浓部达吉的宪法思想。美浓部达吉(1873～1948)是日本宪法学的泰斗，他在《宪法撮要》中首先提出了“天皇机关说”，认为统治权属于作为法人的国家，天皇只是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天皇权力应限定在宪法约束的范围内。美浓认为，国家负有发展社会文化责任的同时，还有“不能从此便理解为国家的作用是无限的……以国家权力去决定这些精神文化的方向，是超越了国家的任务。”(第52页)1935年，美浓也因此遭受迫害，书被查禁，自己也被迫辞去贵族议员资格，但美浓却说，“无论遭受怎样的迫害，我的学说不能变革修正，我为自己的学说不退让半步。”(第86页)家永三郎在昭和七年(1932)就读了《宪法撮要》，其立宪思想给他带来极大的思想震撼，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美浓的立宪主义思想。他说，虽然他那时仍然忠于天皇制度，“却没有陷入荒谬的天皇制思想体系。我在中学一年级时偶然接触到美浓博士的理论，实乃我人生的幸事。”(第41页)可见在家永三郎长达三十余年控诉日本文部省违宪的历程中，美浓不仅在思想上予以他影响，其高尚人格亦为家永效法。恐怕也正是由于美浓的影响，家永本人的史学研究后来也偏向了宪法和日本的近代思想方面。其后一系列研究诸如《美浓部达吉之思想史的研究》(岩波书店1964)、《日本近代宪法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1967)、《明治前期的宪法构想》(福村出版1967)、《津田左右吉之思想史的研究》(岩波书店1972)、《历史上的宪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日本宪法学的源流——合川正道的思想与著作》(法政大学出版局 1980)等，都是试图结合思想史与近代法学以梳理近代日本法制思想的源流，这些研究在家永三郎进行“教科书诉讼”中实际上也成为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970年7月17日第二次诉讼的一审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庭的杉本良吉审判长做出文部省对《新日本史》“不合格处分”部分违宪的判决后，之后日本出版的所有宪法学著作无一例外都要涉及国家权力介入教育内容“违宪论”的问题。(第155页)史以致用，也成为家永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
       我们在《家永三郎自传》中追寻这位学者的反叛日本传统文化的足迹，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尽管日本社会有所谓的耻感文化传统，也尽管日本在战前是通过国家权力对学校教育进行严格的控制，“尤其是通过教科书从根本上改变和左右了全体国民的思想”(第140页)，但是知识界仍然可以传递不同的声音。像上面列举的对池崎忠孝《美国不值得可怕》一书持不同意见的书评、美浓的“天皇机关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等等还是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传播，这些都对日本专制主义的传统文化产生了瓦解作用，对家永三郎的思想起了有益的影响。这说明在日本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思想对日本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健康的影响，家永三郎对日本文部省违宪的起诉，扮演的正是西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角色。
       西方的进步思想影响了家永三郎，塑造了他的反叛精神，或者说予以他做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道义支持，坚定了他做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决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也正是家永三郎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他在毕业论文中就写了一个挑战日本传统文献《日本书记》中有关天皇神迹的问题：《关于天壤无穷的神敕文之成立》，但却因为在帝国宪法下对学术自由有严格的控制而遭禁，这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一部良好的宪法和捍卫学术自由的重要。(第79页)战后，日本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家永对盟军全面废除日本帝国时代的出版法、新闻法，制定和平宪法予以高度的评价，尤其是对保障言论、结社、出版自由感到欢欣鼓舞。当他看见日本战后的社会舆论批评自由化过度，“坏书”泛滥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仅仅以对青少年有害为由，就全面封杀所有的‘坏书’，势必会由此引出一系列无法收拾的结果……在我看来，应该说只有战前的国定教科书等，才是真正的‘坏书’。正是这类书籍把我们带入了战争，并使我们对战争丧失了起码的判断和批判力。”(第96-97页)从这种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出家永三郎挑战文化传统，不惧风险对文部省的违宪起诉的根本用心，系于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才是书生本色。
       (《家永三邓自传：一个历史学家的足迹》，石晓军、刘燕、田原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