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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学术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后现代的转向”，是指西方社会的学者和文人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十七世纪之后所形成的诸如“科学”、“理性”、“机械论”、“人类中心论”等主流意识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一股文化思潮。这一文化思潮来势凶猛，它从解构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入手，以“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５页）为目标，希望人类能够摆脱现代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危机。后现代思潮对今天西方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像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民族主义等都从后现代的理论中找到了所需要的武器。后现代思潮的这种反“现代性”及其受到弱势群体的如此欢迎，其原因在于它以怀疑论和多元论为基本理论，反对一切霸权和绝对真理。英国的左翼学者特里·伊格尔顿（Ｔ．Ｅａｇｌｅｔｏｎ）对此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依据。”（《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ｖｉｉ页）正是这种怀疑论，形成了“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即主张真理的相对性、价值的多元性和社会的多样性。
       后现代主义流派众多，理论溯源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是一致的，奇怪的是，他们最好的理论武器却不是来自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是来自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而是来自一位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就是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Ｓ．Ｋｕｈｎ，１９２２～１９９６）。
       １９６２年，库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它是作为由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Ｒ．Ｃａｒｎａｐ）等逻辑实证主义学者为主的“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编委会编辑的《统一科学的基础》系列丛书的第二卷、第二号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库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范式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ｉｎ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有意思的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现代社会正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不断进步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理念。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标志就是批判一切现代性的霸权，包括近三百年来在西方的文学、艺术、经济、哲学、科学等方面形成的理性思维。库恩的范式理论恰恰是摧毁了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信仰（“统一科学”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主张，他们认为有统一所有经验科学的方法，而物理学可以作为这一方法的基础，因为物理学有一套共同规则系统和普适性），库恩范式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把“科学、理性”这个现代社会的核心撕开了一个口子，也由此引发了西方学界近二十年的科学与人文的大战。我们先来看看库恩是怎样论述“科学”的。
       库恩所讲的“科学”指的是“常规科学”，常规科学就是按照某个范式解决难题的活动。它的进步过程是这样的：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不是靠知识的积累而是靠范式的转换完成的，一旦形成了新范式，就可以说建立起了常规科学，“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度，便是成熟科学通常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页）可见“范式”是库恩有关科学革命思想中的核心观念。
       “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一词原出自希腊语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语中它成了“典型范例”的意思，库恩把它拿来作为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它有二层意思，一是特殊共同体（如科学家团体）的共有信念，二是常规科学作为规则的解谜基础。他指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科学革命的结构》序）但是，库恩后来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却把范式与“世界观”混同起来，用法多至二十一种。库恩本人后来也发现“范式”的使用有问题，他后来借助于专家团的“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来解释范式的本义，也曾用“专业母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ｍａｔｒｉｘ）来替换掉“范式”，但是没有成功。“范式”这个词汇迅速地越出了科学哲学的领域被广为引用。
       由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证明了“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的共识，那么一种科学“范式”的实质就可以看成是一种世界观或方法论。在库恩眼里，所谓的科学革命不过就是范式的变化和概念的转换，革命就是由一些新的假设、新的理论和方法引发危机所造成的。库恩发现科学史上大量的进步事件并不是由于科学家渐进地追求真理的结果，而是他们意识到了反常事件，寻找新范式解释的结果。例如拉瓦锡发现氧，伦琴发现Ｘ射线，麦克斯韦尔的电磁理论等。不同的范式之间不仅相互竞争、相互对立，而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标准也明显的不一样。像燃素说，它对主张燃素说的科学家是重要的，对拉瓦锡就没有意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没有原因的运动是荒诞的，在牛顿看来它却是天经地义的；在牛顿那里没有“不确定性”的东西，而现代微观物理学却承认不少描述的现象包含了不确定性。库恩认为，在逻辑上讲，没有证据说明一种范式比另一种范式优越，也不是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有用无用的问题，这些学派全都是“科学”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动力学、燃素化学或热质说并不比今天的观点更缺乏科学性，也不是人类偏见的产物，它们只是不同范式的产物，它们与今天科学的差别“在于我们将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其中实践的不可通约的方式。”（第２～４页）很显然，科学范式在库恩的解释下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东西。
       “不可通约性”原本是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第１０卷中谈到尺度分割时使用的一个术语，意思是指不具有共同的尺度。例如整数的共同量是“１”，那么整数之间就是可以通约；边长为１的正方形其对角线是无理数，它们就是不能通约。库恩论证科学的进步是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不同的范式“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通约的。”（第９５页）这也就是说，新旧科学范式之间没有共通性可言，因此科学不可能是一种积累式的进步，也正是因为存在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科学革命才有意义。库恩的这一论断给了传统所认为的科学是积累式的、是线性发展的、是理性进步的辉格主义（ｗｈｉｇｇｉｓｍ，也称“辉格史观”、“累进史观”，科学史中借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社会进步是由辉格党人推动的说法，把科学的进步看成是一种连续的进步过程）观点以致命的打击，这也是希望建立统一科学理论的维也纳学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我们这里抛开“范式”和“不可通约性”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巨大影响不谈，仅仅从认识论上看，库恩关于科学范式和不可通约性的证明使“科学”从几乎等同于真理的神圣偶像地位上轰然倒地，揭示出科学的实质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巧的是，这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把科技作为意识形态的批判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我们知道，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几乎三百年的时间内，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唯物主义获得了人类思想上的霸权地位。在二十世纪初，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信仰是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道路，并且世界有一种合理的逻辑，可以被一个统一的科学框架包容，一切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或者数字、机械的方法度量；维也纳学派编辑《统一科学的基础》也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种观念不仅在物理学、哲学等方面有影响，而且成为西方社会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有力工具。二战之后，西方学界对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社会上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平主义、绿色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等都在瓦解资产阶级有关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它们与这种反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所谓的“后现代的转向”。但是这些思潮和活动都缺乏对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批判，没有像库恩的理论那样把矛头指向西方自希腊时代以来的文化核心——“科学和理性”。库恩的范式论一出，科学的霸权地位就风光不再，范式也就迅速地被推广到各个领域，成为后现代主义主张价值多元性和社会多样性以及批判现代性的最有力的武器。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八十年代在美国发扬光大之后，科学在美国知识界中居然沦落成为了一种“叙事”或者是“话语”。不管库恩本人是不是在主观上要挑战科学和理性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客观上，“范式论”和“不可通约性”的出现却是对科学的矮化，造成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泛滥。因此在学术界对库恩本人也形成了极为相反的评价，有人把库恩说成是“后现代之父”，《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后现代主义的《圣经》；也有人批评库恩的范式论和不可通约性是否定了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是相对主义和非理性的，是主张新保守主义的罪魁祸首。连库恩本人都感到奇怪，他一再说他不是“库恩主义者”，但是他这本非常专业的书籍居然有那么多人在阅读，又引起了那么多的误解。他最后的时光一直都在为范式问题、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做解释，但是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在不可通约性的魅力下，库恩自己的辩解总是显得那么软弱无力，人们还是愿意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库恩。
       １９９７年，在库恩去世一年半之后，理查德·罗蒂（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ｒｔｙ，１９３１～）的日本弟子，也是学物理出身的科学哲学家野家启一写了一部名为《库恩——范式》的书，为库恩的范式论申辩，称库恩的“范式”是把被实证主义误导的、陷入困境的“科学”重新再生的事件。（《库恩——范式》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５３页）这部可以称得上是库恩传记的著作写法很特别，他把库恩当作“谋杀‘科学’事件”的被告，卡尔·波普（Ｃａｒ Ｐｏｐｐｅｒ，１９０２～１９９４）为审判长，自己当辩护律师，把读者看作陪审员，然后抽丝剥茧似地从科学史、科学哲学的形成到《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产生背景和“范式论”后来的发展讲述。野家启一的辩护结论是，“不可通约性”的概念把库恩带进了“谋杀‘科学’事件”的指控当中，“库恩本人并不否认科学发展的本身，只是否认把它描述成像辉格史观那种向终极真理前进的看法。”（第２０１页）
       这就很令我奇怪，一是野家启一申辩库恩的“范式”本意不是摧毁科学偶像，这样的辩护实在没有力量，库恩没有主观故意并不等于库恩就不是“谋杀‘科学’事件”的事实上的“首犯”，甚至连野家本人都承认《结构》一书是维也纳学派一手培养起来的凶器，是新科学送入旧科学阵营的一匹特洛伊木马；（第９０页）二是库恩１９９１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科学史讲座上谈到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科学方法”，这被野家看成为“科学的多元主义”，也是“新的科学形象”和库恩最后的遗产。而恰恰在实证主义那里，现代科学追求的正是纯粹性和单一性，祛魅（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的正是多元性，这不是否定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又是什么呢？库恩本人在《结构》一书中就讲，古代的科学并不比今天的科学更差，即使是神话同样可以由产生科学的方法产生，古代的科学“就包含着与我们今天的信念完全不相容的一套信念。”（第２页）这可以说明库恩的范式的确是具有相对主义的色彩；三是罗蒂本人对西方哲学希望建立大一统的知识基础的那种批判精神在野家启一这本书上的影响似乎不明显，野家启一为库恩申辩“无罪”之行为的本身，就是仍然把库恩置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的地位。在我看来，这种申辩既没有必要，也不太成功。但是该书还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库恩科学革命思想叙述最为清楚的一本著作。
       野家启一的书最精彩的地方是第三章《偶像破坏者库恩的出场》和第五章《范式论争》。在第三章中，作者有两个见解十分高明，一个是指出库恩是在用人类学的眼光看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另一个就是指出库恩最初是把“范式”作为形成“共识”的辅助工具来把握的。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主流学派逐渐放弃早先的西方文明较其他文明优越的殖民主义的进化论立场，转向科学的文化比较研究。库恩的范式论正是从科学史的角度否定了科学进化的辉格史观，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作者指出库恩用人类学的眼光对待科学史，可以说就是指出了库恩的思想为什么会被看成是文化相对主义，为什么会被后现代主义作为武器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用“共识”的观念来解释“范式”使人们很容易理解库恩的“范式”为什么会与人文的价值观有联系，因此也容易明白为什么科学范式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意识形态的转换，科学可以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一点也就赫然在目了，这当然也是逻辑实证主义批评库恩范式论之所在。
       野家启一在第五章中说，把库恩推上“相对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被告席的是同样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波普，问题的起因还是双方争论究竟是“范式”还是“证伪”（用客观事实反驳理论假设）是科学的常态。库恩在辩解过程中认为，科学家同时具有革命性和保守性的两副面具，在科学范式的转换过程中应该借助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这就是考虑到了科学革命并不是一个无停顿的直线过程，相反，波普的科学“是永远革命”的口号，倒像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东西。野家启一指出：“如果科学一开始就是革命的连续的话，那么，就没有称之为“科学革命”的必然性了。”（第１７４～１８１页）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看法。库恩所认为科学家的两副面具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存在，而且也可以看成是范式论本身局限性的一个注脚，库恩后来解释“范式”需要借助心理学等人文学科来解读这也是非理性主义可以藏身的地方，所以逻辑实证主义对库恩的批判并不冤枉。
       １９６９年，库恩本人在《结构》一书增补的《后记》中针对人们对他的批评和误解说到，“我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结构》，第１８４页）他最后的工作基本上是在范式转换期的“理论选择”、“相对主义”和“不可通约性”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在野家启一看来，库恩的努力并不成功。例如在范式的理论选择问题上，库恩说到，科学家在选择理论时，“不可能塑造成与逻辑或数学证明完全类似的形式……只有在双方发现对制定好的规则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时，他们以前的协议才不再足以作为证明的基础，辩论才会不可避免地采用科学革命时期的方式继续下去。这种辩论是关于前提的，它借助于劝说作为证明的可能性的序幕。”（《结构》，第１７８～１７９页）野家启一指出：“我们敏锐地发现了最后出现的‘说服’（劝说）这个词，在这里能够嗅到一股非理性主义的气味吧！”（第１９７页）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科学争论前提的时期，争论双方都无法借助逻辑工具指出对方的错误，例如牛顿力学的信奉者和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争论。“说服”（劝说）这个字眼本身可以说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批评库恩非理性主义思想的一个极好的靶子。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野家启一为库恩申辩是多么地为难！
       在“相对主义”的问题上，库恩是一个不承认有唯一绝对真理的科学哲学家，这是他与逻辑实证主义，也是与波普主义不同的地方。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不是朝向终极真理，而只是“向想要知道的事物进化”，科学进化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如果我们这样看待范式转换问题的话，那么批评库恩是相对主义者的人的确是缺乏根据的。在库恩看来，科学向真理接近（例如波普的观点）的说法在本质上还是西方传统思想的东西，是具有神学色彩的玩意。野家启一猜想，如果说库恩反对把科学看成是累积的、不断逼近绝对真理说成是相对主义的话，那么他就是心甘情愿成为相对主义者。（第２０４页）我是非常同意野家启一的这个看法的。
       在后现代主义当中，文化相对主义是一个主要的内容，支持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就是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也正是“不可通约性”的概念激起了科学界对库恩的讨伐和“审判”。其实库恩的说法自有他的道理。所谓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在库恩那里有三层意思，一是范式之间的标准不一致造成的不可比性；二是新旧范式共同的术语部分的重叠，但是内涵可能完全改变，造成了范式之间的无法沟通；三是新旧范式之争可能是在不同层面进行，所以科学家在同一点、同一方向看到的可能是不同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家会终身抗拒新的科学真理的原因。（《结构》第１３３～１３７页）库恩的这个范式是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解释科学发展的一般现象，如果不越出学科边界，一般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这的确是“库恩主义”饱受攻击的核心。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野家启一解释，库恩原来的“不可通约性”是指科学家不能同时在两个范式下面工作，范式之间的翻译存在着沟通障碍，他主观上还是要解体科学进步的辉格史观，只是他不小心把范式问题扩展到了世界观层面，这就凸显出了“不可通约性”“谋杀”科学的问题。（第２０７、１４９页）我认为这个辩护也不成功。实际上，“不可通约性”否定的不仅仅是范式无法“翻译”的问题，它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维也纳学派建立“统一科学”的理想，而这种理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梦想的东西，在宗教和信仰、神学、绝对理念、终极真理、乌托邦等等之中都可以发现它的踪影。范式的不可通约实际上就是宣告科学的真理性、客观性、逻辑性以及科学方法本身是一个相对主义的问题。所以库恩此论一出，不仅仅只是捅了一下马蜂窝，而是如野家启一所说的那样，炸毁了整个科学的偶像。
       “不可通约”之妖一旦跃出了潘多拉的盒子，就是库恩本人也毫无办法控制，库恩在１９６９年增补的《后记》中对“不可通约性”补充了不同团体之间可以由翻译沟通，最好是团体成员自己做翻译的说法，他认为这个翻译还是要用原有的世界观看待所翻译的东西，如果他采用新立场，这就相当于心理学中的格式塔转换或者是宗教的改宗。但是他理智选择了改宗，不等于他就消除了困惑。（《结构》，第１８３页）一句话，库恩认为格式塔转换或改宗之后，“不可通约性”仍然存在！正因为如此，被认为是线性发展的现代科学在库恩极具破坏力的“范式”理论面前显得措手无策。对于人们的误读，或者说就是有意的误读，库恩本人曾想修补范式理论，也没起多大作用，以致有人指出，“当现代范式和世界观的含义和效应已变得过于明显时，许多科学家便突破过去时代的老框框，坦率地放弃了他们培根——笛卡尔——牛顿主义的遗产，拒绝机械而倾向于有机论，把科学看成一种在其中理论、隐喻、工具和科学实践共同组建其客体的一种建构，从而放弃了科学是提供纯粹的客观真理的自然之镜的观念，在科学中呼唤一种奠基于非决定论、非连续性、混沌、复杂性和熵的后现代转换。”（斯蒂芬·贝斯特等：《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９３页）这还只是反映了库恩的范式观念对现代科学的冲击，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警告人类在追求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时还是小心为上。我们可以想一下，“不可通约性”一旦用于人文学科会有什么威力吧。例如在政治、经济方面它会为保守主义，反全球化的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在人类学研究上会强化文化相对主义，例如人类学家吉尔兹（Ｃ．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２５～）就说，不同的文化之间不需要理解；在民族关系上则会有伪民族主义抵制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等等。这些反应都裹胁在后现代、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它们都是可以用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武器的。我们现在还看不出已经超出科学哲学范畴的库恩主义哪些东西是积极的，哪些东西是消极的，但是在总体上，它们保守的价值取向还是可以看清楚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是现代思想史的一部杰出著作，库恩在书中最初讨论的是“范式”问题，当他发现科学家在范式改变之后，所研究的世界与他以前的世界“不可通约”、而且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而只能用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方法予以解释之后，“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他的晚年基本上就放弃了“范式”问题而转向了“不可通约性”问题的研究，所以《结构》一书也被看成了后现代社会的奠基性著作。野家启一在为库恩的范式论申辩时，重点并没有放在“不可通约性”的解读上，作为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罗蒂的弟子，这恐怕是有意为之，不然还真不好解释他为库恩恢复的名誉究竟有什么意义。我认为把库恩当作“新科学范式”或者说“后科学范式”创造者的形象，远远要比一般科学哲学家的形象有意义。野家启一本人在《库恩》一书中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如果说福柯的《词与物》的目标是‘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的话，那么，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目标就应该是自然科学的考古学了……在痛击‘知识’是持续不断进步这种流行观念上，二者的一致决不是偶然的。”（第１２７页）这或许可以证实我的猜测。我想，野启家一说的这种非偶然性就是二十世纪以来发生的各种现代性的危机，它迫使库恩和福柯从各自的角度来挑战传统的话语霸权。而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这种危机还要一直伴随着人类，所以从解构现代性上讲，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影响恐怕也只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可以与之相比。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切为库恩的“范式”申辩的话，都显得无力和多余。
       （《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版，１４．００元；《库恩——范式》，野家启一著，毕小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版，１３．５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