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这个字眼颇为流行，几乎无一事无一物不以文化名之，大自传统文化，次及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下至风筝文化、金鱼文化、斗鸡文化、垃圾文化、烟文化、厕所文化，等等，等等，真是沸沸扬扬、漪欤盛哉(只是还没有人敢于提出吸毒文化)。既然什么都是文化，那其实就成了文化什么也不是了。
这就要问文化是什么了。据说，古今中外关于文化的定义在五百种以上。张岱年、方克立两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主张文化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狭义的文化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这后一点很值得重视。有位先生更给文化下了一条定义：“一种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或者说文化是文明发展的意识形态部分。”此说先哲与时贤多有论列。不过，定义中的“观念形态”或“意识形态”似乎可以换成“精神”或“精神生活”。“意识形态”一听起来，就让人想到成体系的理论。然而广大人们的精神生活或生活中的精神部分不见得都受意识形态的指导或浸润，有些恐怕还谈不到形成了什么意识形态，也许意识形态要比一般的精神生活高一个层次吧。差不多被人忘了的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里提到了一个社会结构的公式：
(一)生产力的状况；
(二)被生产力制约的经济关系；
(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由经济所直接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
其中专门提出了把人的心理列为一个层次，这是值得研究的。
文化既不只是意识形态，而文化又不等同于一切社会生活。我想，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它主要以文字和语言的形式散布、传承（还有图片音像、形体动作）。此外，文化还有物质形态的表现、制度形态的表现和社会群体生活的表现，不能说，物质形态就是文化，像生产，衣食住行等，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但它可以是文化精神的载体，可以具有一种文化的内蕴，但是，不好说物质生活就等同文化。像中国古代的三合院和四合院，它是一种建筑形式。为什么中国过去建筑采用了这种封闭性较强的形式，除了它作为木构建筑在符合安全、防风沙、保持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等等建筑功能的要求外，还适应了中国传统的宗法礼教观念，便于安排家庭成员的居所，使内外、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换句话说，三合院四合院之所以如此，是有其传统文化的内蕴的。文化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这类载体去发掘它们的文化内蕴，而不是仅仅简单地表述这个载体。我看过一些关于××文化的书文，往往只是陈述××这个文化的载体，而没有发掘它的文化内蕴，以至饮食文化成了食谱，盐文化史只见盐不见文化。也许，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差别就在这里吧。
由于把一切都当成了文化，那自然地就会有了文化至上至高无外，文化决定一切的思路，而有了文化至上至高无外，文化决定一切的思路，也就自然地认为一切都是文化。前些时听了一位茶文化研究者的发言，说是有儒、佛、道三家之茶。和尚之茶，名为禅茶，饮茶的种种举动，如茶具、烹法、饮法等等，无一不是禅机佛理孕化而来。我不懂禅，也不懂茶，但怀疑是禅机孕化为茶饮，或茶饮天生就具禅机。回来翻了一些书，知道茶本野生，初被视为药物，两晋南北朝时，开始成为一般人的饮料，唐宋以后，流行全国。和尚也未能免俗，而且更有过之，尤以唐中期以后流传开来的禅宗和尚为最。和尚要朝暮课诵，还要坐禅，坐禅要求敛心专注，不得倾斜委倚，更不能昏昏欲睡，最好是“彻夜不眠”，实在不轻松。禅宗兴盛，还要谈禅，有时言辞激烈，呵佛骂祖，大喊大叫以振聋发聩，声音之不足，还要形之于肢体动作，包括拿棍子打人(所谓棒喝)和翻筋斗、拿大顶之类，能量消耗，实在不少。那时的和尚是“过午不食”的，晚来不免热量不足，精力不继。僧人又戒酒，那就只好一碗一碗地灌茶，求个“水饱”，兼收“能去昏沉”(敦煌卷子《茶酒论》)之效了。唐卢仝诗云饮茶的极限是七碗，“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简直就要羽化飞升了。可在唐朝和尚有一天饮茶四五十碗甚至百多碗的，还有长年以茶饮当食的，即连碗里的茶叶也一同嚼吃咽下，大破卢仝的饮茶极限。茶树最宜在南方丘陵及浅山地段种植，这种地方也正是兴建佛寺的好去处，寺僧又常自己种茶，不愁茶叶供应不上。于是植茶、制茶、择水、煎煮、饮法渐渐讲究起来，并且形成了若干规范与制度，即所谓的“茶礼”。例如：禅僧早起洗漱先饮茶后礼佛，饭后先饮茶再做佛事。坐禅时每焚完一炷香都要饮茶一次，还要定时击茶鼓敲茶板集众饮茶，专设茶堂供僧人饮茶和招待官员、檀越、尊宿、诸方名德之士(《百丈清规》)。各种节日礼庆还有专门名目的茶饮，如“奠茶”、“戒睹茶”之类。寺院有知茶僧、茶头专司茶事，小沙弥入寺先学烹茶，“十一辞亲愿出家，手携柢榼学烹茶”(敦煌卷子《淄门百岁篇》)。佛法的广被也离不了茶，寺院门前有专施行客的茶水。法会喝茶免费。僧人喝茶也不限寺院，《
封氏闻见记》载唐开元以前：“南人好饮茶，北人初多不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师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禅宗的传布，茶饮与有力焉，而和尚成为推广茶饮的先锋了。原先，僧徒重视饮茶，不过推崇其有“三德”：一是坐禅时通夜不眠；二是满腹时帮助消化；三是茶为不发(抑制性欲)之药，完全是从其对身体机能的作用着眼。但《大乘起信论》云“色心如一”，禅宗更主万物皆有佛性，连屎橛也不例外，何况茶叶。而且“心即是佛”，于是唐宋禅僧打机锋常以茶为名。唐末五代从谂禅师有次对一切问题均答云“吃茶去”，就是有名的一例。禅心悟自吃茶，那真是“茶禅一味”、“茶佛一味”了。日本高僧明惠上人，更是倡茶有“十德”之说，除去对身体机能的功用外，还加上“诸天加护”，“父母孝养”，“恶魔降伏”，“朋友和合”，“正心修身”，“烦恼消减”，“临终不乱”等禅学道德的内容，简直是成佛证道，舍此莫由了。张弓先生说：“两晋南北朝以后，茶的采制和饮用逐渐程式化；中古时代的种种理念，也逐渐人为地融入种茶、制茶和饮茶，被附以强烈的人文性，成为形式独特的茶文化——茶道”(《汉唐佛寺文化史》)。理念人为地融入茶饮，遂有禅茶，恐怕这是茶的物质属性以及佛门环境引发了茶的禅味。茶以载道，茶以成禅。这比禅机创造禅茶或茶天生就是佛理禅心之说，要顺遂多了。儒茶道茶，想来也是这样吧。
又有一次打开电视，正播放一个关于中华文化的节目，一位女士讲中国古代建筑之所以主要是木构，盖因“东方甲乙木”，木色青绿，属阳，具有轻灵、清新、温暖、向阳之特性，故木构建筑为中国文化之体现云云。有位作者为一本《中国古代建筑与周易哲学》的书作序时说：建筑要容于易这个大框架之中来进行经营。中国古代何不大力发展砖石建筑，真正原因要到要到易这个大框架中去找。例如：
东方——太阳升起的方位；
青色——植物生长的颜色；
春天——一年四季之初始；
清晨——一天的开始。
这都分配到五行中的木类（木气）里，充满光辉灿烂朝气蓬勃的内涵。自然是阳气的体现和生命之所在。用木盖房子也是阳气的体现和生命之所在，古人把活人用的住房称为阳宅即此理。
我想中国古代建筑诚然主要是木构，但那真是“古已有之”，从文明开始前已然如此。至于中国古代建筑何以主要是木构，建筑史家的看法是当时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木材易得，而另一种建材——石料较少而成材率低，因此木材就自然地成为中国建筑自古以来所采用的主要材料，一直沿袭下来，成为传统。至于“东方甲乙木”之类的五行学说，一般认为到战国以后才开始形成。把这种后出的思想加到“古已有之”的木构建筑上去，甚至认为“东方甲乙木”的观念产生了中国的木构建筑，这就好像给一个人戴上一顶帽子，合适不合适先不说，还要认为正是这顶帽子造出了这个人，恐怕有点匪夷所思了。由此可见，恐怕好些人是把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关系颠倒过来了。
前面提到，有人说“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个“一定的”很重要，文化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反映，而且是一定的反映。我想，这是说文化是历史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不是绝对的、永恒的、超时空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反映，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尽管未见得总是同步的。文化当然有它的传承、继续，也一定会有它的变化、扬弃、否定。也一定会有新的文化因素的产生、发展。
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是一个阶级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社会的经济的条件下的产物，不能不具有农业社会和阶级社会的特色。到了今天，中国已经迈入现代化的门槛，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是我们创造新的文化的基础和材料，但又必须发展和改造，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推进今天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