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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早知道余思牧先生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是“文革”刚结束不久，我鉴于长久以来对巴金先生的种种曲解、误解，决心写一本关于巴老的传记，这就是后来完成的《巴金评传》。就在这时，接得巴老寄我的两本关于研究巴金的书，其中一本就是余思牧先生所作的《作家巴金》。我在惊喜之余，为之折服。因为这是一本具有开拓性的著作，是海内外第一本关于巴金的传记，第一次把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和著作做了系统清晰的梳理，又有公允、客观、和独到的思想艺术分析。试想，余思牧先生写作此书出版时，正值1964年，也即“文革”爆发前夕，内地已是黑云压城，狂风暴雨来临，文化界人人自危，预感即将覆舟灭顶之际。虽说，余思牧先生寓居香港，那些极左狂人鞭长莫及，但无论如何，敢于在这样时候站出来，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向世人表明巴金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是会使那些人恼怒，不能容忍的。这种学术勇气、思想胆识，对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和鼓励。更重要的是，使我的写作有了一个现成的线索。我就像正在摸索前行的人，有了一盏灯照，而欣喜异常。我想，这位余思牧先生一定是一位不平常的人，可惜那时我还无缘拜识。
       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四五年后，1984年10月，巴老应邀到香港接受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我有幸跟随前往。余思牧先生正因病住在医院里，闻讯特地向医生恳请，准了假，两次来大学宾馆看望巴老。我也就在这时认识了余先生和他的太太余琦琦，竟一见如故，从此成为莫逆。我一直敬重余先生为我的师长。不仅是因他年长于我，且在学术上他是先行者，是前辈。我曾结识许多香港文化界的朋友，大家都很友善，互相也很随意直呼其名，惟独对余先生，相识二十年，我至今仍恭恭敬敬称他先生。因为我从心底，真诚地认他是我的师长。
       我第一次见到余先生前，已听巴老说，他本是很有成就的学者，著作多达数十种，在教育、出版、写作等方面已经成绩斐然；后来弃文从商，在商场上搏杀驰骋，也一样成为商界巨子。因此，余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带有一点传奇色彩。只是在后来长达二十年的交往中，我渐渐地感受到他内在气质禀赋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一位忧国忧民、耽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每次我到香港，必与余先生相叙。他讲国事、社会、文学，也讲内地改革、香港发展……纵横议论，倾心交谈，使我大开眼界，但更多的是他谈自己的文学研究、写作计划，他正在收集资料的情况；还曾有几次，他托我在北京寻找一些图书资料；这都使我深深感到他虽然身在商场，却未能忘情于学术。有时我听他感叹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虽有许多关于学术方面的想法，但终因不能脱身实业而实现不了，为之遗憾。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到内地、香港以及东南亚各地奔波往返，再加上他热情待人，宁可自己累些，时间久了，身体消耗太过，“每天都是如此忙乱，空下来时已如发水面包，完全没了力气。”(余思牧致笔者的信，1994．9．1)他的健康状况终于出现断裂。1995年和2001年他因病在加拿大、香港先后两次接受心脏大手术，但都奇迹般地转危为安，使他有再生之感，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幸运儿。每一次病愈，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1995年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若天假我以十年，当闭门读十年书，写十年文章，把自己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阅历、观感写出来，让后人看到中国社会、文坛和经济发展的某些过程、问题和特征，尽一个读书人说真心话的职责。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如今，在大病愈后不久写成的《作家许地山》的后记中，他又一次说：“我需要的是努力工作，为与我同时代的人们写出我想写和应写的作品，把我反复思考的、感受深切的……写出来，以作历史的见证，良心的倾诉，尽量使读者得到鼓舞、安慰和明白是非、分辨正邪，从而活得快乐些，活得清醒些，活得温馨些。”
       前年他来信告诉我，除了参与《香江文坛》杂志事务，正在理头写《作家许地山》，并托我帮着找一些资料。令我瞠目结舌的是，他竟那么快就把数十万字的书稿写了出来。
       余思牧先生从事的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许地山无疑是五四以来一位富有独特个性的有卓越成就的作家。但过去对他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这既有他本身思想比较宏富驳杂，艺术上也与世俗流行的文艺作品有所不同，属于异数另类，使一般研究者往往未窥堂奥就已却步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政治上的宗派主义、极端的教条主义把他看成“非我族类”有关。时间长了，他也就渐渐地为一般人忘却了。因此，余思牧先生的《作家许地山》也就格外引人注意。
       《作家许地山》对传主的身世生平有详细的考订和叙述，读者从这位作家生于忧患，长于飘泊、流亡，因台湾沦为日据，流寓广州、闽南、缅甸，而后又北上燕京大学，再去美国、英国深造，回国后先后又在燕大，然后是广州、印度、香港等地任教等经历看到他是怎样从一个五四闯将，成长为宗教学的学者，人道主义作家的；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饱经磨练的游学生活，又是如何影响着他的思想成长。本书对传主的家世，上至父祖辈，下至儿女近况，都有详细、扎实和新的考订，从而使读者对传主家族的历史脉络有总体的了解。这都是别的类似著作中所未见或少见的。
       其次，本书博采众说，广为介绍前人研究成果中的精华，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过去文化学术界是怎样评估认识这位作家的。同时余先生也有所鉴别取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譬如，本书在对许地山的一些代表作品作了详细的论列和独到的分析后，论述了许地山是作家、学问家、宗教徒的同时，又是一位爱国的民主战士，“他的个性是善良而复杂的，他的创作具有争议性，但具有独特个性和风格的。不过，他不热中于中国政党政治斗争的参与，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不趋时，不逐流，不左倾，不右转，在国民党、共产党之间保持着一种独立的、理智的存在，是他为人与为文特点……”再如，他说许地山“青年时期沉浸于宗教哲学的研究，立志要探索、弄清各种宗教的教义的异同，以寻求人生的真谛和出路。因此，早期基督教的‘宽恕’、‘博爱’思想和佛教‘忍让’、‘普渡众生’的教义，就与他从西方文化道德中学到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相贯通，渗透到他的散文与小说创作的主题思想之中。”但是，“他既有研究宗教、比较宗教的热情，却不带任何宗教的偏见去写作，却是很不平常、确切的事实。许地山研究宗教却不迷信或盲从宗教，为的是他相信各种宗教的教主都是人间的寻求解答人生难题的哲学大师……”像这样的精彩论述在本书中随处可见。
       许地山对宗教的涉猎非常广泛，而且有深入研究的成果。本书有专章详细论述许地山的思想和宗教学研究的精髓。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地山的特点，“他是儒，是佛，是道，是基督，他吸取众教派中的精神精华，可又不是儒，不是佛，不是道，不是基督，他排斥其中的糟粕。他只是一个甘于平凡又做出不平凡事业的、平和、谦厚、乐观、热爱人生、热爱友谊、热爱正义、热爱祖国的作家、学者和教授。中西文化道德观都在他心头流淌过，但没有能改变他的纯真、单一、独立、自主的心灵。”
       《作家许地山》一书议论纵横，文笔富有气势，分析散文小说，细致得当，独具艺术眼力，这都是余思牧先生历来的优长，也足见他的学术功力深厚之处。我期待着他将要完成的作家传记系列早日成功，但也诚挚地希望他张弛有度，达到健康与写作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