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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案悬谜》故事梗概：在被大卫执行死刑的前三天，记者贝茜被选中去做独家报道。她并不是很愿意去采访这个强奸杀人犯，从前的哲学教授。但是路上的遭遇和采访中获得的信息改变了她的看法，她开始怀疑大卫是被冤枉。贝茜收集证据来证实大卫清白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考验记者机智的过程，而贝茜最终成功地发现了真相。原来，大卫是一个呼吁停止死刑的“死亡观察组织”的成员，他们多年的呼吁没有效果，骨干成员康斯坦妮患绝症，大卫也因为被女学生的强奸指控失去教职。他们计划最后一击，就是将康斯坦妮的自杀现场伪装成为凶杀现场。贝茜找到的证据没有及时挽救大卫，但是她能够获得解脱，因为在这些作为证据的录像带里，大卫留下了真相。
       交待了诸多叙述背景后，大卫终于出现在贝茜面前；到故事结束时他还要向贝茜回望过来，这最后的一瞥是为了解开他施加给贝茜的所有悬疑。作为被选中参与事件进展的女记者，贝茜具有一切他们所要求的特征：她的著名媒体记者身份，尤其是，她刚刚为了保护采访对象隐私而宁愿进监狱里待了几天。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够彰显一个人对自己职业的认同和投入了。而对新闻理念的认同和投入，一向被视为建立媒体公信力的主要来源。建立了这样职业声誉的记者所报道的内容显然更容易为大众信任，更容易将他们说服。大卫需要的就是贝茜这样一个记者。
       贝茜在一段典型的独家新闻的披露过程中开始访问。大卫对贝茜说：“不要以为你对面坐着一个无辜的人，你要明白自己是在和一个犯有强奸和杀人罪的死刑犯交谈。”
       这个犯罪事实有待澄清的疑犯就这样开始接受他所选定的记者的采访，以自我定义的方式开始，强化贝茜的初步印象。他显然了解先入为主的印象对个人看法有着重要影响。他们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大卫极其有效地运作了这些信息——这个聪明的哲学教授，懂得如何将一件事情的意义在贝茜面前有效地放大——这是一个极有策略的传播过程：所有的信息释放都集聚在最后的三天里。大卫的律师向贝茜说，他们还没有开始反击。但反击是可能的吗?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一个记者，即使专业表现非常出色，她能够担负起在短短三天里找出大卫无辜的证据，还他清白，推翻已经成为定论的判决，在死刑执行前将他抢救出来的重任吗?
       开始的时候，这事件在贝茜心中并不具有如此分量，因为她根本不相信大卫无辜，而且对他有反感情绪。她进入的事件的开始也显得很诡异：一个牛仔从他们出发的时候就驾驶一辆破旧的汽车跟随在他们后面，犹如一个影子，带着似乎和死亡有关的阴森森的气息。贝茜在得知自己成为被大卫选中的唯一一个能对他进行采访的记者时所感觉到的自得与轻微逆反心理，构成了这个事件的情绪基础。作为洞悉整个事件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大卫了解他所选定的这个记者，现在她已经带着所有自身的特征加入进来了，而悬谜也一直只是她的悬谜。大卫设置的悬念在经历了好几年媒体炒作之后似乎已被人们置若罔闻，他将不得不以一种可能获得最大冲击力的方式，对这个制度做最后的一击。大卫放弃了律师对他的救助，把自己作为一个工具孤注一掷，以期获得靠常规反抗所不能得到的社会认同。
       在第一次访问之后，这个在贝茜的想象中犯了罪应当被惩罚的嫌疑人，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可能的无辜者。贝茜被带入故事，从她的采访对象那里发出的信息——内容连同他讲述的方式——有效地支配着她。在贝茜的看法发生改变的同时，记者追寻事件真相的职业本能和必要性就凸现了。贝茜在大卫的叙述中已经认为有一种被遮蔽的真相存在，那么寻找真相自然就是包括贝茜在内的坚守自身职业操守的记者们的本能要求，同时也容易唤起她们拯救无辜的责任。尤其是后面一个理由，它从未在故事中获得强调却是已然自明的前提，事实上，“拯救无辜”也支配了所有人的行为。正是因为如此，影片中“死亡观察小组”的成员们不惜以自己的死为代价，为那些死囚们争取保存生命的机会。而那些赞成死刑的人，也同样认为自己的选择缘于对社会的责任。
       认为大卫可能无辜，激发出贝茜追寻真相的动力，她的决心和能力即使不是毫无疑问，至少也曾在她为了保全被访问人的利益宁愿去坐牢的那件事中表现得相当充分。真相其实并没有贝茜追寻的那么复杂，真正的问题在于，此事为什么要借助贝茜。
       被媒体公布的宣判事件，其实是“死亡观察组织”成员们最后一次协同一致的行为。对于以下这三个人来说，能否达成在加州废弃死刑这个集体目标，这是最后的拼死一搏。患了白血病的康斯坦妮在面对他人死亡的时候还要面对绝症带给自己的越来越临近的死亡；由于依莲的行为导致的大卫生活的损毁已经不可能被修复；早已被边缘化的德斯迪似乎不可能也无意于重返主流社会，他住在垃圾成堆的破屋子里，开着一辆破旧的汽车，像牛仔一样跟踪贝茜。贝茜这时被引入事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大卫犹疑不定的心情，因担心向贝茜透露真相而有可能被免死，削弱了他决绝赴死的效果，因此，大卫要细致地设计自己的死亡经历，并借助贝茜将事件传播，并使得事件本身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最后一次聚集起公众的注意力。
       康斯坦妮曾经在呼吁取消死刑而不能，眼看着一个又一个死刑犯被执行判决的时候，指着墙上挂着的那些将逐一从肉体上被消灭的人的名字。向她的同事们追问：谁会在乎他们?这些乡下人、吸毒者、皮条客和精神病患者?在一个崇尚个人奋斗、认定这个世界为所有勤劳的个人提供了向上升迁和幸福生活的制度支持的社会中，因为违反行为规则被边缘化的人群显然将丧失被关切的可能。在讲究效率的社会背景之下，边缘人群显然已经被忽视。在这个教堂比酒吧多，而且监狱也比酒吧多的地区，贝茜听大卫复述了他们如何依凭宗教教诲呼吁人们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正义复仇的角逐和对理性、宽容呼吁，不只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在街头展开。死刑的正当性不断被置疑，但直到康斯坦妮死去，死刑制度在加州也没有被动摇。大卫的死同样没有使这个制度动摇。尽管大卫为废除死刑把自己弄成了一个无辜的死囚，希望将一个制度性的错误展示出来，但那些曾经和他争论过的行政官员，还在电视访问中振振有辞地为死刑和社会治安管理辩护。
       仿佛是为了得到旁证，在大卫的死亡即将到来之际，苏格拉底的死被提及。如果从前判决和处死那些人符合这个制度的规则和效率，那么，康斯坦妮自觉选择的死亡，并与大卫合谋把他也送到那些自认为对社会和秩序负有责任、赞成死刑的人们视为合理的制度当中被处死，则是他们将毕生奋斗所不能达到人类的宽容与和解这一难题转移，送到了所有目睹这一事件的人群面前，他们是希望利用人类的懊悔心和羞耻感使社会反思死刑的正当性，使那些在媒体的镜头中说起过大卫罪当该死的人，必须面对自己做出了错误判断的现实，在今后的日子承担良心的惩罚。
       影片中，哲学教授大卫只有一次在课堂上讲述哲学的机会；正在他引证拉康和欲望生活时被一个迟到的女生依莲打断。她说不能将欲望作为生活的依据，这将使生活本身落空。然而女学生依莲还是试图启发大卫的欲望：为了通过考试，我愿意做任何事……任何事。哲学教授似乎不信任地反问，任何事?是，任何事。
       在女学生重复中，大卫开始承诺：我将要给你一个好分数，一个很好的分数，只要你……他慢慢贴近她的脸，以一种充满欲望的姿式，贴近了她的耳朵，窃窃私语般地道出他的要求：只要你……学习。
       很快大卫就要为自己的敏锐聪明后悔。在当晚的聚会中，大卫知道依莲刚刚被开除，然而他没有表示抱歉的机会。依莲跟随大卫进入洗手间，宣布自己已经不是学生了。和放学以后空荡荡的教室相比，洗手间里几乎没有大卫回避的地方。依莲要求这个想要安慰她的哲学教授“不要拒绝我”。大卫已经醉了，但是还在本能地抵抗。依莲说：“求求你”。被依莲步步逼进而显现的欲望，并非像大卫在课堂中所讲的那样因为满足而消失，应依莲要求在做爱过程中大卫在她肩上咬下的齿痕和依莲指甲间留存的大卫的皮肤，在依莲随后的强奸指控中成为证据。虽然控告很快被依莲自己撤消了，但是事件仍然以谣言的形式存在，余音不断，最终导致大卫失去了教职。随后一系列事件将大卫彻底置于一种困难境地当中：他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妻子要求离婚，儿子也被带走。甚至他致力于其中的“死亡观察组织”也要排挤掉他。
       大卫告诉贝茜，他无从得知依莲的动机，是出于要讽刺教授的理性和聪明，还是出于报复。大卫曾经收到依莲的一张明信片，这个他已经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的女人说，我比你所知道的还要后悔。
       就这样，在贝茜第一次采访中大卫叙述了他的前科。这只是一次预演。
       在课堂里提到拉康的时候，气氛相当轻松。那时大卫说的是生存的问题，拉康的欲望理论被征引来论证欲望的无能为力。不足以提供生活意义的欲望只是在“建构”上无能为力，在损毁方面，大卫很快就要明白，未能有效抵制的欲望在“解构”上的无穷威力。依莲很可能因一时的冲动就将大卫的生活推人难以修复的境地。那些不断贬值的意义和欲望，让大卫这个一直奔走呼吁要求赦免他人死亡的人，逼近了死亡，死亡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选择。依莲的迟到打断了大卫的讲述，而后虽然还是在讨论欲望和生活，话题却转移到帕斯卡尔那里。帕斯卡尔谈论的真正的快乐源于对未来快乐的幻想这个说法在故事当中没有机会得到验证。大卫在理性和自我牺牲及要珍惜他人的规劝中结束了课程，然而手段和目的的角逐则即将开始。
       苏格拉底的名字和事迹被哲学教授大卫提到的时候，他正醉醺醺游荡在街头。酗酒似乎成了指控大卫的一种有力的旁证，他因此被更加彻底地边缘化。大卫和苏格拉底最大程度一致就是死亡之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自觉的选择。死亡并非不可避免，但是因为有了理想和目标，死亡可能成为一种策略的选择，成为他们最后的攻击手段。
       为了事件的有效传播的需要使得大卫要求贝茜的在场。将贝茜引入故事，可能是因为大卫丧失了对媒体的信任所以必须仔细甄别，也可能是因为他在越来越临近的死亡面前失去了对德斯迪的信任，他想要继续生存。信息一旦被传播就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就像他最先讲给贝茜听的关于强奸的嫌疑：一个来自女学生设计的引诱和强奸指控，即使已经撤消，也不能平息的谣言，恢复他原先的生活。大卫不能不考虑在哪里、通过谁、如何发送这个信息。如果他已决意赴死，那么这个最后的信息必须由一个认同他们价值的人准确地传递出来。因为死亡使这两个始终坚持要废止死刑的人再也没有呼吁机会了。
       按照约定大卫应在德斯迪的协助下生还，而德斯迪，这个有偏执倾向的边缘人，在康斯坦妮死后会彻底感到孤立，有可能步其后尘一起去死，这样就无法按照约定交出录像带。那么，大卫这一次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和使命，邀请贝茜的加入也在情理之中。
       影片为了符合视觉化的叙述规律，贝茜不仅仅代表了一个最后时刻加入事件的人，她也是观众参与事件的媒介。贝茜对大卫的认识经历了从罪犯到无辜者的转变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的论证，调动了她的智能、情感以及体力，观众的情绪和思考也始终与之同步。影片给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那些乌合之众对此案的出于无知，那么观众跟随贝茜的调查就能够摆脱无知和盲从。贝茜引领着所有从画面内外关注事件的人群，获得了康斯坦妮的死亡为什么会被伪装成为凶杀的答案。铁案不能回转，但悬谜不再是悬谜。
       通过贝茜的形象，媒体在故事里呈现为一种可以信赖的面目，所有的负面问题，都推给了那些接受信息的人群，错综复杂的报道让他们变成了“乌合之众”。这些只听信媒体的人，以“他杀了人，所以应当死”，“这样对待他还是仁慈的”……等等直截了当的简单理由，构成了保留死刑的民意基础。面对乌合之众接受信息不加思考的特点，大卫不得不考虑媒介传播的策略。他所能够做的只有选择一个有声誉的受人尊敬的记者，来见证他的职业生涯被毁掉之后的冤死。
       在访问过程中贝茜逐渐建立起她对于这些人的印象，关于大卫，关于大卫的律师贝里约，关于康斯坦妮，关于德斯迪，最终是关于这个故事。大卫已经把自己的整个意图清楚地告诉过她了，在最初他们的面对面时，他就说过，他要贝茜了解他的生命是怎样开始，又如何结束。为了把贝茜深深引入事件当中，大卫对贝茜展示了被拯救的渴望，直到最后一次采访时，大卫从容不迫地结束讲述，他的渴望才还原成为讲述过程中的情感策略。他告诉贝茜：我并不是要你来拯救我，我只是要你告诉我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怎样的人。
       一旦在采访过程中认同了大卫，贝茜的情感也就产生了偏移。贝里约已经警告过她，他是大卫的好朋友，他的律师。但是贝茜和助手发现了他并未争取将大卫从死刑判决中抢救出来，他所做的事情似乎和援救大卫背道而驰。贝茜一旦企图救助大卫就不可避免要对贝里约有所误解了。
       因为汽车的故障，找到证据能证明大卫无辜的贝茜不能及时赶到大卫行刑的现场，她听到了来自现场直播中公布他的死讯。大卫知道贝茜将为意料之外事件的发生而没能拯救他感到内疚，这内疚将缠绕她使她不得安宁。所以他让贝里约将他儿子的玩具寄给贝茜。贝里约在便签里写着，大卫要把这个给你，因为这是还你自由的钥匙。贝茜拆开玩具绵羊，她发现了录像带后面部分：在康斯坦妮自杀的现场，大卫也在，他走过去，在套住康斯坦妮头部的塑料袋上摸了一把，留下指纹。大卫透过屏幕望向贝茜，他是无辜的，但死亡出于自己选择的自觉，而不是因为向贝茜的呼救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然后大卫熄灭了屏幕的光亮——事件制造者自己来结束了生命，也结束了这个极端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