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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今年10月14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刊载了《让学者回归学者学术回归学术——访日本文学专家叶渭渠先生》一文，至少有三十个朋友向我打听，文中所说的那位“向上汇报”，说有人“为军国主义分子翻案”的，“自命为头号日本文学专家”的人物是谁。我告诉他们，他是李芒。我认为，李芒真有些“神通广大”。就我而言，预先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即使晓得了，并且认为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不宜开，也不知道该向谁汇报，才能把它取消。几周来，我打了不少电话，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1995年，十卷本的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包括叶渭渠在内的中、日、美三国文学者拟订于9月27日在武汉召开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叶临行前，社科院领导问了他两个问题：1．这次会议，是否涉及中日关系问题?2．有没有日本记者参加?叶都做了否定的答复。因此，院里未表示异议。时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的李芒得悉此事，向有关部门做了汇报。26日上午，主办单位被非学术部门的一个处告知：目前中日关系很微妙，会议必须“推迟”举行。实际上就是取消。据悉，日本记者曾纷纷给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德纯打电话，问及此事。他回答说：“请前来参加会的中美日学者各喝了一杯清茶，然后请他们走人，其他无可奉告。”
       李芒已于2000年10月30日去世，十年前拿这个大主意的有关部门领导，恐怕也换了人。然而，即使没有李芒和有关部门出面干预，在中国召开三岛由纪夫国际研讨会的可能性，在2005年比1995年更加渺茫。翻开报纸，这样的大标题比比皆是：《小泉招徕强硬少壮入阁——本次小泉内阁的主要成员均支持参拜靖国神社》(《解放日报》，2005年11月1日)、《日美全面加强军事一体化》(上海《文汇报》，2005年10月31日)。
       其实，既然是中美日三国学者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完全可以在美国或日本本土召开。檀香山(火奴鲁鲁)是美国夏威夷州首府和主要港口，1941年12月，该市和附近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受到日军偷袭。因此，夏威夷大学或许是开这个研讨会的最佳地点。日本呢，应该在广岛召开。日本的战争狂人以为只要摧毁了美军的太平洋舰队，美军就无力干涉日本的侵略计划了。结果是，不出四年，无辜的广岛人民遭到原子弹轰炸。三岛由纪夫却在《尚武之心》一书中扬言：应该砸烂广岛那座刻有“安息吧，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了”的慰灵碑，否则日本好不了。不知这位日本作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文革”期间，三岛确实和川端康成、安部公房、石川淳一等一起发表“为了维护学问艺术自由的呼吁书”，抗议“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我们原有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然而，自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起，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侵华战争，此起彼伏，他为何屁也不放呢?下面，我从2005年10月19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所载马嘶撰写的“日寇炮火下的中华文化厄难·结语”《振兴中华的文化机缘在战乱中丧失》一文中援引最后几句，以飨读者：“然而，不论是有识之士们的梦想、希望、志愿、计划，还是他们做出过和正在做着的伟大事业，在1937年下半年日军大举入侵后，便一股脑地中止了，断裂了，破灭了。由适时的机缘引出的一些宏伟计划，也不得不在逆风暴雨中转舵，改弦更张，另做打算。或者，无可奈何地推迟了，停止了，夭折了。因为，从日军凶残地炮轰南开大学、恣意烧毁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与大屠杀同步进行的南京文献大扫荡等罪恶行径不难看出，日寇不仅要占领中国，还要肆意摧残和消灭振兴中华的文化基础。就这样，许多由天时、地利、人和凝聚而成的振兴中华的文化机缘，由于强敌的入侵和野蛮摧残、而被断送了，丧失了。”
       萧乾于1946年从英国乘船返回阔别七年的祖国，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逗留了个把月，6月5日，在中国海上写了《劫后的马来亚》一文。他跟当地华裔记者广泛接触，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就是李炯才，生于1924年。八十年代初，我们住在天坛南门时，他偕夫人来看望过我们。那时他任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1983年，我陪萧乾赴新加坡参加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的活动，承蒙他尽地主之谊。1984年至1988年，他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1985年6月至1986年6月，我作为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在日本东洋大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这一年，见过李大使暨夫人好几次，听他们阐述过不少对日本的见解，受益匪浅。他用英文撰写的《日本：神话与现实》，由张卫、傅光明译成中文，于1999年4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第十章“防御和重新武装”中有一节是专门谈三岛的，六年后的今天读来，针对性更强了。我在这里把“切腹的三岛，狂热的武士道”这一节全文照录如下，以敲敲警钟。第一章绪论的最后一句是：“历史可能重演”。读罢此书，就能明白这话绝非耸人听闻，而是一位智者的经验之谈。我希望此书能再版。
       切腹的三岛，狂热的武士道
       在日本，极端歧视还不是一个能影响国际社会关系的严重问题，它只是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的一个内部问题。日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坚信武士道精神和皇家行政体制能够复活的右翼狂热思潮的膨胀。
       日本社会在七十年代出现衰落与腐败的迹象。一个能以英、日语表现出魅力和智慧的文艺评论家、很有希望得到诺贝尔奖的作家三岛由纪夫在日本自卫队东部军总部的露台上切腹自杀，那天是1970年11月25日。他戏剧性的自杀并未能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他得到的是那些带着极大好奇心观看他切腹自杀的年轻军人令人震惊的嘲笑。
       三岛是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爱国者，他痛恨民主，民主对他来说好比是软弱的女性；他痛恨和平宪法，崇拜天皇；他渴望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化。1967年，他用1个月的时间秘密受训于自卫队，1968年，组成约100人的私人武装“楣之会”，宣誓效忠天皇。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他相当富有，投入了2000万日元用来管理他的小型军队。
       对三岛来说，战后民主改革对正变得越来越软弱的年轻一代产生一个有害的影响，他认为民主制度正在剥夺年轻人的成熟；他对军服、剑和战争艺术有着强烈的欲望。
       在他的孩提时代，祖先为武士的三岛虽对三十年代发动政变反对统治阶级的年轻官员没什么兴趣，但钦佩他们那种壮丽的、没什么区别的爱国主义。在《英灵之声》一书中，他流露出对天皇的内心情感：“如果天皇不是一个神，神风敢死队的飞行员之死岂不是毫无意义。”
       切腹自杀前，他向聚集在下面的士兵发表演说，提出反叛和推翻政府，使天皇和日本重新回到天赋的位置上。他袒露腹部，按自杀惯例，水平方向切了一刀，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想自己所期望做的事情，然后才向他的嘱托人(帮助剖腹自杀者减轻痛苦的人)示意砍去他的头。这位嘱托人没有过砍人脑袋的经验，结果砍了三次才使三岛完全身首异处，刀刃也受到严重损坏。
       尽管在1970年，三岛可能遭到年轻军官的嘲笑，但在今天，他二十多年前的自杀举动却对人们产生影响。他的自杀使许多日本人开始考虑他们
       的责任和在社会中应起的作用。一个叫“新右派”的组织提出一种潜伏在比较保守的日本老人心中的思想体系。新右派发言人宣布，他们将对国家的冷漠和物质主义及漫画书籍的流行表示关注，他们指责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得了软骨病，心灵苍白，轻易为个人最初和最不值一提的挫折而自杀。
       三岛没有白死。在东京蜡像馆中可见到三岛的塑像，人们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作家模样，而是塑成一个手持长剑的裸体武士形象——这正是他所希望被人们记住的一点。在他死后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人们不是去读他的作品，而是进行柔道和空手道示威。
       三岛在自杀遗嘱中提出一个要求，想要一尊他自己的等身铜像，竖立在能看到富士山和大海的地方。他的家人于是打造一尊由东京雕刻家创作的与他等身的三岛裸体雕像，他们将它安放在三岛所向往的地方。
       人们常说，三岛在自卫队中发现了日本精神最精粹的表述，他被特许在军营里训练他的私人军队。
       为了纪念三岛的死，持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家和评论家矢桥英夫与一个右翼学生团体一起成立三岛由纪夫研究会。该研究会在发起书中写道：“日本历史已退无可退，传统遭到忽视，武士精神丢失殆尽。在这种史无前例的堕落的现代，日本民族在隐忍真实愤怒的这些年后，终于要爆发了。”
       发起书接下来说，研究会将为激起人民的爱国热情尽一切努力，并将反对那些指向天皇的革命……在自卫队之外建立一支国家军队，保持建立一支军队的基本原则，并将增强日本民族的荣誉精神。
       三岛经常批评性地谈起日本社会。他曾写道：“1876年后，日本人在道德上开始衰落，竟颁布禁止男子佩剑的法令……除非每个人都有这种随时随地拿起来福枪挺身而出的精神，否则在未来的紧要关头，日本将陷入一种可悲的境地。”他认为战后社会已变得腐烂了，因为“它失去了军服”。在东京街头，我的确很少看到穿军服的士兵，因为军服已变得罕见，且被普通日本人痛恨。
       三岛对现代文学评价很低。他曾写道：“日本现代文学是患失眠症的人、神经过敏的人、软弱无能的人、丑恶的脂肪堆积的人、癌症和胃病患者、感伤主义者和半疯狂的人的乐园，能战斗的几乎没有。”
       三岛是从武士道中熟悉文学的。1967年，他写了一篇散文，题为《我与<叶隐>的密码》。他说：“出鞘的日本剑在不曾砍过什么东西和什么人之前不应该入鞘。”他所表达的意思几乎在几个世纪前就被武士头领说过了。他熟记武士道伦理，坚定信仰教导人们如何去死的武士道。
       《叶隐》讲得最多的是“当一个人被迫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抉择时，重要的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死”。这样的话怂恿了三岛的行动，并形成他的心理基础。他经常勉励他的读者公民献出生命，收复天皇失去的荣誉，并废除战后的日本宪法。
       三岛事件最使人受到震动之处，也许是他流露出许多对英雄主义行为和传统有偏好的日本人深切的反现代主义情绪。人们用“崇高”、“美”、“漂亮”和“纯洁”这类形容词来形容三岛的切腹自杀。
       三岛的行为实际上受到财阀和执政党领导人如中曾根的重视，中曾根感到拥有核武器并重新变成军事强国才是日本的核心问题，只有这样，在超级大国面前，日本才不用低三下四。
       三岛没有白死。他的自杀在许多日本人心中点燃了对日本重新武装起来的渴望，他的自杀提醒年轻人不要被颓废的西方文明软化，他的死在想复活国家主义精神的人们中间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三岛从他的坟墓中能看到日本已经重新武装起自己，变成一个军事强国，受到由众多国家组成的国际大家庭的重视，并作为“维持和平部队”开往柬埔寨，他一定非常高兴。
       这是许多日本人的看法。
       三岛事件只是日本飞向右翼民族主义的开始。
       维尔高尔的《海的沉默》和三岛由纪夫的《忧国》
       ——作家笔下的德日军人之差异
       《海的沉默》是一部两万六千字的中篇小说(赵少侯译，作家出版社1953年9月出版)，在中国，读过它的人不多。此书作者维尔高尔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阿拉贡、艾吕雅一道投身法国的抗德地下工作，并参加了巴黎地下出版机构子夜出版社领导班子。1948年，世界文化工作者国际联络委员会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建议召开世界和平大会，维尔高尔是七十五位签名发起人之一。他不仅为法国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斗争，同时也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
       《海的沉默》完成于1941年。法国当时正处于纳粹的恐怖统治下，书是秘密印刷并发行的。作者揭露了侵略者妄图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彻底摧毁法国国家与人民，提醒大家决不能让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得逞。书一出版，立即在群众手中流传，给法国人民的抗德运动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书中写了三个人。一个法国老人和他的侄女住在石筑的古老楼房里。该市沦陷后，一个德国军官住进了他们的房子。白天在德军司令部办公，晚上回到楼上的房间前，经常走进老人的起居室，说上一会儿话。侄女要么做针线活儿，要么织毛衣；老人抽烟，喝咖啡。他们对他保持着“海的沉默”，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德国军官自报家门，他叫威纳·封·埃勃伦纳克。老人一听就知道那不是德国人的姓名，遂寻思：难道他是耶稣教逃亡者的后代吗?
       军官统共在他们家度过了六个多月。通过他的自言自语，他们得悉他原来是个作曲家。他告诉他们，他曾经有过一位美丽温柔的女友，只因为她把咬了她的蚊子的爪儿，一根根地拔下来，他认为她的心太狠，从此跟她疏远了。然而，希特勒也强迫德国士兵一根接着一根地拔下蚊子的爪儿。谈起法国文学家来，他如数家珍：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对德国音乐家，他当然十分崇拜：巴赫、贝多芬、莫扎特……他诉说，跟他相依为命的弟弟，被纳粹改造成最狂热的人，使他深恶痛绝。弟弟真诚地对他说：“我们应该作千年的打算来建设：首先应该毁坏。”
       威纳看出弟弟是真诚的，而可怕也就在这个上头。
       全书中，豆蔻年华的侄女只开过两次口。威纳到巴黎去了两周，回来后，一个多星期没露面。由于他就住在楼上，老人和侄女能觉察出他的动静。有一天，老人为了橡皮轮胎的事去了一趟德军司令部，遇见了从自己的办公室踱出来的威纳。他脸色苍白，瘦得厉害。又过了三天，他拖着缓慢的脚步走下楼梯，轻轻敲门。老人认为他会像已往那样敲门毕就推门而入。岂料这一次，他等候里面的回应。老人没了主意，望望侄女。这当儿，外边又敲了两下门。侄女低声说：“他快走了。”
       于是老人用洪亮的嗓音招呼道：“进来吧，先生。”
       半年来，威纳不断地向老人及其侄女表明心迹，所以姑娘从他今晚的异常举止，意识到此番他是来向他们告别的。
       威纳由于爱法国，遭到纳粹党羽的谴责，他痛苦地将自己的决心向法国老人及其侄女和盘托出：
       “我要求参加一个正在作战的师团。这个要求已得到批准：明天我就可以动身了……动身到地狱去。”
       最后，威纳低低地说了声：“永别了。”
       他一动不动，等待着姑娘的回音。拖了好久，姑娘的嘴唇终于动了一下，老人和他都听见她说：“永别了。”
       
       威纳面泛微笑，离开了这座老宅。姑娘的话肯定会给他以慰藉，因为她最终对他的处境表示了体谅。
       自从五十二年前头一次阅读这本书，我经常想：“日本军人中，有威纳这样的军官吗?”1941年10月，就在《海的沉默》搁笔的那个年月，我在沦陷了的北平市四路有轨电车里目睹了丑陋的一幕：一个日本一等兵，一边怪叫，一边伸出左手去摸一位中国女学生的下身，右手呢，忙着解自己胯间的钮扣。全车的中国乘客都对他怒目而视。幸而他的同伴(上等兵，比他多一颗星)厉声说：“尤塞”(意思是“住手”)，制止了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尚且如此行事，如果让他住进古宅，他非把老人杀掉，接着将漂亮的侄女强奸至死不可。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写于1960年的《忧国》就是最有典型意义的武士道加色情的作品，赤裸裸地将他的人生观公诸于世。
       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军人在首都东京发动了一场震撼全世界的未遂政变事件。当月，日本举行国会选举，最富侵略性的立宪政友会未能得逞，令法西斯分子愤懑至极。为了加紧推行全面侵华战争，以野中大佐为首的一批皇道派年轻军官率领东京驻军第一师第三步兵团的一千四百多名士兵武装袭击警视厅、首相官邸以及其他行政长官官邸，杀死内务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藏相高桥是清，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受重伤，首相冈田启介幸免。叛乱分子占领三宅坂、樱田门、虎之门、溜池等地，向陆军大臣提出“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由于军阀集团内讧，政变失败。29日，叛乱被平定。十七名主谋及右翼分子北一辉、西田税被处死刑。然而这次叛乱使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更加趋向反动，翌年中日战争爆发。
       2·26事件发生时，三岛由纪夫刚满十一岁。这个早熟的天才少年由衷地感到“某个伟大的神死去了”。在他眼里，这些参加暴动的军官们“其纯洁无垢，其果敢，其青春，其死，一切都符合英雄的原型”。1965年，他把《忧国》搬上银幕，自编自导，自己扮演男主角。《忧国》的男主角是个皇道派军官，因故未参加暴动。暴动被平息后，却被派去处死跟他志同道合的法西斯军人。倘若他胆敢违抗，绝对是死路一条。于是他选择了在家剖腹自尽。光是一个男子汉剖腹自尽，没什么看头儿，所以加上了与其妙龄美妻作爱的大量镜头(当然，书里本来就是这么写的，影片忠实于原著)。1970年，三岛由纪夫在东京市谷自卫队东部方面统监部号召自卫队员起义，因无人响应，剖腹自杀。自杀前两个月(1970年9月25日)，《三岛由纪夫对谈集：尚武之心》由日本教文社出版。至1979年4月10日为止，已印到第十二版。内容也可以用“色情加武士道”来概括。
       《海的沉默》中的威纳和《忧国》中的军官，都是虚构的人物，窃以为，两者不同的命运多少折射出德意志军人与日本军人的差异。当然这仅仅是个案，不能笼统地指所有的德国军人与日本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