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尝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又，此文标题取自同书《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第362页)这一著名的论断，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或世界汉学领域中，不断被证实，如敦煌文献、汉晋简牍、内阁档案、外族遗文，以及近期的简帛佚籍、徽州文书等等，皆是典型的例证。学术研究在进步，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一直是学人努力的方向。在此学术研究进程中，一种“新潮流”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近二十年兴起的域外汉籍研究。域外汉籍研究所涉及的浩繁的典籍、广阔的区域以及有价值的问题，绝不在过去任何文献发现之下。在这门新学问逐渐展开之际，《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创刊并由中华书局出版。创刊号“发刊词”中指出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将扩大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赋予历史上的汉文典籍以整体的认识，进而改善与之相关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东亚史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等学科。”(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卷首，中华书局2005年版)鉴于这门新学问的重要价值，笔者于2005年8月21日就九个问题与《集刊》主编、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进行了交谈。这九个问题是：1．域外汉籍的涵义；2．“域外汉籍联合目录”的编纂；3．“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的状况；4．近代民族意识对域外汉籍研究的影响；5．域外汉文学研究状况；6．重要的研究机构以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计划；7．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8．张教授本人是如何关注并致力域外汉籍研究；9．域外汉籍研究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能成为显学。为求行文之便利，现将张教授关于诸问题的回答归纳编排，并补充一些他提供的背景文献，成此“准访谈记”。
一、何谓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是相对于中国本土所藏汉籍而言的一个概念，根据目前学术界的一般认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文书写的典籍，其中主要是出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文人之手，也包括一部分欧美传教士用汉字书写的著作；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有所谓的朝鲜本、和刻本、越南本等；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这批古籍经过近现代以至当代学人的海外访书，从杨守敬、黎庶昌、罗振玉、张元济、王重民、姜亮夫直到今天北京大学严绍盪等学人的努力，通过翻拍、影印或撰写目录等手段，多已为学术界所知见；而域外汉籍中的前两类，即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以及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大量存在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它们是域外汉籍的主体，目前所刊布整理者，仅为冰山之一角。
在此可从几种重要的目录略窥域外汉籍的数量。韩国的汉籍，仅以1981年出版的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就达三万三千八百零八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汉籍；日本的汉籍，根据岩波书店出版的《国书总目录》及《古典籍总合目录》的著录，即使排除其中的日文本，汉籍数量仍然惊人；越南的汉籍，以著录法国远东学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藏书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王小盾、刘春银、陈义编)来看，约有汉籍五千多种。此外韩国民间所藏汉籍，以及日本寺庙所藏汉籍，数量亦颇为可观。为查清域外汉籍的数量及分布情况，1986年9月法国科学研究中心暨远东学院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倡议编纂“中国域外汉籍联合目录”，此项工作极具难度，然意义重大，它是域外汉籍研究拓展的基础。目前似应先从各个国家或各个图书馆着手清理，而后进行整合。以韩国学者的工作为例，他们一是调查本国现藏汉籍的种类和数量，如韩国国会图书馆所编《韩国古书综合目录》(1962)，全寅初教授主编《韩国所藏中国古籍综合目录》(2005)，南权熙、黄渭周两位教授也计划用五年时间编成《韩国汉籍总目》。一是调查海外所藏韩国本目录，如沈喁俊《
日本访书志》(1988)、李勋相等《日本所在韩国古文献目录》(1990)、朴现圭编《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1991)、千惠凤等《海外典籍文化财调查目录·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韩国本目录》(2001)、尹忠南、金成焕编《哈佛燕京图书馆韩国贵重本解题》(The annotated cata-logue of Korean rare books at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2004)等。在中国大陆，学者们也做出许多成绩，如李玉编《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估计目录》(1995)、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1995)、严绍盪《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1997)，李仙竹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1997)、黄建国等编《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1998)，王小盾教授已与台湾、越南学者合作，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他还计划编纂《越南汉文古籍总目》。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些工作的次第展开，一个综合全球的域外汉籍总目的诞生，是可以期待的。
二、作为新学问的域外汉籍研究
与域外汉籍相对应的是“汉文化圈”，这是域外汉籍赖以产生和保存的空间。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邻接，朝鲜、日本、越南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受中国文化的浸润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日之交流，为人熟知；中朝之交流，更为密切悠久；而越南自秦始皇时代到南汉时代，将近一千一百年的时间内皆为中国的郡县，在越南史上称作“北属时期”，故其文化与中国交融最深。在二十世纪之前，汉字在东亚地区是一种通用、正大、高级的国际语言，正规场合的文字表现都用汉字，以历史文献而言，各国主要史书，如《朝鲜王朝实录》《吾妻镜》《大越史记全书》等也用汉字书写。然而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的衰落以及近代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兴起，汉籍逐步受到冷落，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更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对于朝、日、越学者而言，汉籍不是典型的本国典籍，例如一般意义上的韩国和日本的文学史，就把汉文学排除在外或仅占很小比例，除非专门写“汉文学史”。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汉籍”甚至也不能算作真正的汉籍，所以有的现代书目中将此类汉籍标明为“准汉籍”。而中国学者则较重视本土著作，对域外汉籍也多不涉及，例如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以及先师程千帆教授与程章灿合撰之《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实际上讨论的也只是中国人用汉语撰写的文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各国之间交往的增多以及学术观念的进步，域外汉籍逐渐成为各国各地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提出建立在中国所藏汉籍和域外汉籍基础上的“汉文化整体研究”。从1986年到1995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已举办十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第一届会议的议题包括“域外汉籍流传与出版的历史”、“域外汉籍世界收藏的情
形”、“域外汉籍的世界研究状况”、“域外汉籍的特殊内容与版本评介”、“域外汉籍与亚洲文化交流”，这些议题大致标明了域外汉籍研究的方向。相关的文献整理工作也在进行，比如在韩国出版了《韩国经学资料集成》145册，《韩国文集丛刊》也已出版340册，《韩国诗话丛编》17册，《燕行录全集》100册等，在日本出版了《日本汉诗》31册，在台湾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12册，《日本汉文小说丛刊》5册等，在中国大陆出版了《朝鲜时代书目丛刊》9册、《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2册等。目前世界范围内众多学者致力于域外汉籍研究，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会，一些研究机构亦以域外汉籍研究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对越南儒家文献的研究，台湾大学依据台湾“教育部”制定的“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于2002年11月设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藉由教育部经费的投入与校内外学者的整合，开展顶尖的研究课题，帮助台湾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该中心下设东亚文献研究室、东亚教育研室、东亚儒学研究室等分支机构，执行三大整合计划与八个核心计划；(参见“国立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4年6月活页介绍材料)在中国大陆，有不少大学的日本文化研究所和韩国文化研究所或其他研究机构，它们中有些涉及域外汉籍研究。专门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机构是2000年成立的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该所的成立以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创办，对这门新学问的推动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最近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其他一些著名的高校，也在酝酿成立相关的研究机构。总之，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正显示出方兴未艾之势，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大陆域外汉籍研究学人，多为中文系出身，但域外汉籍研究乃跨越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必须有其他如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等多学科的学人加入，进行一种高层次的整合性研究，才有望形成真正的学术突破。
三、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
域外汉籍研究以东亚所藏古代汉籍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追寻历史上汉文化圈的特殊价值及其意义；另一方面也藉此探究这一区域合作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汉文化圈”的过去与未来角度来看，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由域外汉籍可见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典籍是过去文化的载体，域外汉籍反映了汉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以及在此大语境中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文化的形成。在二十世纪，由于受到西方文化以及近代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影响，一些国家往往有意忽视汉文化圈在历史上的存在。其实汉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已经渗透至周边各国的民族特性当中。今天我们重视域外汉籍，是在正视历史，也是在寻根。汉文化传播至域外，在新土壤中亦有变化和调整。文化交流之目的不只在求“同”而重在求“通”，这在汉文化圈的文化交流史上，表现得相当明显。此外，汉文化圈的交流也不止在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譬如朝鲜和日本之间汉籍的流通，朝鲜和越南使节在中国的诗唱和等等，呈现出细节丰富的历史图景。
(二)开拓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域外汉籍研究有利于从整体上研究汉文化，中国是汉文化的主流，但仅仅从主流人手仍然不够；研究域外汉籍，可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了解各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特色。数量浩繁的域外汉籍，势必有助于学人开拓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此种开拓，在研究视野上是对问题的整体把握；在研究方法上是比较研究的切实运用。整体把握，是指对某一问题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发生的变化，以及在不同空间形成的特色有一全面了解；而比较研究，在域外汉籍研究中因为文字的相同、思想观念的近似，是相当重要并且十分适用的一种方法，陈寅恪尝论及语言学之比较，以为“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页)以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推之于在汉文圈内的文化比较研究，其理亦同。综合与比较的同时运用，可成为新学问中开疆拓土的利器。近现代日本史学颇为发达，日本学者也对他们的“东洋史学”尤感到骄傲，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与他们以东亚为一整体的学术研究视野密不可分。
(三)显现汉文化的现代意义。域外汉籍的研究，对于汉文化圈内各国而言，可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这门新学问具有国际性，闭门造车是难有作为的；近年来它的兴起与展开，正是各国学者学术交流的结果，《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创办，也为各国学者提供了一个“以文会友”的平台。在文化交流史上，过去中国是输出国，但是历经历史上的众多劫难，许多典籍和其他文化遗存在中国本土已难觅影迹，而在周边国家却有很多的保存，如是有“回流”现象。近期《南方周末》上有关于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的访谈，他对敦煌研究和敦煌石窟保护有相当大的捐赠，他认为敦煌是日本艺术之根，又指出中国文化在日本得到很好的保存，如唐朝的宫廷音乐在一千二百年以前传入日本，当时的服装和乐器都保存完好，日本一些寺庙的“松明节”祭祀，也是很早由中国传人日本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泉，希望有更多的日本的年轻人到中国学习它。也希望中国的年轻人到日本理解在中国已经绝迹的文化。[略]能不能使在日本保存的这些已经在中国绝迹的文化重新回归中国这个娘家，通过这个做法加深中日两国的相互了解?”(夏榆《平山郁夫：核时代的救赎》，见《南方周末》2005年8月18日，第26版)这是一种很有建设性的想法，域外汉籍研究的努力方向与此相同，即试图通过学术研究，为汉文圈内的东亚、东南亚未来的合作创造条件。
就世界范围而言，东亚文明是十分有特色且充满活力的文明。汉文化圈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人种、语言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但又普遍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人们内心的感受方式、宗教和道德的观念、知识的结构等等，往往是根据某种基本原则(如儒家思想)展开的。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随着中国和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崛起，汉文化的地位必然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如何消除对抗，平等对话，在此背景下对域外汉籍进行整体研究，除了满足学问本身的兴趣之外，对于人类文明如何更加友善地相处，最终实现保持多元文明的世界，必然会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
四、治学范围的拓展与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计划
张伯伟教授治学的领域主要在中国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已出版专著多种，如《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钟嵘诗品研究》《中国诗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等等，深获国内外学术界好评。那么为什么将学术兴趣转到域外汉籍研究呢?张教授指出这其实也是对原有治学范围的不断拓展。他第一次接触域外汉诗学的文献是1985年，当时在香港购得许世旭的博士论文《韩中诗话渊源考》，知道在中国以外还有大量的用汉字书写的诗学文献。1992年到日本京都大学讲学，便走访了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河合文库以及在东京的东洋文库、内阁文库、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和在名古屋市的蓬左文库等，收集了若干日本、韩国的诗学资料；1998年，又偕王小盾、张寅彭二教授一起访问越南河内，在汉喃研究院收集越南汉籍资料。利用到韩、日参加学术会议、讲学的机会，他陆续购置和复印大量域外汉籍资料，凭一己之力建立起有相当规模的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资料库。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也在进行，《中国诗学研究》第一辑“诗学文献学”有《韩国历代诗学文献综述》一文，第四辑为“域外汉诗学”；《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推源溯流法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选本与域外汉文学”及“域外诗话总说”诸节；现在正在进行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九至十八世纪域外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都是以域外汉籍为基础展开。这些研究，是顺着先前研究的学术理路进步和深入，是中国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拓展。
谈到域外汉籍研究所的研究计划，张教授指出将以域外汉文学研究为中心，兼顾历史、思想等方面，大略而言，包括三个系列：
(一)文献整理系列。域外汉籍研究，如没有文献基础，则为空中楼阁。以往有一些研究成果，由于文献不足，或浅尝辄止，或人云亦云。要使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健康发展，首先就要从事基本文献的建设。因此，域外汉籍研究所将文献整理作为其优先考虑的工作，目前已整理出版两种专刊：一为《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收录了日本五山版《
冷斋夜话》十卷、日僧无著道忠《冷斋夜话考》一种、日本宽文版《天厨禁脔》三卷、明抄本《
西清诗话》三卷、朝鲜版《
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十卷、明抄本《北山诗话》一卷。另一为《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九册)，全书共选录朝鲜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二十六种，共分为王室书目、地方书目、史志书目和私家书目四大类，对所选书目均撰有解题，对于有志于韩国哲学、历史、文学、宗教、语言学、目录学和中韩文化和交流与比较研究的学者而言，这套丛刊，乃案头必备之书。下一步的工作有：1、编纂整理《域外中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将收入二十世纪以前朝鲜、日本、越南学者对中国文学典籍的注释、评论之著，如《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四河入海》(苏轼诗注释)、《帐中香》(黄庭坚诗注释)等，初步计算，其总页码在两万多页。2、编纂《日本诗话汇编》(汉文卷)，以往的日本和韩国学者仅收集整理了约三十种，而《汇编》则有约九十种，大大超过了以往的规模。3、编纂《历代韩国辞赋汇编》；4、编纂《汉文学年表》。这些基本文献的整理出版，可为域外汉文学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专题研究系列。以文学而言，文学典籍的流传、文学人士的交往、文学读本的演变、文学观念的渗透、文学典范的确立等专题，众多的以及作家作品，是研究的重点。又如对于汉文化普及教育的研究，涉及到与中国蒙学传统的关系，各种启蒙教材的编纂及演变，官学教育、书院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关系等。再如明清易代之际、在朝鲜出现的大量遗民录，可以分析其华夏夷狄的观念。也能够补充过去研究在资料上的不足，更正在判断上的失误。比如流传在中国的佚名《明遗民录》，过去不知出自谁人之手，其实为成海应编撰，成氏还编有《宋遗民录》，皆收入其《研经斋全集》中。此外，朝鲜有不少私家修撰的史书，多秉承春秋精神，并多受朱子《通鉴纲目》体之影响，编年体发达，而纪传体很少，很有研究价值。从唐代到晚清，日本、朝鲜和越南都有很多到中国的日记或旅行记，著名者如圆仁的《人唐高僧巡礼行纪》、成寻的《
参天台五台山记》、策彦的《入明记》等。江户末期到大正年代的此类文献，在日本已经出版了《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而在朝鲜，自十四世纪到二十世纪，存在大量的《朝天录》或《燕行录》，其数量应该在五百种上下。在越南，则有《北行纪略》、《北使通录》、《往津日记》《北槎日记》《北行丛记》等。这些文献，是亲历中国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他们观察的视点和重点往往与国人不同，因而能够传达出某个时代的另一幅画面或另一种声音。将这些文献作综合研究，再将西方传教士写的中国见闻综合研究，最后比照综合，既可以编纂一部“国史外徵”的文献集，也可以形成例如“东西方视野中的中国”这样的研究课题。二十多年前钟叔河编有《走向世界丛书》，那么这套丛书可名为“世界走向中国丛书”。
(三)《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编辑。《集刊》是世界范围内唯一面向域外汉籍研究的高水准学术刊物，目前每年出版一辑。该刊的宗旨是“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理相绝；主张多方取径，避免固执偏狭”(见“发刊词”)。《集刊》提倡的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希望通过中外学人脚踏实地的进步，在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商贸、民俗、交通等方面取得切实的成果，促进域外汉籍这门学问在中国的发展与成熟。
在这次访谈结束时，张伯伟教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是一片全新的学术天地。”在《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发刊词”中，他也写下类似的语句：“在中国学术界，域外汉籍研究是一片刚开始耕耘的广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唤着一切有志于开垦的学人将自己的智慧与热情投入其中。”而王小盾教授在编纂《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时，将越南汉籍与敦煌文献类比，认为“一旦把越南古籍整理出来，用为学术研究的依据，那么它必然会像上个世纪的敦煌学那样，推动典籍与民间遗存的比较研究，冲击着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学、古代语言、古代学术、民族史等众多学科。显而易见地，通过一百年前的那个敦煌藏书洞，我们可以逼真想像越南古籍的性质和潜在影响。”(见王小盾《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序”，第39页)两位学人凭藉治学心得和学术感觉，想像域外汉籍研究的图景，这也许就是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说的“预流”。“古来新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域外汉籍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就已显出惊人之气象，“然此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无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65页，第69页)这是王国维在八十年前总结中国学术发现时说的一段话，今移用于域外汉籍研究，也很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