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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茶座]想读一部贬官流放史
作者:李国涛

《博览群书》 2005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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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历朝历代当政掌权者的风光看够了,我想读被贬谪者的生活状态。我指的大部分是文化人里的被贬谪者,因为以前的文化人多是官僚层中的人。我喜欢看他们倒霉晦气时的神态、心理、生活、思考种种。那时,他们是不是变得低三下四,或垂头丧气,或满腹牢骚,或痛不欲生?那是很有趣的。贬谪在封建时代乃是常有事。所谓贬谪,常是把官员调动到边远之地,或蛮荒之境,叫做流放或充军。官职也大大降低,受制于地方小吏。各朝代的办法不同,但大体如此。从屈原以来,韩、柳、苏、黄以至清代的纪昀、吴兆骞,还有林则徐,都被贬谪过,到东北,到西北,到海南。他们被贬谪之后常有好作品出来,就是没有作品,也有人品,供后人看。我很喜欢知道各朝各代,对官员的贬谪制度,以及被贬者的生活状况,这些事,在当时是悲惨,后人看来,却是极富文化意义的。我希望有学者写一部贬官制度史和贬官生活考。
       前两年读过黄庭坚的《宜州家乘》(收入《日记四种》,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篇幅不大,很快就读完了。作者是大诗人,大书法家,而且在这两方面都与苏东坡齐名并称,那日记自然好读。据说后来他这部日记落到后一朝的皇帝手里,皇帝一直放在案头玩赏。请想呀,那么好的书法,那么好的文字,真是“人见人爱”。为什么这日记叫家乘?家乘是家史之意,也许他以为这就是他们家家史的一部分吧。宜州在广西,那是黄庭坚59岁时被谪贬的地方,他第二年就死在那里。大约住了十个月,日记却大体不断,记了约八个月,所以很可宝贵。
       以前也不知他是否写日记,反正到了这里,他写起了。写时年事已高,没有浓墨重彩了,淡淡写日常事,融融写世间情,简明,好读。宜州的士人对这位名满天下的诗人,也还是好的。老有人送点吃的、用的;老有人来饮酒,下棋。这可不是小事。这使他的生活大有改善,也增加生机。不然怎么活?比如,“从元明浴于小南门石桥上民家浴室。与叔时棋,叔时三北。”我想,也可能那时有了个体营业的澡塘。后来,他与一个僧寺熟了,就常到那里去洗澡,不过也还是常去民间“浴室”。他当时已不食肉,因为哥哥来,开几天戒,平常还是素食。日记云,“步到崇宁(寺),采荠作羹”,又有“作素包子”。“郭戎送枇杷,甘甚;又送面两石”。“党君送含笑花两枝”。有一天,有人“寄大苦笋数十头,甚珍,与蜀中苦笋相似,江南所无也。”他曾写过《苦笋赋》,赞苦笋“小苦而反成味”。宜州气候多变,风雨不定。他记得很细。“中夜大雨达旦”,或者“入夜小雨彻明”。他是一夜夜地不多睡觉吧。有时记“天气似京师五月”,他想念开封了吧?有一则日记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忽然上级有令,说他不能住在城里或寺庙中,要搬到郊外。于是他搬出,住在一个不能避雨,不能遮风的破房里,很快去世。“文革”中的“牛棚”是讲集体放牧的,而在宋代则强调单独驯养。他原来就记过:“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他为自己调药呢。他大约是死于心脏病。令人尊敬的是黄庭坚的一位崇拜者范廖,他远从成都来,一直伴着黄氏到去世。我想他搬家是在五月初六。因为五月前19天的日记都不缺,只缺初六那天的,而且在初七的日记上记着一句:“自此宿南楼,范信中(廖)从之。”不过,关于此事,也仅见此一句,后来再也不说。读到这些,我也很难过。这也就是宋代的流放官员的生活一般。
       我不久以前还粗粗读过清代的《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对书后附录的《驿舍探幽录》极感兴趣。其实这是一份老老实实的监视密报。原来是光绪二十四(1898)年八月,河北省县级小官员王庆保和曹景郧接到一个严重的命令:“本日奉上谕,已革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着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束。沿途经过地方,着各该督抚等遴派妥员押解,毋稍疏虞,钦此。”这位“已革”的,也就是今天说的已下台的财政部副部长张荫桓,是清末的外交能臣,财政干员。书的前言里说,张氏是“戊戌六君子”外另一位因戊戌变法而死难的人物。他是广东人,与变法有牵连,当时未处死,迟两年还是被慈禧处死。且说两位小小县级官员接到这样的任务,不能不格外小心。于是他们逐日记下押送经过,并记下他们看到和听到的事。有些事是他们有意或无意(好奇心驱使)打听的,一起记下,以备上报,或为立功,或为讨好巴结,就不得而知了。这二位候补知县读过书,文笔好,且能诗,与张荫桓接谈也能谈得下来。命令上并没有让他们记下这些,但也许是出于谨慎,他们记下这篇《驿舍探幽录》。
       我奇怪的是,这个张荫桓是罪臣,为何还能这样张狂。请想,十三日杀了六君子,十五日早四点,张就出京,“奉旨发往新疆”。现在人以为当时恐怖气氛极浓,张荫桓该快些离京。不然。他到天宁寺还“小住二日”,来告别的有“数十百人”,“应接不暇”。连王、曹二官也十分惊诧他们的大胆。再看张氏的派头,“随行十余人,轿车七八辆……跟丁五人”。而且随时有南方北方来人探望,出入丛杂,简直“不可究诘”。何时行,何时止,张氏及其随从不听官方安排,自行自止。直到后来,王、曹无可忍,说:“我等系奉公事押解犯官,非来接待钦差者,何不守法度,自大乃尔!”后来才好了,也与二官随便谈心了。为什么?还是使了银钱。问到某一官员被捕后,花钱若干。答以六千四百金,张却说,他知道是八千金。二官乃说,其中有二成折扣,可不就是八千金了吗。张说,“余坐一日监,费钱一万一千有奇,可谓贵矣。”二官说,所以你才这么舒服。
       他们一路大体是沿着现今的铁路线,从良乡、保定、正定、获鹿,向西转到山西平定县交给山西官方,继续押解。到保定(当时省城)时,“两市观者万数,咸呼曰:看大奸臣……何如杀却,岂不省事……”这也是当时的一部分民众情绪。现在我们不理解,张荫桓这样的“犯官”,王、曹二位押解者初见面时还要便服长揖行礼,不跪而已。张所经之处,各地的县官州官还都要前来相见,并送一桌酒席。张有时收,有时还不收。这不知是什么规矩。也许怕他以后再出山?因为这种事也是多有的。但张的情绪仍然十分不平稳。有时高兴,赋诗,还有兴致收买旧书。有时,上面来文件催促行程,他误以为“其杀我旨意乎?”于是面无人色。二官“慨然出文令阅”,才解开张的疑问。类似的事不止一端。押解的人也为难,怕犯官在途中自杀,总是为他宽心,好言安慰。在进入山西境后,路不平,“张坐绿呢大轿,前有排军,后有护勇,刘政成冠晶顶蓝翎前导,以驼轿饬其侄乘坐,煊赫堂皇,较其出使时,殆有过之。彼迎者固不知避嫌,受者亦俨若固有,是可异也。某等三人俱坐棚大车,行石径磷磷中,头涔涔汗下,两手牢握坐板……”,这真是“可异也”。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一个上层官员,出入宫廷,作威作福已成习惯,突然下台当“犯官”,被充军,也才十几天,一时就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位置。但“制度”怎么允许呢?他到新疆又怎么过日子呢?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但这要专家研究出来给我们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