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顽固地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外语不好的人不会是一流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可以用法语创作，而且还通德语。《日瓦格医生》的作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以翻译谋生干了十年。托尔斯泰、普希金，这两位作家都会法语。契诃夫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海明威干脆常驻国外。中国近代叫得响的作家也一样，不仅懂外文，而且大多是“海归”。鲁迅、钱锺书、郁达夫、梁实秋，都在国外留学或游学过。连老舍这样专写老北京本土文化的作家，也曾在英国长期留学。什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话我就不信。《
红楼梦》怎么一出国门就成了弃儿?金庸笔下的武侠纵然是上天入地，也只能在华人圈内格、杀、打、扑。
或许我对单语作家的看法是错误的，所以我热切地期盼通晓外语的中文作家出现，以检验我的假设。王小波是得到公认的优秀作家，而王小波留学美国，英文应该相当不错。再看一位作家，看一位新生代女作家。一个叫丁丁的女作家写了本叫《生生不息》的小说。据悉，丁丁会做中、英文同声传译，想来她的英语不错。丁丁还在讲法语的比利时留过学，在国际上流窜过，想必没有见过彩虹也经历过风雨。
“中国式”丈夫
《生生不息》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不，是一个愤怒声讨爱情的故事，声讨爱情，更声讨婚姻。一个叫伊冬的美貌知识女子，嫁给了一个叫费思明的男人，在南方的一座城市过活。伊冬不满她的中国式丈夫。她是这样控诉的：“他吐虾壳，不对着骨碟。”“他的文法疙瘩文笔幼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以才子自居。”还有更恶的，“我打开家门。正伸手找吊灯开关，忽然客厅里传来嘿嘿的阴笑。”作者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那个中国丈夫的形象：自私、自大、贪婪、胆怯，而最难令人容忍的是“猥琐”。据说有些高手写小说并不直接描述人物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但即便小说中没有明讲，这个“中国式”丈夫已经为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獐头鼠目，贼眉鼠眼。如果小说有技巧的话，这应该算一个。
伊冬还有血泪控诉：“我自己已如残花败柳，但如果要孕育一个新的生命，我不要我的基因和这个平庸浅薄的基因混合，我不要新的生命被调教于狭隘自私的婆婆，我不要生这个怪胎。”恶毒但切中要害。我们为什么老是受凌辱?贪宫为什么层出不穷?我们为什么路见不平时噤若寒蝉，讲黄段子时却是那样时眉飞色舞?难道是雄性基因出了问题?贪生怕死并不可耻，委曲求全并不可耻——忍辱负重并非易事。但对勇敢的人不表示敬意，反到津津有味地讲黄段子，这就没有什么希望。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女子乒乓球队，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女子排球队，我们甚至还有世界一流的女子足球队。但如果大敌当前，我们总不能只派娘子军上阵吧?
《生生不息》谈爱情，更控诉“中国式”的丈夫，宣判婚姻的注定灭亡。但后一个是全球化的问题，前一个则是中国特色的问题。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虽然这一两类性质的问题很难区分。不过，《生生不息》的作者还不算前卫，谈了婚姻，批判婚姻也是在谈婚姻，控诉婚姻也还是在谈婚姻。前卫的作者是不谈婚姻的。恋爱是女人的职业，尤其是漂亮女人的职业，婚姻只不过是副产品。作者如此痛恨中国式丈夫，不知是否已婚或曾婚?外国女子奥斯汀没有结过婚，却也曾死死抓住婚姻问题大写特写。
“夜深忽梦少年事”
如果小说只写丑的一面，怕不会有太多的读者。《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再好，亦有人不愿看，就是因为鲁迅写的太真，画出了某些国人的丑恶嘴脸“惨”不忍睹。丑人就怕照镜子。还好，《生生不息》不是只限于骂娘，很快又为我们展现了抒情的场面：
最美的是花瓣落下来的那几天，整条笔直的小路上铺满鲜红的花瓣。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无棱和我在这条路上走，在一棵树下我站住，手指树权叫他看——那根树杈姿态曼妙，犹如观音的手。“记住，第五棵，就是观音。”我对他说，“这是我的私人发现，只告诉最亲近的人。”
“这是我的私人发现，只告诉最亲近的人”这样的相知，别开生面；这样的恋爱，彼此心同。“在一棵树下我站住，手指树杈叫他看——那根树杈姿态曼妙，犹如观音的手。”这是新生代的感觉，不同于“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更不像“看吧，镀金的天空，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回答》，北岛)。但比起邓丽君的“我有一个小小的秘密，一直埋藏在心里”，却是飒爽得多。
“夜深忽梦少年事”。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如果碌碌无为却又有所迫忆的话，那多半是两件旧事：初恋(如果有初恋的话)和大学的如歌岁月。《生生不息》的女主人公仍然处于从大学向社会转向的状态，人已经毕业了，但魂还留在校园里。这种状态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伊冬恋爱的校园是靠海的美丽校园——厦门大学的校园。那是一个可以大写特写的地方，也是一个发生故事的好地方。一个有灵气的作者来写一个有灵气的地方，当然是再好不过了的。可惜，《生生不息》的校园倒叙雪泥鸿爪，浅尝辄止，没有进一步展开。
死守缠绵
这是一篇贴在网上的连载小说。网络小说好在摆脱了出版社的束缚，作者可以直接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作品，天才作家不会因出版社眼拙而被埋没；而且网络小说的出现对出版社也有好处：作品已经在网上接受了读者的一次检验，让出版社判断书的销路有所参考，降低了风险。只是网络连载小说有神龙顾首不顾尾的问题，不断保持创新，但情节上有时不太合理。比如，《生生不息》中的伊冬在生活中有四个半男人：费思明(恶丈夫)、小震(大学同学中的暗恋者)、无棱(情人)、许良四(预备情人)，那个要扒灰的公公算半个。四个半男人中，小震对伊冬最痴情，但却死的不明不白，小说开场就死了了，似乎应该是一个悬念，是故事发展的一条主线，至少是一条较大的支线，可是他在书中的作用仅限于从阴间向伊冬供应情书，让人很不理解。
我以为，作家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以文字的创意给我们愉悦，以想象的空间给我们自由，因为，想象是最大的自由，一切自由由此而产生。在想象的空间里，故事情节是很重要的，比如《教父》就以情节取胜。对《教父》这本书，我们只问故事性，不问思想性。不过，好情节固然重要，却并非小说取胜的必由之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高见是，“作者不是为了读者才写作的，不是吗?但他必须稍加小心，切不要让读者感到不自在。我感兴趣是空间、光和对称。只有素材涉及到以上三个方面，才会引起我的注意。素材应当服从建筑师；素材并不是建筑师工作的动力。只有空间、光和对称才是他工作的动力。小说的主题不是情节。”伟大的作品并不一定需要高超的技巧。《傲慢与偏见》的结构非常精巧，但其作品并不在巨著之列。契诃夫小说的情节看似简单，但多是公认的伟大的作品。约翰·卡勒(John le Carre)的《间谍自寒冷来》(The Spy Coming from the Cold)是作者的成名作，再版时编辑曾请他修改一下情节上的矛盾之处。约翰·卡勒坚决不改，说情节上的矛盾是其作品光荣的伤痕。在这里，写作是作者把混乱的激情和思绪理清的过程，情节并不重要。
如果不谈情节，女作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奇制胜呢?有一个办法就是缠绵，缠绵，再缠绵。张爱玲的小说就很缠绵，《倾城之恋》《半生缘》，还有《十八春》，书名一个比个缠绵，即便吸引不了男读者，也能换取女读者的一掬清泪。有人说张爱玲不是缠绵，是死守爱情。那就是死守爱情吧。死守妇道可耻，死守爱情伟大。还有人说，美国电视剧《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很好，但那些倩女(如果能算倩女的话)身边的男人一个又一个。不过，电视连续剧与小说不同，一集便是一个故事。所以，四个单身女子还是一次只有一个恋人，还是在死守爱情，一灯一火一楼台。
缠绵是女作家的特权。男作家缠绵则注定是要失败的。首先，男人就不应该伤心，所谓“天涯路，江上客”，即便男人伤心了，也应伤的是另一种心：“共论穷途事，不觉泪满面。”
除死守缠绵之外，或许写侦探小说也是一个好办法，女作家可以充分发挥女性工于心计的特点。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莉斯蒂(Agatha Christie)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作品销路也不错。再就是儿童文学，《哈里·波特》的畅销谁不眼红?男作家尤其眼红。
《生生不息》出自女作家之手，但写得很大气，也许是过分大气了。女主人公伊冬要对付四个半男人，颇有点寡不敌众。何况篇幅有限，无法展开一对一的关系。小说刻画人物也应该讲究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当然，如果爱得过来，那不是一件坏事，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爱永远不是罪过”(Love can never be asin)。不过，男女主人公的定位是不同的，这点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致所有我曾深爱过的女人》是西班牙歌手胡里奥与美国乡村歌曲歌星威利·纳尔逊联袂演唱的主打重唱，红遍全球，经久不息。英文歌词很简单：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Who travelled in and out my door
I"m glad they came along
l dedicate this song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
这首《致所有我曾深爱过的女人》，不少人怕是横竖看起来都不太顺眼。1960年代，避孕药的出现推动妇女革命。但这仅仅是消除或缩小生理方面的不便，却不能消除男女生理上的差别。从生物学上说，男性理论上可以有许多后代，可以把种子撒遍大地，而女性能有的子女有限，所以必须慎重择偶，必须死守缠绵。
伊冬对爱情还有高见，说：“夏天谈的恋爱不作数，天热脑子容易发昏，等到了。”她还请来米兰·昆德拉帮忙，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发明了“性友谊”。不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女关系乱是乱，但主要还是一男二女的经典三角戏。男主人公托马斯有过的性关系不少，但在乎的只有两个女性，其余都是陪衬——不，只是道具。米兰·昆德拉很无奈，X不了蹂躏布拉格的苏联红军，X不了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X不了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就安排《难以承受生命之轻》的男主人公托马斯代为复仇，X了那个给勃列日涅夫鲜花的捷克女人。
一个没有男人的地方
伊冬找不到爱情，失望之余表示，“只有革命才可以真正地做到英雄和浪漫”。可是，对平民百姓，革命经常也就等同于离乱。中华民族近代是一个悲苦的民族，爱情和真情写在离乱之中，只有离乱才让我们见证到真情和爱情。“便相逢凄凉万事”，才能够“诉心期夜夜常携手”。我觉得，这是中国式爱情的定格。
朱生豪、宋清如演绎了中国离乱岁月最凄婉的爱情故事。钱锺书、杨绛以清流著称，但靠着做上大官的昔日同窗的照拂，住进了部长楼。而朱生豪真的是不食嗟来之食，只能隐居在江苏常熟乡下翻译莎土比亚全集。年青美貌的知识女子宋清如，居然能够死守爱情，死守清贫。当朱生豪贫困交加，三十三岁就逝去的时候，宋清如纪念亡夫的诗句是这样写的：
也许是你驾着月光的车轮
经过我窗前探望
否则今夜的月色
何以有如此灿烂的光辉
回来回来吧
这里正是你不能忘情的故乡
也许是你驾着云气的骏马
经过我楼头彷徨
是那么轻轻地悄悄地
不给留一丝印痕
回来回来吧
这里正是你眷眷的亲人
哦，寂寞的诗人
我仿佛听见你寂寞的低吟
也许是沧桑变化
留给你生不逢时的遗憾
回来回来吧
这里可以安息你疲乏的，心灵
“肠已断，歌又难”——离乱才有琴心剑胆，才有美丽凄婉的诗句。或许，这也是一种错觉。或许，离乱之所以有真情，是因为恋爱的一方或双方都死得很早，来不及背叛，也不用经历“长相守”的艰苦考验。但《生生不息》中的情种小震死的也很早，却并未赢得美人的芳心——死也算是白死。
不过，伊冬爱情的失败，恐怕还不仅仅是革命或离乱的问题。像这样一个秀外慧中的女青年(征婚广告语)，在爱情上却没有归宿，大概是因为她生活在一个被阉割的环境。在一个昏沉虚度、人人病夫的地方，有的只是男盗女娼，蝇营狗苟。在那样的时代，高尚的人、勇敢的人会被“太监”群起围攻，必欲除之而后快。
小说——哲学的简易读本
我总以为，小说是哲学的简易读本。退而求其次，语言至少要机智，道出我们的心声。《生生不息》有这样的语言：“人最幸福的状态，是自由而不寂寞。次等，是自由但寂寞；或者不自由也不寂寞，在这个层面上有最多的分流；最次，是既不自由且寂寞。”还有：“白头到老这回事，大概是忍出来的。而永结同心，则是背道的荒谬。”还有一针见血的诛心之论，“……经过‘文革’的人，又混迹于官场，再难堪的事情也会硬着头皮顶过来。他们的脸皮，比犀牛还厚。”
作者不时也借主人公之口说出几句入木三分的话。比如，伊冬规劝丈夫遵纪守法，但他却说：“你放心，只要舅舅在证监会不退下来，有人护驾。”可是，这里攻击不合情理。如果阅读法制刊物就会知道，今天的贪官通常是为情妇所累，为“爱情殉葬”，能想到妻儿已属不易，哪里会顾及外甥？
谁要是以为自己已经把人想的很坏了，那他就会发现人比他想的还坏。伊冬于扬眉剑出鞘了，“太监”一词终于骂出口了。如果《生生不息》的开题是“爱情”(现在博士、硕士都讲究开题，还有什么开题仪式)，那么“太监”二字就是点题。
“人生若只如初见”
小说能否广为流传，固然取决于小说本身的水平，但给人无限遐想的书名也可以为之增色不少。《生命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LifeBeing)、《间谍来自寒冷》(The Spy Coming from the Cold)、《丧钟为谁而鸣?》(To Whom the Bell Rings)和《永别了武器》(Farewell Arms)。这样的书名，谁说不是诗句?还有些书名很短，但叫的也很响。比如《老人与海》(The Old Marand the Sea)、《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iCatsby)等。据作者介绍，《生生不息》来自英文“Life goes on”，“生生不息”似乎强调的是生命的顽强，像是一位老者黄昏时分面对夕阳的自我安慰：我死了以后有落去的感觉，并没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气概。说来女主人公伊冬并没有什么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似乎谈不上生生不息的顽强。虽然离了婚，还有许多情人和候补情人，而且不仅人间有，阴间还有一位，还能读他生前没有发出的情书。我觉得这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人生若只如初见”极好!“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意思比美国电视剧《欲望城市》中的台词“汉堡的第一口最好吃”高雅。不过美国人的文化素养较差，有时比较粗俗，却也不失几分野趣。
“江山代有才人出”
不错，丁丁无论如何不算一流的作家。但谁又是呢?群体的萎靡必然导致作家个人的无奈。周梅森曾经写过一些话题比较沉重但故事性很强的小说，如《大捷》和《军歌》等。现在周先生已经改行专写更流行的反腐小说了，写的很是流畅，满足了我们窥测权贵生活的好奇心理。这些小说很好卖，但远比不上周先生当初的力著：《重轭》《孤乘》，还有《国殇》，那些讲述国人近代的苦难，鞭挞了国人劣根性的故事。尽管周先生转型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还是比较成功的，有的作家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比如，《有了快感你就喊》这样的书名也出来了。看了这样的书名我就想，一代作家已经江郎才尽了。
我们总是要试图对生命做新的尝试——能否有所突破、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则另当别论。即便对生命本身不能有所突破，我们对生活的诠释也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就需要新故事、新作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