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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印行的《顾廷龙年谱》(沈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有六类错误，今举例以概。
       一、人称混乱。作年谱者取材于谱主的自叙文字，摘录则当施加引号，撮述必须转换人称。第311页引用谱主日记中“屋漏浸水”云云加了引号，而同页的“乘道访李英年，承以陈嵩庆信稿散页赠馆”分明也是日记中语——只要看那第一身的敬辞“承”，不用引号，变成第三者的叙述了。第320页“钱锺书来，见借《谭仲修师友尺牍》一册”的“见”也是第一人称所用的，不可不打引号。第400页：“郭绍虞言，牟润孙已代达鄙意，可请替人，俟明日课后再定。”曰“鄙”曰“俟”，分明照搬了谱主日记中语，可为什么不打引号呢?
       二、文献疏漏。顾廷龙广交游，为作年谱者理当博搜广采。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61年8月屡记顾廷龙言行，两月后亦两见，即顾廷龙所谓“时相过从”，而这部年谱未着一字。第719页录谱主自叙与夏承焘相识于1939年秋，而按夏承焘日记，实为1939年7月29日。《郑振铎日记》记顾廷龙处匪少，如1947年6月9日、1948年1月1日、3月14日、5月29日、6月10日，作者皆未及。
       三、人名错误。看所附《人名索引》，知作者于谱主来往的人物并没下多少考索工夫。徐南屏、一帆就是徐益藩，作者一分为三了。王庸字以中，作者把他当两个人了。周节之就是周振甫，吴眉孙是吴庠，许潜夫是许炳塑，作者都不知。《人物小传》说是“以师友为主”，可有些令人费解，像索引里仅仅出现两次的王贵忱凭什么就入选了呢(作者所“不详”的早见于《夏承焘集》第七册第1061页)?而屡屡出现的朱子毅、任心白、袁帅南等倒算不上“师友”了。称沈剑知“解放后在海军任职”，显然没怎么动脑子一沈剑知为上海市文管会委员，后供职于上海博物馆。索引的疏漏自是难免：孙蜀丞条漏“48／2／3”，周节之条遗“47／5／10”，郑逸梅(第717页)不见于索引。
       四、书名错误。像第175页“商辑《王同愈遗稿》”、第311页“闻有《名人手札》若干册”之类并非书名。第219页的“承惠赠梁溪《顾筠及蕙生字册》”一句有三种错误：断句错误(顾筠、顾蕙生是无锡人)；不该加书名号；应打引号。第171页的“《小吾亭近刻》”也非书名，“小吾亭”是“小三吾亭”之讹，顾廷龙很可能指冒广生的《小三吾亭词话》。第329页的《吴董卿集》也不应加书名号，因为吴用威的这本集子名叫《蒹葭里馆诗》。第450、452页等几次出现的“《廿五史外编》拟目”应作“《廿五史外编拟目》”。第226、228页等的《涧於日记》、《涧於集》的“於”应作“于”。第193页《解春文钞》的“春”是“舂”之讹。第500页：“缴还《遍行堂集》，告以释淡归所作《水龙吟词》已查到”，应作：“缴还《偏行堂集》，告以释澹归所作《水龙吟》词已查到”。
       五、字词错误。“先君”是第一人称专用的，而作者笔下竟多次出现“先生先君”（第300、305页等)，就是“他的我死去的父亲”啊!第274页“李宣龚招饮，座有刘垣……及先生”，“及先生”赘误，昧于“招饮”之意也。第595页“唐弢有信致先生，请查杨世骥此人”，“此”当作“其”。这书错字真不少，看来不能归咎于打字校对人员。第271页“杜於篁”是“杜于皇”之讹。第416页“龚孝珙”为“龚孝拱”之误。第247页“牵卒”为“牵率”之讹。第252页“应有”是“座有”之谬。第268页“读书得见”当作“读书得间”。第303页“捋”应作“埒”。第340页“颂”是“领”的错误。第467页“真膺”是“真赝”之讹。
       六、标点错误。破句者如175页的“终日碌碌，不能安心，伏案奈何”，“安心伏案”遭破坏了。失读者如第716页的“承惠录音机久已想望，忽然得之”，“久”字前应加点号。第195页：“昨又检得胡适之兄辨正，是书之出于伪造若干纸，今补呈”，“是”前逗号破句了。第244页“听其成否?”问号误植。
       作文写书不是很简单的事，最好能在文化常识具备、学术识解卓越后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