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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创办之初，耀邦同志为杂志题写了刊名，这是对我们工作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本刊同仁一直引以为荣。今年11月20日是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本刊也已创办二十周年，我们刊发下面两篇文章，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耀邦同志与一些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或许学习更勤奋，读书更多，还真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立身行事，可说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假如每一个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活着的时候，都像耀邦一样关心国家和人民的祸福，都不顾一身安危去担负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马克思主义也就会有更高的声望，更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了。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人们常常在大人物的悼词中看到的，只觉得这不过表明一下死者身份的等级，没有个性化的色彩。对于耀邦，我宁愿称他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这可不是每—个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配得到的称号。
       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执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不言而喻，这就是把知识分子看作一种有待争取，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异己的力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个接着一个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镇反，肃反，反右，直到“文革”，知识分子都是重要斗争对象。到最后，知识分子被统称为臭老九。其中知名度高的，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此外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许多都被戴上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三反分子，五一六分子，现管分子……光是右派分子一项，中央文件中所公布的数字是552877人。加上其他各项，总人数当在百万以上。大批知识分子处在不见天日的水深火热之中。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才开始有所转变。为知识分子出力最大的，是耀邦。
       1977年12月10日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就立即着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历史性的工作。他遇到的阻力、抵制和干扰是不小的。为了驳倒“两个凡是”这种提法，耀邦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不管”，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表明了他过人的胆识。
       1978年10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几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耀邦对知识分子的了解、关心和信任。文件指出：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在现有知识分子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绝大多数，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过时。文件不但提出要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昭雪冤假错案的工作，还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在耀邦的主持和推动之下，几十年间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像六十一人叛徒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反右派斗争案……等等等等，就这样都逐一得到了平反。具体个案，戴煌写了一本《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已经是许多人都读过的名著了。
       我本人也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受益者。当时年幼无知，带着满脑子的幻想“参加革命”。没想到到了思想改造运动中就被开除了团籍，肃反运动中又当上了“老虎”，后来更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了公职，送去劳动教养了几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又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刑满释放，成了“现管分子”。由居民委员会管制，成了政治贱民。是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才使横加在我身上的种种恶名逐一除去，还了我一个清白之身。
       1982年我在北京遇见了李锐先生。长沙解放时我参加报纸工作，他是我们报社的社长，这时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老社长听我谈起几十年的经历，感慨甚多，要我把这些写给他。我写去了，他即加按语在中央组织部的刊物《组工通信》刊出，另外的党内刊物也有转载的。耀邦在党内刊物上看到我写的这封信，即作了批示，他是从我的“个案”推想到了另外还有不少知识分子的类似问题，批示大意是说：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些冤假错案，应该主动去解决，不要等人家找上门来才去解决。当时他这批示还颇有一点影响，我大约收到十来封不相识者的来信，诉说自己的冤屈，希望我帮助他解决落实政策的问题。其实我哪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别人呢?我能够做的，只不过是把这些信件转给有关领导机关，请求酌情处理。是在耀邦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气候之下，我转出的这些申诉信，大约也有一两封起到了作用，这是当事人写信告诉我的。
       耀邦重视和信任知识分子，关心其工作条件，我还可以举一件我所知道的小事。那是听刘雪苇先生说的，他说他给耀邦写了封信，谈他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他对出版社工作方式的想法。耀邦在这信上所作的批示对他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大意是说出版社的业务应该由总编辑作主，别人不要去干预。雪苇很兴奋地把这一批示告诉了我，我听了也很觉兴奋，因为那时我正在一个地方小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正深为一些不相干的干扰所苦。
       1989年4月15日中午，我和几个朋友在长沙又一村餐馆小聚，座上有李冰村兄、数学家侯振挺兄和北京来的于浩成兄，一共六七个人吧。大家漫无中心地随意闲谈。正说着，一位新闻界的朋友走过来，告诉我们耀邦当天逝世的噩耗。我们都震惊了。接着的谈话中都是表示对他的敬意和怀念，并决定发一唁电。我简单写了几句，由在座的各位签了名，发给中央办公厅转耀邦家属，也不知道仙的家属收到没有。在这份唁电中，我们就是称他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今年隆重纪念他的诞生九十周年，我也稍稍有了点宽慰之感。我也深信，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必定越来越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