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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尔·吉布森的《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在全球引起广泛讨论。耶稣受难，按《圣经》的说法，是说耶稣作为上帝之子，甘愿背起十字架，以他的身体和血，洗脱世人的罪。耶稣于三天后复活。如果我们将耶稣复活和作为人子的身份的真确性暂时存而不论，只视他为一个殉道者，那么作为一宗历史事件，耶稣受难，到底有何政治和哲学含意？
       西方历史上有两个人的死，影响深远。一个是耶稣，另一个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视为西方哲学之父，是当时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但却在公元前三九九年，被实行直接民主的雅典城邦的五百零一人大陪审团判处死刑，罪名是亵渎诸神和腐蚀青年人的心灵。而耶稣则以亵渎之罪被罗马人和犹太祭司判钉十字架。就此而言，两人都死于宗教上的不宽容。
       如果我们稍读《圣经》，便会发觉那些祭司和法利赛人坚持要处死耶稣，并非出于嫉妒，而是耶稣直接挑战了他们的政治及宗教权威。耶稣传道，吸引了大批信徒。他亦对当时的祭司文士进行了强烈批评，并呼吁信徒不要效法他们。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后，更以一介平民之身，声称他便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犹太人的王。这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耶稣直接挑战了他们的统治权威。尽管耶稣有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之说，但在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中，这种妥协的可能性不可能存在。耶稣不但必须死，而且必须死得残酷无比。只有如此，才可杀一儆百（除了耶稣，当时也有其他人自称弥赛亚），确保他们的统治。我们知道，钉十字架这种残忍的刑罚，是罗马人专门用来惩治叛乱者的。罗马总督彼拉多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种文字在十字架上写上：“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并非事出无因，而是要恐吓民众：不要效法耶稣，否则这便是你的下场。
       就此而言，耶稣的受难，并非特例。耶稣之前，耶稣之后，东方西方，有万万千千的异见者，死于宗教不宽容。所以，单单指责犹太人杀死耶稣，或以为这是由于犹太人的民族性使然，都是偏颇之论。以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为例，它便通过宗教裁判所，将无数他们眼中的异端活活烧死。所以，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宗教宽容为什么这么难。宽容，被视为一种德性。但宽容的概念本身，却存在一重两难：一个人要宽容的对象，恰恰是他在道德和情感上最难忍受的东西。宽容作为德性，既非对他人的行为和信仰漠不关心，亦非持一种价值相对主义的态度，而是说宽容的一方虽然手握权力，并深信自己信仰的真确性，但却克制自己，容忍异见者的信仰自由。
       对于一个排他性极强的一元论宗教来说，宽容实在难以想像：如果关于真善美的知识，关于灵魂不朽和死后世界的问题，均有客观无疑的普遍性答案，真理只有一个，而我信奉的宗教恰恰掌握了这种真理，那我为何还要容忍那些无知的非理性的邪教异端？为了他的好，难道我不该用各种方法诱导他，规劝他，甚至必要时惩罚他处死他？更何况，这些异端会随时腐蚀他人心灵，败坏社会风气，破坏社会团结。因此，为己为人，宽容都是不智。
       由此而来的悖论是：要避免耶稣受难的悲剧，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宗教宽容，容许人们有信仰自由。但一个宽容的社会，恰恰和按耶稣教导而建立起来的一元性宗教产生巨大张力。宗教宽容的理念，只在经过十六世纪路德、加尔文等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百年的宗教战争后，才慢慢发展起来。其中最重要的突破，是政教分离的原则。洛克对此说得十分清楚：“下述这点是高于一切的：即必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这种经常性的争端，即以那些关心或至少是自认关心人的灵魂的人为一方，和以那些关心国家利益的人为另一方的双方争端，便不可能告一结束。”（《论宗教宽容》）
       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自由主义的重要源头。政教分离并非要消灭宗教。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便指出像美国这样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同样发展得欣欣向荣。政教分离包含两重意思：第一，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不应诉诸于任何宗教信仰。规范社会合作的政治原则，不应建基在任何特定的宗教之上。第二，宗教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务，它关怀的是个人灵魂的拯救，国家和法律不应介入其中，而应尊重每个公民的选择。
       对自由主义来说，宽容的基础，乃出于对人的尊重。体现这种尊重的，不在于一个人的信仰是否真确，是否与我同一，而在于我们承认每个人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具有理性选择一己的信仰及赋予其人生意义的能力。这种普遍性的道德能力，使得每个人均应受到平等尊重，享有同样尊严。这是现代平等政治的基础。宽容的悖论，在这里似乎得到解决：我虽然对你的信仰深为反感，并相信那是错的，但由于我视你为平等的理性的道德主体，因此我尊重你的选择。一个多元宽容的社会，从而变得可能。
       当然，一旦将信仰从人作为平等自由的道德主体中分离出来，对于传统宗教的冲击是无可比拟的。首先，在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中，每种宗教均须接受自由的优先性。诚然，每种宗教从其自身的观点看，仍然会坚持其信仰的真确性，但却不能以此为由，要求国家运用权力强迫他人信奉。一个国家，必须尊重个体的自主独立和选择的自由。
       我认为，人类历史走到这一步，是个很大的进步。我们接受，无论一个人持什么信仰，无论这信仰多么离经叛道，只要不伤害他人及侵犯别人的权利，便该受到宽容。这个观点看似平常，但在耶稣的年代，却是难以想像。宽容之所以可能，是由诸多历史条件造成。第一，我们早已接受政教分离的原则；第二，我们活在一个相当世俗化的世界，接受信仰是私人领域中的个人选择；第三，我们尊重个人自主。用密尔的话，个人的选择未必最好，也未必对，但只要是他选的，我们便应尊重；第四，我们重视个人权利。信仰自由被视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具有优先性；第五，在信仰问题上，很多人倾向多元论或一种温和的怀疑论，不再认为信仰是惟一及绝对的，又或相信救赎之路只有一条，反而倾向多元共存。最后，我们逐步发展出民主制度，通过一个彼此认同的程序，解决种种社会争议。
       须留意的是，活在这样一个彻底世俗化的世界，并非没有代价。当宗教从公共生活中退隐，当信仰变成无可无不可的个人选择时，宗教便很难再像以前那样，给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基础。对很多活在资本主义的现代人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只有不断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但这显然并不足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的兄弟》中的话：“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毕竟，我们除了面包，还需要活得有意义和有价值。马克思认为，宗教纯是一种解除现实痛苦的鸦片，当有一天生产力高度发展，面包遍地，人类得到真正解放时，宗教自然会随之消失。但我反而觉得，面包愈多，宗教也许便愈不会消失──无论它的处境多么艰难。
       我以上的讨论，假设了耶稣是一个被迫上十字架的殉道者。但按《圣经》所说，耶稣是清楚知道自己的命运，并且甘心背起十字架的。这似乎意味着，耶稣本来可以选择不受难。但既然他选择了，我们便有必要问，他的动力从何而来？这是一个理性的抉择吗？最主流的解释，是说耶稣清楚知道这是上帝的命令，也只有如此做，才能赎清世人的罪。既然上帝代表绝对真理，耶稣当然应该绝对服从。这个解释既预设了上帝的存在，亦预设了耶稣知道上帝的心意。但情形未必如此。如果我们读一读较早撰写的《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会发觉耶稣在临死一刻，曾大声地问：“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由此可以推断，耶稣对于他的选择，多少有所疑惑，甚至失去信心。如果耶稣并不百分之百肯定自己将会复活并得永生，而他本又可以不用上十字架，那么他的选择，理由何在？
       这个问题不易答。我个人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是由于耶稣对人类的爱。耶稣相信，他的死，一方面可以彰显他对世人的爱；另一方面可以唤醒人们学会如何爱人。这种选择，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其他例子。晚清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便是这样，他本可以不死，却有意识地选择了死，希望借此唤醒国人。但耶稣的爱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完全普遍的无差等的爱。他不是爱某一个人，某一种族的人，而是爱世人，爱人类本身。他似乎有种超凡的慈悲心，立于尘世之上，以一种奉献的精神，关爱世人。耶稣不仅如此要求自己，也如此要求他的信徒。所以，他在回应什么是律法诫命中最大时，他说除了尽心尽意的爱主以外，第二便是“爱人如己”，他又称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我甚至觉得，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因为在世间体现爱上帝的最具体方式，便是爱人如己。一个不爱人如己的人，谈不上敬爱上帝。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耶稣为什么非要选择上十字架来彰显他的爱？这是问题的关键。主流解释认为只有这样，人的罪才能得到赦免。但这令人费解。为什么耶稣的死，能够赎别人的罪？难道耶稣一死，那些杀害他的人的罪便可马上得到赦免？这不仅不可能，也不公正。另一个解释是，耶稣所洗的是人的原罪。原罪的解释源于《创世记》中夏娃受蛇引诱偷吃禁果，从而能分辨善恶的故事。但这解释实在过于牵强。我们总不能说，知道善恶本身是一种恶，因为知善恶明是非本身是一种能力，而人是可善可恶的。再说，即使耶稣的死能洗清人的原罪，也不能赎回人们在人世间所犯的罪。退一步，我们亦可以问：上帝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如果他要赦人的罪，直接赦免不就行了？先要耶稣死，又要他复活，并展示给人看，这不正是耶稣一直反对的那种要以奇迹来使人相信的方式？
       我个人的理解，耶稣所说的罪，是人性中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或他所称的心里的恶念。“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苛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马可福音》，第七章）耶稣清楚看到人在世间犯的种种恶，但人似乎对此既不自知，亦没有信心有能力将此改变。人就像中了魔咒一样，周而复始，一代又一代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活在恶（罪）中，人无从得到解脱，也无自由可言。尽管如此，耶稣必定又同时乐观地相信，一个人无论犯了多少恶，人作为人，其人性中必定有些高贵的品质或神性，足以克服这些恶。只要人能自觉地实现这种品质，人便得救。
       答案在于爱──爱人如己。
       耶稣当然相信人有爱的能力，但世人欠的是他那种普世式的无私的爱。他借着他的死，清楚地示范给世人看，人可以有这种能力：你不仅能爱自己，爱你的父母妻子，爱你的邻人民族，还能超越一切等级关系，平等地不求回报地爱所有的人。就此而言，所谓耶稣借他的死洗脱人的罪，并非说他的死抵消了世人的罪，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罪，最终要由自己来赎，方式便是像耶稣那样爱人。如果人都能像他那样去爱，人便能克服人的无力，体现人作为人最高贵的品质和价值，赎回人的罪，并回到上帝身边。
       只有爱人如己，人才能真正自由。而当人人能爱，人间即天堂，天堂即人间。
       耶稣通过他的钉十字架彰显的大爱精神，在人类文明史中，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佛陀也是对人充满悲悯，但他看到人的苦难的因，是人无穷无尽的欲望。因此，解脱之法，是努力消除人的欲望。马克思认为，人间冲突的根源，是由资源短缺造成。只有在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充裕，人人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阶级冲突才有望解决。耶稣诉诸的却是人的爱的能力。耶稣受难的一刻，即使有所犹豫，我想他仍会坚持，或有理由坚持，他的死是有价值的。
       问题是，耶稣的受难，真能唤醒世人？
       很遗憾，人类彻底地叫耶稣失望。两千年过去了，人们还是在不断地互相杀戮，而且杀人手段愈来愈高明。令人感慨的，是他的受难之地耶路撒冷，在今天竟是杀戮最多之处。人们还是不断地追逐权力财富，用尽方法支配宰制他人。耶稣式的爱，不仅难得一见，即便是等级制的爱，在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用马克思传神的话，资本主义“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共产党宣言》）。在商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大多只有纯粹竞争性的利益关系。自利主义是常规，利他主义是变态。爱人如己不再被视为什么美德。恰恰相反，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使爱人如己变成完全非理性的行为。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有人或会说，这都是人的错，因为我们都不好好听从耶稣的教诲。但会不会耶稣一开始便看漏了眼，对人过度乐观，将人看得过高？他会不会看不到，他所彰显的大爱，其实只有他及一小撮的人才能做到？会不会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对再临大地的耶稣说：“你看看周围，自己想想，现在已经过了十五个世纪，你去看一看他们：你把谁提得跟你一样高了呢？我敢起誓，人类生来就比你想像的要软弱而且低贱！难道他也能够履行你所履行的事么？由于你这样尊敬他，你所采取的行动就好像是不再怜悯他了，因为你要求于他的太多了。”用英哲伯林的说法，人性是一块扭曲变形的木头，怎样的矫也不能矫直过来。（这句话源出康德“Out of timber so crooked as that from which man is made nothing entirely straight can be built.”）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实在太乐观了。他似乎相信，只要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便不会犯罪。这和苏格拉底的看法，十分相似，即善和知识等同。一个有知的人，绝不会行不义之事。但这显然错了。我不太相信，通过爱人如己，可以解决人世间的冲突。人便是人。我们要承认人的有限。我们只能在早已扭曲的人性上，共同努力，慢慢学会好好地活在一起──和他人，和自然。
       耶稣的受难，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让我们看到宽容的重要。而宽容，需要爱。一个真正能宽容的人，必须学会穿过人们信仰的差异，看到共同分享的人性，尊重他人的自主，体谅人的限制和软弱，并懂得欣赏多元的可贵。这里，不仅需要知，也需要关怀和恻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