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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虽已去世，可仍然活着。父亲的人品，他诚心诚意所做的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事，一些人是永存心底的。这见诸于他们的所言所写。我逐渐明白，自己对于父亲，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然而，随着时光流逝，父亲离去的日子愈久，他的音容反倒愈加鲜明地经常浮现在眼前；一些过去不以为然的小事，也愈让我看到其中的价值。
       我一直以为，从童年到成人，很少享受到父爱。我们见面少，说话就更少。他一年到头值夜班，我早晨去上学时，他才睡下不久；及至放学，他又上班去了。父亲对我是严厉的，严厉到使我觉得，他对子女是不公平的。我甚至下过决心，不在他跟前说话。因为，似乎在父亲眼中，我开口便错，说的话都有毛病。然而，有一次却出乎我的意料。大概是上初一时，班主任家访，偶然遇到了父亲，用学生的话说，还是“告了状”。后来我听说，父亲对老师说我看闲书一事发表看法，说，看几本闲书，也没有什么坏处。这对我的精神简直是一次解放——大人们的意见并不都是一致的；老师也有不对之处，而父亲也有赞同我的地方!此后，还有一些事情，他的态度也让我感到，自己有某种自主选择的自由。
       我对父亲的“学问”，常常抱着怀疑的态度。他几乎从未过问过我的学习。有时候，我也问过他一些政治名词，他却很少给过我明确的回答。当时，我总以为，不是我听不懂，而是他说不出。现在，我十分感激父亲，正是他的这种态度，使我很早就有了寻根究底的“毛病”，使我渐渐懂得，能出口成章的人并非都是有真知灼见的人；世上并没有那种事事明白的人；而仅仅以所谓定义示人真理，其结果往往使人走向谬误。
       我还要感激父亲的是，他给了我一种“平民精神”。父亲的“官儿”，可说是不大不小吧，可是，我从小在心灵深处，就以自己虽是干部子弟，却不以干部子弟为荣而自是。我看不惯那些坐小汽车上学的“公子”、“小姐”们。我常常愿意到大人是拉排子车、蹬三轮车的同学家玩。我觉得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比我聪明，比我知道的事儿多。记得有一次，有人说起父亲不该不送我们去干部子弟学校读书，父亲又严厉起来，说：“我就是不让他们上干部子弟学校。”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有一次半开玩笑地提起，父亲的孙儿还没坐过小汽车呢!谁知，父亲大动肝火，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是决不会让他坐的。”当时，我对老人急不择言的态度觉得有些好笑，但是后来，我愈来愈明白父亲的心。父亲恼怒的是封建遗毒所造成的社会上种种新的不平等。父亲不能容忍用这种不平等去污染孙儿纯洁的心灵。如是，孙儿几乎一次也没有坐过爷爷的小车。我感激父亲，他把平等精神留给了我和我的孩子。在孩子幼小的心中，爷爷虽然住在部长楼里，却是一位普通人。
       父亲从未凭借他的身份帮过儿子什么忙，但为那些他认为需要帮助的人，他常常是不遗余力的。父亲待人的“规矩”是，视其是否需要帮助、应该帮助，而不论高下贫富亲疏远近。
       我还要感激父亲的是，他给我一个榜样：清白做人，认真做事；办报就是要多想读者，让他们喜欢看。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报人。
       我和父亲接触最多、讲话最多的日子，是“文革”中帮父亲写过关检查的那几个月。“文革”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这场“浩劫”，我们每个人都有应负之责。因为一切都是在神圣的名义下进行的；许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曾害人甚至误国。这就是“十年浩劫”的悲剧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防止这场悲剧重演的关键在于使大多数人认识到自己对于造成悲剧所应负之责。
       我感到，父亲直到离开人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在去世的前两三天，父亲忽然变得异常清醒和激动。在夜深人静时，他对我说：“我是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一定要实现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即使是四个现代化，恐怕也不是一代二代人就能实现的。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犯有很多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我犯有严重的错误……”从父亲临终前的遗言中，我看到了一个正直的、诚实的、至死追求真理的伟大的灵魂。
       无可讳言，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父亲是诚心诚意拥护的，他天真地希望，通过这场“革命”的烈火，真的能够“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使自己变得更纯粹，把中国推向前进。在父亲“垮台”前，我曾经“怨恨”过他。因为，他不曾像有的“高干”那样，给子女以指点，或者以自己的“权势”，使其更方便地“革命”，或者以自己的“灵通”，使其及早抽身。在父亲头脑中，确确实实没有那些“封妻荫子”的封建意识。正因为如此，他不可能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同流合污。动乱初起，他不过真心“革命”了二三个月，便被打成了“反革命”!
       无数的革命者被打成“反革命”，无数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者，竟然还去承认、认识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父亲至死都以此为深耻——一位当了二三十年报纸总编辑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竟然答应我——对他的政治思想和经历几乎一无所知，刚刚涉世的青年为他写“检查”，关涉他的信仰、人格和政治生命的“检查”。
       往事不堪回首。我必须说，对于父亲的“检查”，我是有责任的。记得开始时，我仅仅是替父亲抄他写的检查，后来，我看父亲实在写不下去，更觉得那样检查也实在过不了关，就想替他代笔。我自然想写得让他过得了关。可想而知，我所依凭的无非是“造反派”的一套。记得当我用那样的逻辑推论他思想的来龙去脉，“帮助”他承认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时，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在沉默之后，大发雷霆，表示不再写下去。可是，最后，父亲还是“写”下去了。我是主张父亲无论如何要写下去的，最大理由是，父亲不为自己，也该为自己的儿女想想!父亲是否是因此“屈服”的，我不能妄加揣测。但是，我从父亲后来的态度中感知，他厌恶那种只知为家的自私，憎恨那种不能保持操守的怯懦。
       我对不起父亲。为了自己的利害得失，我在父亲最困难之际，非但没有给他为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抗争以支持，反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进步最具破坏力的说辞给了父亲致命的一击。对于我“逼迫”他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父亲至死也没有原谅我，我更不能原谅自己给父亲造成的莫大伤害。同样，他也无法原谅自己，认为这是人格的丧失，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这件事像一座大山横亘在我们父子的心上。父亲晚年多次长时间住院，大部分夜晚，我都陪伴在旁，多少次我都有搬开这大山，重新沟通父子之情的愿望和表示，或许父亲也是如此。但直到父亲去世，我们都没能做到。我深深地感到，父亲的灵魂所受的伤害那么深重，永难愈合。这也是我心中永远滴血的伤口，让我永远无法忘记这些黑暗和耻辱，而去努力争取内心和世间的光明。
       我感到，父亲在“文革”之后，内心深处有一种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可惜，“文革”损毁了他的身体，他无力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在他临终前半年，适逢举行《晋绥日报》纪念活动，请他写文章。父亲作为《晋绥日报》的负责人，作为当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在场者，却难以下笔。及至请原来报社的老同志代笔成文后，他又不同意。其原因，我问过父亲，他没有正面回答，但那意思是清楚的：不对自己的思想给以重新的反省，不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给以重新的认识，就不能对《晋绥日报》的历史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然而，父亲已经没有精力和时间来完成他的反思了，这也是父亲最痛苦的事，他就是带着诸般痛苦遗憾离开人世的。
       父亲，现在我对您讲：我决心做您打算做，而未能做完的事：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为中国今后的进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相信，这就是您希望于我的。我当尽力做下去。
       安息吧，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