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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时不昙花。”这是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写袁克文的一首诗。袁克文收书，颇有豪气，宋本不论价格，坊贾趋之；然袁世凯败后，藏书随即星散大半，为李赞侯、潘明训所得。十多年前读伦明“藏书纪事诗”，现在能记住的也就这一首。不多的文字背后有跌宕的波澜，书之聚散如此迅速，确实有些让人惊心动魄。后来又看到一些藏书家的印记，如郁松年的“曾在上海郁泰峰家”，赵宗建的“曾在旧山楼”，毛晋的“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毛氏藏书子孙永宝”、“毛氏图史子孙永保之”，孙庆曾的“得者宝之”，崇恩的“语龄所藏初印精本，得者宝之，庶传久远”等等，觉得古人对藏书的永久性保存已有疑意，遂寄希望于神灵之呵护，或训诫子孙以求持守。书之收藏只能限于一时，诸多瓦解力量，非一己一家所能左右。当我们回视近代以来私家藏书的聚聚散散而最终又百川归海的史实时，不由得感叹变化之剧烈，同时也有如释重负的喜悦，还有一些空落，就像面对颗粒归仓后那空阔的田野，一种繁盛的景观消失了。
       像黄裳来燕榭那样有规模有特色的藏书楼，在今日已是稀如星凤，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时代已结束。书去楼空，那些曾经为人注目的藏书楼境况如何?一位爱书人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自1997年以来数十次寻访散布在各地的藏书楼，然后将寻访经历写成十篇颇有篇幅的“藏书访古日记”，汇聚成《书楼寻踪》。略加统计，所访绝大多数为私家藏书楼，依书中次序，其中浙江之行访得13家，常熟9家，扬州3家，镇江1家，苏州37家，宁波14家，南京4家，湖南7家，广东11家，山东10家，共109家。这是一份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绘制而成的藏书楼地图，每一藏书楼都有一张照片和一段类似小传的文字，从那些藏书楼斑驳的影像和访古者略有沧桑感的文字中，让人感到藏书楼能存留至今日，似真有“神物呵护”。这一百零九家藏书楼大部分已失原来的形制规模，而眼下的“残存”者有一部分还是前途未卜，以下的排列或许可以略现私家藏书楼的艰难处境。
       遭日寇炮火摧残者 六家
       近二十年被拆而部分存留者
       十家
       近二十年被全拆者
       十二家
       近二十年被拆而移建或拟移建者 二家
       近二十年被改建或重新装修者 四家
       被改为商用、工厂、宿舍及单位办公用房者
       十一家
       藏书楼的处境笔者亦曾目睹，去年深秋到常熟菰里镇看铁琴铜剑楼，楼里没有藏书，楼阁经日寇战火的摧毁及“文革”浩劫，只残存一角，大门被杂货店和熟食店掩映，书香荡然无存。“南瞿(铁琴铜剑楼)北杨(海源阁)”，赫赫有名的铁琴铜剑楼如此，私家藏书楼的整体境况也可想而知。《书楼寻踪》乃一己访古之所得，其他在访古者视野之外的藏书楼又如何呢?
       1932年-1933年吴晗发表了《两浙藏书家史略》和《江苏藏书家史略》，两文以搜辑藏书家史实为主，前文考得浙江历代藏书家399家，以地计，杭县105家，海宁38家，鄞县、绍兴各27家，吴兴27家，海盐20家；以时代计，元代15家，明代80家，清代267家。后文考得江苏藏书家490家，虽未以时地统计，然大致情况应与浙江类似，即藏书家多集中于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并且清代藏书家数量数倍于前代。将吴晗关于江浙藏书家的文字记录与《书楼寻踪》中的影像记录作一对比，今昔变化之迹显然。吴晗“探源溯流、钩微掘隐”作此辑考，其旨趣在“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迁，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江浙藏书家史略》第119页)《书楼寻踪》考察的方法和范围虽与吴晗不同，但与吴晗著作之意多有近似之处，特别是对近百年来私家藏书楼的命运，颇多具体之展现。吴晗在《两浙藏书家史略》序言中指出私人藏书之衰落在于其自私、保管之不当以及一般民众之无识。“晚近欧风东渐，各城市渐有图书馆之设，采集古今载籍，付之公开阅览，其用意至美至善。且其建筑大多先事预防，尽力于火灾及潮湿致腐之设备。其规模组织率较私人为宏大，其管理编列较私人为精密。两者相律，私人藏书在将来之必归淘汰也无疑。”(同前，第2页)公共图书馆之兴起，对私家藏书楼冲击颇大；但此并非私家藏书楼衰落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制度在近代以来的剧烈变革。
       “水火兵虫”被古人认为是书的“四厄”，其实也是藏书楼的“四厄”，但相较社会制度变革而言，它们对藏书楼的影响则要逊色许多。近百余年来，众多延续百余年的藏书楼瓦解终结，一些新兴的藏书家不断涌现，但数十年间又沉寂下去。以著名的天一阁为例，将光绪十五年(1889)薛福成所刻《天一阁见存书目》和1940年冯贞群编印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以及黄裳在1964年编撰的《天一阁被劫书目》比照，可见藏书在乱世流失的速度，譬如民国初年阁中藏书就被巨盗薛某窃去一千余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指出“阁中集中集部书，无论宋元明，损失最多。即明季杂史一项，所失亦不在少。登科录和地方志，去了约一百余部。辗转由上海几个旧书店，陆续售归南方藏书家。”被瓦解的私家藏书流向何处?有相当一部分是为经营实业和创办银行的藏书家所得。实业家和银行家群体的兴起，正是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结果，此中突出者有经营盐业的严遨、严谷声之贲园书库，经营地产与矿业的卢靖卢弼兄弟之知止楼，经营纺织业、银行业的陶湘之涉园，经营盐业的张钧衡之适园和王绶珊之九峰旧庐，经营银行业的叶景葵之卷庵、刘体智之远碧楼、蒋抑卮之凡将堂和陈澄中之荀斋，经营蚕丝业的蒋汝藻之密韵楼和刘承干之嘉业堂，经营化工业的周叔嫂之自庄严堪等等。伦明尝言：“往日藏书之事多属官僚，今则移之商家。官僚中虽不乏有力者，而忙于钻营征逐，无暇及此，亦可以觇风气之变迁也。”
       随着现代文化体系的形成，特别是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大学或一些学术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也成为新兴的藏书家，虽然他们收书之气魄不能与实业家银行业家藏书家相比，但他们的藏书精要实用，自具特色，如梁启超、朱希祖、邓之诚、吴梅、马廉、汪辟疆、陈垣、黄侃、胡小石等等。书商在此动荡年代相当活跃，他们奔走于新旧藏书楼之间，伦明以为他们的作用在于“百数十年之积累，尽于一旦；万数千里之输运，集于一隅”，所搜之地，由近及远，“各省域中，先通都大邑，次穷乡僻壤，远者岁一往返，近者岁三四往返。”1940年4月29日，以“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为国立中央图书馆购书的郑振铎致函张咏霓：“闻平贾辈近数日皆群趋至苏州，盖以苏州许博明及吴瞿庵二家留苏之书均将出售也。嘉业堂及张芹伯二处必须尽快设法。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存死亡关头也。”此语一方面可见书商之功夫，另一方面则显示私家藏书瓦解状况之一斑。据黄裳藏书题跋集《前尘梦影新录》统计，汉学书店郭石麒至少为黄裳提供书六十八种，传薪书店徐绍樵为之提供书至少有四十四种，而郭石麒书多有山阴祁氏及九峰旧庐藏书。典籍大规模的聚散，新旧藏书楼的起落，使得作为重要学术资源的典籍得到
       重新配置，尤其是对于执教于大学的学者而言，他们因此能利用以往难得的典籍或新出现的材料进行学术研究，如胡适、马廉、顾颉刚、吴梅等即是。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买书的记录相当多，而且开始收集甲骨文献和金石文献，他和南京上海的书店往来频繁，这些在《黄侃日记》中历历可见，假设他年寿再长二十岁，凭此文献积累及其读书之勤苦，学问当能人新境界。
       清人朱稻孙有《曝书》诗云：“秘阁心劳久，沙陧手泽传。一经余旧业，七录此重编。(先文恪赐书，兵后尽失，大父于甲申乙酉间，复为搜辑)简蚀神仙字，签题甲乙年。三冬期尽读，忍废《蓼莪》篇。”朱稻孙是朱彝尊之孙，朱彝尊潜采堂之藏书晚年多有散佚，经其子朱文盎之搜集，再传至朱稻孙之六峰阁。阁中藏书，多有先人手泽，旧业不坠，当奋力发扬，此所谓“诗书继世长”。《蓼莪》乃《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何以报之，故有“三冬期尽读”之语，以读书传家学。藏书或藏书楼在传统社会的存在，一般而言，是“耕读传家”的重要保证；再进一步，则可以此为基础，搏取科名，经世济民。文人学者多藏书或多为藏书家，藏书家中又多文化世家，亦可见藏书之用。然而当藏书楼逐渐失去它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时，当科举废除、读书与人仕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时，藏书楼之处境便岌岌可危。现代教育与谋生技能紧密钩联，使得课程体系中关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只占相当有限的一部分，很少有人再以毕生精力来研习典籍，现代教育的垄断已使家学之传承走人绝境，“耕读传家”式的宁静被打破，人与典籍的关系也开始疏远。安徽建德周氏家族自周馥于同光年间崛起以来，人才辈出，然于民国之后，作为一族之长的周学熙(止庵)常有如履薄冰之感，他的诗集中常有“遗经恐坠先人训”，“毕竟诗书能继世，区区衣钵付儿孙”，“他日风云当际会，诗书努力继家声”之类的诗句，为继书香守家风，他于1925年在天津建立家族性的师古堂藏书楼，占地二十余亩，略具园林之胜，并撰规约，颁示群从子弟；1926年又立师古堂刻书局，刻书以备家塾之用；1938年举行师古堂讲课，集群从弟子于一堂，讲授孝经及性理古文等书。家族式的竭力维持在时代洪流面前势单力薄，周家子弟，如周一良、周珏良、周煦良、周震良这一辈，大多在大学中完成学业，所习之专业已不限于传统的文史之学，习科学者大有人在，“诗书努力继家声”已被赋予新的涵意。藏书家周叔弢晚年传所藏之典籍与子辈，也仅挑选一两种有特别意义的古书，此种传授只是一种精神象征，或者说有仪式意义，真正的家学已无法再传衍。私家藏书或藏书楼的消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极为明显，私有财产的非法化，使得私家藏书无立锥之地，它们再一次被强力汇集到各大图书馆。私人空间的萎缩，也使得家学没有传承的余地，学术资源和学术研究集中到大城市，而且还是少数人所留意之事，整个的学术格局被改变，大城市之外，几无学术或文学可言。汇集似是必然之事，但已造成了文化上的失衡，此种失衡即使在网络时代也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百川归海，我们在面对海的汪洋时，往往容易忘记那些汇注的溪流。今天的各大图书馆的藏书，均有私家藏书楼的汇集之功，以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六大图书馆为例，即可证示这一点。
       国家图书馆：有徐乃昌、姚觐元、瞿济苍、傅忠谟、周叔弢、翁之熹、刘少山、邢之襄、赵世暹、吴南青、赵元方、丁惠康、潘宗周诸家藏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马幼渔、郭则坛、马廉、李盛铎、胡适诸家藏书；
       上海图书馆：有刘晦之、姚石子、封文权、柳亚子、高吹万诸家藏书；
       复旦大学图书馆：有李国松、丁福保、刘承干、王欣夫、刘大杰、赵景深诸家藏书；
       南京图书馆：有刘世珩、邓邦述、刘承干、邓实、陶湘、张均衡、陈群、顾鹤逸诸家藏书；
       南京大学图书馆：有陈钟凡、胡小石、罗根泽、缪凤林、倪则埙、欧阳翥、钟泰诸家藏书。
       正是由于藏书家节衣缩食倾囊购书，并尽心保护和刊刻传播，才使得古代的典籍历经劫难而犹能保持荣光。作为典籍庇护所的私家藏书楼，它们曾经是一种文化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它们虽然不再担负收藏之责(天一阁除外)，但它们的形制规模，它们所潜附的精神涵义，已实实在在地融于我们的历史记忆，给它们留出一个生存的空间，也就是保护我们的记忆，从而让我们多一种机缘来体味“耕读传家”、“子孙永宝”的涵意。
       (《书楼寻踪》，韦力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潘美月、沈津编著，台北“国立编译馆”2002年版；《中国藏书通史》，傅璇琮、谢灼华主编，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